軍事在國防中占據什麽地位？
古往今來，軍事在國防中壹直占據著主體地位。雖然邊疆的安定有賴於各種手段和措施的綜合運用，邊疆經營也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問題，但是，軍事毫無疑問是從事邊疆經營的強大後盾，並且是邊疆經營戰略得以實施的必要手段，比如，邊疆的開拓離不開軍事攻伐作先導，邊疆的安寧和鞏固離不開軍事上的防禦為依托。因此，在邊疆經營中制定和實施高明的軍事戰略就成為壹個事關國家統壹與穩定的重大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有有了明確的軍事戰略，才能對邊疆軍事鬥爭全局進行系統籌劃，為國家邊疆經營中的軍事政策和軍事活動提供依據，並指導邊疆經營中軍事力量的建設和使用。而基於地緣條件、經濟結構和政治追求等因素，歷代中原王朝在邊疆經營無不奉行防禦戰略，而且重北輕南，陸主海從。
前文曾經指出，地理環境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歷史進程和發展特點，也決定了軍事戰略上的選擇。
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遊牧民族的關系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國家關系，而是壹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邊疆民族與內地在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客觀存在差別，導致軍事沖突在所難免。中原王朝如果不能對遊牧民族南下構成的致命威脅進行有效反擊或者抵抗，就會動搖大—統的政治秩序，甚至於危及中原政權的生存。所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襲擾，解除邊疆上的安全威脅，將遊牧民族納入大壹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壹統帝國的主要責任。
既然主要威脅是境內北方的遊牧民族南下的襲擾，沖突主要在陸地上進行，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的國防重點始終以北為主，重視陸權，其戰略重點是保護中原這壹核心區域，即華北平原、黃河中下遊、長江流域的農業區。同時，中國以農立國，中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高於周邊地區，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又缺乏向海外拓展的經濟動因。海疆方面，以大海為天然邊疆，“四海”為天下的邊界。只是到了明朝，由於倭寇和西方殖民勢力的東漸，才出現海防的問題，但這—因素在鴉片戰爭前並未構成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脅，因而海疆也壹直未被作為傳統邊疆經營的重點。
就防禦北方遊牧民族而言，中原王朝又有著先天的困難。從經濟地理和民族地理的角度看，奠基於單壹農業經濟結構的歷代中原王朝，大多缺少馬匹，中原軍隊只能以步兵為主體，無法在大漠草原和林海雪原深處與遊牧狩獵民族的騎兵長期周旋，即使像漢、唐那樣組織大軍遠程奔襲，消滅對方有生力量，也無法長期駐留，鞏固戰果。馬匹的缺乏還使中原王朝在作戰方式上受到諸多限制，戰術上遠遜於遊牧民族。因為以步兵為主體的中原王朝軍隊，只有依靠密集的隊形才能抵禦騎兵的沖擊，步兵缺乏機動能力又不得不處處設防，故需要龐大的常備軍，這就給國家帶來沈重的負擔，使歷代統治者始終為數量龐大的常備軍和國家有限的經濟負擔能力的矛盾所困擾。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勒尼·格魯塞就指出：“在這整個時代裏，雖然在物質文明方面遊牧人是很落後的，但他們在軍事上保持著壹種先進的、極大的優勢。他們是騎射手。他們用優良的射手組成了壹種非常靈活的騎兵隊。這種專門‘武器’使他們在定居人民面前保持著壹種優越性，猶如在近代歐洲有炮兵部隊來保證它對其余世界的優越性。……騎射手是忽然地出現、射擊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紀是壹種不直接的射擊。在那個時代裏，它的效力和玻壞性幾乎相等於我們今天的炮隊的射擊。
面對周邊遊牧民族的襲擾，歷代封建王朝幾乎毫無例外地奉行防禦性的戰略，將長治久安作為國防建設的根本目標，主張牢固樹立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思想，在平時就要加強國防建設，把備邊、安邊、興邊作為國之大事，切切實實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以適應戰爭突然發起的情況。在安全目標上，首先保證京師和帝國中心地帶的安全，心有余力方大舉征討，但也必須適可而止。同時，在兵力部署上居重馭輕，內重外輕，在地方和邊疆都部署壹定的兵力，原則是把主力精銳部署於京畿王朝統治的中心，造成中央對邊疆居重馭輕的戰略態勢，以隨時應付邊疆危機。此外，還要采取鎮撫與開發並重的措施，以孤立和消弱來自北方的威脅。
與對陸疆的開發和保衛相比，歷代王朝對於開發和保衛海疆則缺乏熱情。盡管中國古代航海事業長期處於世界前列，唐、宋、明三代還壹度在造船業和航海業方面進入高潮，但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歷代王朝重視的壹直是北部邊疆的防禦，從未將海疆納入治邊戰略的範疇。
此外，在邊疆軍事戰略方面，因為種種原因，歷代王朝有著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之分，如漢、唐、清就曾憑著強大的國力，深入大漠，窮追猛趕，而宋、明兩朝則固守防禦。但不管是推行積極防禦還是消極防禦的國防戰略，重北輕南，陸主海從都是中原王朝基於當時的地緣環境的安全需要不得不做出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