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的新聞趣事 10條
貝淡寧曾經玩笑性地探問班上那位旁聽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黨校講課？旁聽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沒過多久，這位旁聽生便向他發出了邀請。
“我很疑惑，壹個外國政治學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國***產黨的最高學府講課嗎？”貝淡寧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聽生壹本正經地回答，“中央黨校正在修改過去的政策。只要經過副校長批準，老外現在可以到中央黨校講課。”
不過在講什麽的問題上雙方壹時都有點犯躊躇。還是旁聽生機靈，他張口便說：“妳可以講講怎樣提高英語水平嘛。”
貝淡寧笑了。“我對此壹無所知呀！妳知道我從小說英語，這對中國學生有什麽借鑒意義呢？”
旁聽生為他鼓勁：“別推辭了，妳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講的。說定了，我明天來接妳。”
無論對貝淡寧還是對中央黨校來說，這都是壹次陌生的體驗：貝淡寧對校園和學校的歷史感興趣。他遇到幾個說藏語的女孩，並吃驚地得知她們未來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級幹部；而當他在學生食堂排隊時，學生們看著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講的題目當然不是貝淡寧熟悉的政治哲學，而是如何學習英語。“我講的其實是我學習漢語的經驗”。貝淡寧眼睛裏閃過壹絲笑容，有點像小孩子般得意。有個女孩子問他如何盡快提高英語水平？他當即告訴臺下，妳們可以找個說英語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認識我太太後，開始學習中文的，她給了我很多幫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問的女孩子，當時她的男友其實就坐在她身邊。”
有學生問，在英語學習方面，是應該聽BBC還是VOA？貝淡寧回答：VOA是美國政府的宣傳工具，因此聽BBC可能更好些。臺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來，“沒想到，壹個老外居然也會這麽說話。”
據中央黨校的學生回憶，那天的氣氛“相當幽默”。有人順帶還提問了有關社群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除了校門口有警衛站崗，我們和別的學校也沒什麽區別。”中央黨校的壹位學生說，“其實我們的課堂討論相當活躍，學生們興趣廣泛，閱讀英文書籍。可能只有在貝淡寧教授的眼睛裏，中央黨校還籠罩著壹種神秘的色彩吧。或許這也是他總把來中央黨校做講座當作壹件光榮的事到處講的原因。”
事實上，彼此間的確存在著某種隔膜：當貝淡寧聽說中央黨校有教授閱讀過他的《東方遭遇西方》壹書時，他當時表現得很吃驚。
演講結束後，還有幾個女生留下來繼續討論。有個學生打趣地問他，是否應當出國找個說英語的男人以後就不再回來了。貝淡寧當即回答：“找個說英語的男人容易，然後帶他壹起回到中國來，就像我的情況壹樣。”
在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
“黃昏起飛的貓頭鷹”
“壹說政治，我的腦子裏馬上會聯想到小學、中學，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記的教條。怎麽清華現在請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們過去學的政治有什麽異同？”其實，清華自動化系學生小孔的疑問，也是大多數人聽到“老外在清華教政治”時都會生出的疑問。
而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萬俊人教授看來，這絲毫沒有什麽奇怪的。聘請外籍教師是清華實施“國際壹流大學”計劃中的重要舉措之壹，文科學科群中，經濟學、管理科學等多年以前就開始聘請外籍知名教授了。
國內外許多學者常常將42歲的貝淡寧與哈佛大學聲名卓著的另壹位87歲高齡的丹尼爾·貝爾搞混淆。為了不造成更大誤會，貝淡寧恢復使用自己的中間名丹尼爾·A·貝爾。雖然在當代國際學術界，清華的貝爾尚無法與哈佛的貝爾比肩，但也正是這個貝淡寧，被西方學界公認為“社群主義(壹譯‘當代***同體主義’)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畢業後，貝淡寧在牛津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他的著作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國際壹流大學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東方遭遇西方》早幾年已被翻譯成中文、日文等多國文字。
萬俊人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是現當代西方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便註意到貝淡寧的研究成果。其後，他們通過國際學術會議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結識的西方學界學者朋友很多，為什麽聘請他呢？”萬俊人教授自問自答，“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是我們選擇優先發展的哲學重點學科。而貝先生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和儒家倫理非常重視，並有獨特研究。他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職意向、時間安排都是原因。在我們聘請貝先生的同時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談。他之所以最終決定接受我們的聘請，也與他本人對我們這個學術群體的認可有很大關系。貝先生的加入，毫無疑問，對於清華哲學系優先發展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這壹發展戰略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和影響。”
對於清華大學聘請外籍哲學教師講授政治哲學壹事的眾多疑惑，萬俊人教授解釋道：“如果妳了解哲學學科的知識體系和歷史沿革，如果妳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有較深的理解，妳就會理解我們為什麽聘請貝先生了。哲學作為壹門智慧之學，在西方世界壹直被看作是壹門最重要的人文學知識門類。任何壹所像樣的大學都擁有其健全的哲學學科或哲學系。倫理學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壹哲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壹直被看作是哲學這只‘黃昏起飛的貓頭鷹’(黑格爾語)的兩翼，是哲學關註生活世界和現實問題的兩只眼睛。國際上壹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學系都把重心放在這兩個方向上。哈佛大學哲學系現有教師16人，半數以上是從事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教研工作的。這也是‘哈佛哲學’能夠成為‘美國哲學’的代名詞並構成‘美國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緣由之所在。”
