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有件“辱母殺人案”，看皇帝怎麽判
這戶人家的後人，並不是普通人，他們有個兒子叫王佐，是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戊辰科狀元。王佐是個有氣節的人，中狀元後，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未及赴任，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當時秦檜專權，其子秦熺為提舉秘書，眾人紛紛趨附，唯獨王佐未嘗妄交壹語，以至忤怒秦熺，被外放。秦檜死後，王佐為秘書郎，領右司郎，後經張浚薦舉，任職中書門下省。
王佐有個弟弟，叫王公袞。這個王公袞也不是壹般人物，從小就對刑偵感興趣，也練就壹雙金金火眼，剛剛被提名為烏江縣縣尉（相當於縣警局警長），正待在家裏聽候通知準備赴任。發現母親的墳墓被盜挖，十分憤怒。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掘人墳墓、戮人屍骸，是對人最嚴重的羞辱，盜墓賊這樣做，無疑是對王氏兄弟母親的最大侮辱。
憤怒歸憤怒，王公袞選擇了報案，但是官府卻遲遲破了不案，王公袞這才親自外出防查，果然讓他查出發掘母親墳墓的人，是本村無賴嵇泗德。那個嵇泗德，也是壹個盜墓的慣犯，“掘冢至十數”，曾因掘墓事敗而被官府逮住過，卻未知何故，又給放了出來，繼續偷偷幹著盜墓的勾當。
王公袞訪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將他抓住，押送到紹興府治罪。按照《宋刑統》，“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犯下盜掘他人墳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還打開棺槨，屬於侮辱屍體，罪至絞刑。嵇泗德掘墓開棺，曝人屍骸，顯然已經觸犯了死罪。
然而，令王家難以接受的是，紹興府的法庭只是給嵇泗德判了輕刑。王公袞是個血性漢子，母親受辱，不能就此便宜了賊人。因為和監獄的看守相熟，他專門備上酒菜，將壹幫看守灌醉，然後手持利刃，混入監牢，親自將嵇泗德宰了，並割下嵇泗德的腦袋，官府投案自首。
依大宋律法，故意殺人，當判死刑。但，宋朝刑法又規定：“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請令今後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時又立法補充：“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並坐情理可憫奏裁”。宋朝政府也是將血親復仇跟壹般殺傷罪區別開來。據此法意，“刺死辱母者”顯然屬於“情理可憫”的行為，對這壹刑案，地方政府無權作出終審判決，便報請朝廷。
王佐得知弟弟殺了人，入了獄，也趕緊設法相營救——他將自己的官告交還皇帝，說願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職來替弟弟贖罪。
宋高宗對此案也非常重視，專門派員組成合議庭，對王公袞故意殺人案進行審理。
合議庭提出的判決議是：“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王公袞刺死辱母者，應判無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贖罪之請，請朝廷駁回；依法追究紹興府法院司法官員“故縱失刑”的法律責任。）
宋高宗接到報告後，當即批示：“給舍議是。”命王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王公袞不用負刑事責任，只是他畢竟殺了人，所以還是受到“降壹官”的行政處分，從正科級降為副科級，擇日赴任。
即使是這樣的判決，後世學者還在為王家兄弟鳴不平。如明代學者丘濬還在《大學衍義補》中說：“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袞壹官，豈所以為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