萬俊人教授認為：貝淡寧先生關於社會文化***同體的倫理學研究和課程，關於國際戰爭的政治研究和課程，以及他對現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課程，都為清華哲學系的師生提供了獨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識鏡像。
“政治哲學不等於政治活動本身，”萬俊人教授特別強調，“我不認為在中國研究政治哲學有什麽學術以外的困難和限制。相反，我認為，當今中國學界和教育界不僅為包括政治哲學在內的各種學術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而且我們的改革實踐和經驗教訓也為我們從事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研究提供了獨特而豐厚的實踐資源和理論動力。”
他說：“改革開放20多年了，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閉的國度。我可以負責地說，我們不會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學教育。相反，我們壹直在努力探索和尋求壹種既合乎國際慣例，又切合中國高校實際的教學科研管理模式。據我所知，清華從來沒有搞過什麽教案審查之類的東西，無論是對外籍教師，還是本土教師，都是如此。”
“我還可以告訴妳”，萬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這些年我多次訪問過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同行和名家，他們不僅都知道貝淡寧其人其書，而且對於清華大學能夠聘請到他正式執教感到吃驚。妳應該可以想象，我作為他的中國同事的喜悅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變得越來越“中國”
很多人問貝淡寧的第壹個問題是，妳用什麽語言上課？
他說，希望是中文，但實際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壹堂課，有將近100個學生來，第二次來的人不到20個，我有點沮喪。後來我聽說很多人來上我的課是希望鍛煉英語，發現聽不懂之後，就不來了。”
隨著貝淡寧漢語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課比例在加大。他也開始接受漢語提問，因為他能聽懂大部分內容。但如果提問者有濃重的地方口音，或者問題很長而且和教學內容關系不緊密，他就得要求重復問題。
學生劉文嘉介紹：“貝老師的古代漢語水平相當不錯，比很多高中生都強。什麽使動、意動，他全都知道，還能背誦許多古文名篇。”在過去兩年中，她每周拿出兩個小時幫助貝淡寧學習古漢語。“去年已經讀完了《中庸》，現在正在讀《孟子》”。
劉文嘉評價貝淡寧是個“認真的學生”，每次課前，他都會做預習，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寫好英文註解。“他會提很多問題，有的是我們根本不會想到的”。
《孟子·公孫醜下》記載了齊宣王要召見孟子，孟子覺得他不敬堯舜之道，托病不見。貝淡寧讀到這裏，反復問劉文嘉，“妳確定孟子真的沒有生病嗎？我說我確定。他又問，孟子沒病，不是欺騙齊宣王和他的弟子嗎？我解釋說，中國人認為善有大小之分，為了大善，可以拋棄小善。但他認為孟子撒謊，對聖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響的。我想那大概與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關。”
“古漢語裏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時只是為文字通達，如果硬要追究每壹個字的確切含義，反而不得其要。有時，我會告訴他，中國的哲學很多是文學化的表達，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對文本壹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適。”
在貝淡寧的意識裏，劉文嘉為他輔導古文，理應得到報酬，但劉文嘉卻婉言謝絕了。“這是另外壹種文化差異：中國人講究尊師重道，為老師做壹些事，是表達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報酬。而西方人則把學術和經濟分得很清楚。”劉文嘉說。
“老師後來用比較中國式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請我吃飯。”劉文嘉笑道。為了更公平壹些，貝淡寧還想出個好主意：教她讀英文翻譯的《中庸》。很快他們就發現，外國人的翻譯存在著很多誤解。比如，中國的“誠”，翻譯過去成了“創造性的”。“貝老師當然也會贊同我們的觀點。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們閱讀的翻譯過來的西方哲學，也會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
連夫人宋冰也承認，貝淡寧這兩年正變得越來越“中國”。他和嶽母壹家住在壹起，比很多傳統的中國家庭相處得更融洽。有學生誇他長得帥，他不會像西方人那樣，輕松聳聳肩，笑著說“Thankyou”，而是害羞地低下頭，低聲道：“哪裏，哪裏。”
最初，當貝淡寧看到學生復印英文教材時會十分震驚。在他看來，這是公然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國學生每個月只有大約50美元左右的生活費用，根本買不起原版書，倘若復印，壹本書只需要幾美元就夠了。明白這些後，貝淡寧幹脆把自己的書拿出來，借給學生們復印。
他現在已習慣稱呼同行為“老師”，而不像西方學者那樣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樣的方式，“把對方撕成碎片”。他會像中國同行壹樣，在對方發言結束後委婉地“補充幾句”，其實是在批評對方的觀點，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在中國居住了幾年後，貝淡寧回加拿大探親，臨別時母親把他送到門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為什麽妳不送我去機場？”原來，他早已習慣了中國人在機場、車站送別的方式。只有從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這樣的生活細節上，別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
“中國的教師，尤其是名牌大學的教授，社會地位很高，‘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厭惡，好像早已成了陳年往事。這就是變化！”貝淡寧希望看到中國社會更多的變化，所以他計劃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華附近開壹家安靜的小餐館，“得是那種既能看書、討論學術，又能和朋友壹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貝淡寧津津有味地暢想著，“就像我的博士論文，不是中規中矩的論文格式，而是兩個人在巴黎的咖啡館裏，吃著酸菜燉豬肉，討論著社群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