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重慶消防隊
文/龐國義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被迫西遷至渝，繼續堅持全民抗戰。為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打擊抗戰中樞目標，日寇對重慶實施長期的戰略轟炸。面對法西斯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重慶消防隊員們利用簡陋的消防設備，用血肉之軀築成壹道新的長城，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壹曲不屈不撓的消防壯歌，鑄就了壹座永恒的歷史豐碑！
據《重慶防空誌》不完全統計，在5年半時間裏，日寇飛機轟炸重慶203次，出動飛機9166架次，投彈17812枚，給山城軍民及房屋財產帶來巨大損失。
由於國力軍力所限，重慶的積極防空能力(空中攔截)也極其有限，難以有效阻止日機對戰時首都的轟炸，於是消極防空（空襲後救災）就上升為極為顯著的位置。為抗擊日寇飛機對重慶進行的壹系列“地毯式轟炸”、“無區別轟炸”、“疲勞轟炸”、“月光轟炸”，重慶市建立了壹支8000余人的消防隊伍，成員由消防警察和義勇消防人員組成。義勇消防隊員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誌願者”，他們平時是生意人、是公司小職員、是力夫、是大學生，壹旦發生火情，他們就冒著生命危險，時時刻刻戰鬥在滅火搶險第壹線。
七十多年前，即上個世紀30年代，重慶全部消防設備只有2架18米（60英尺）的升降梯和六七輛老式消防車，此外就是扯梯、沙鏟、撩鉤、斧頭、水桶之類，要完成滅火任務只能是杯水車薪，捉襟見肘，消防救火工作主要依靠人力。
為了彌補消防器材的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輕便的“洋龍”。這是壹種人工手搖式簡易機械滅火器，將水裝入水箱，人力抽動水槍射出。在投入使用時，但是山城坡陡街巷崎嶇狹窄，靠輪子轉動的“洋龍”無法推著爬坡上坎，只有將火龍的輪子去掉，請“洋龍”坐上滑竿，由隊員擡著奔赴火場。以免因行動遲緩耽誤了滅火時機。
除了噴射水源，另外就普遍采用投擲沙包滅火。1940年8月20日，蔣介石親筆書寫了壹條“消防手令”：“如救火徒恃水量恐不濟事，應設法多備沙包……此種沙包應分備堆置於市內重要地點，在尚未被炸區域內分幾個單位，如東西南北中各個單位堆儲…… ?但沙包小數無濟於事，必竭力設法，由市政府及各機關甚至到外縣多方收買，多費幾錢不妨也。”這壹紙當時最高軍政長官的手令足以見證當年重慶消防設備的尷尬。
由於自來水也經常被炸斷，市民百姓眾誌成城，主動援助，實行人海戰術，自發而熟練地用臉盆、水桶、沙袋組成壹條條水龍沙龍進行撲救，有效地控制火焰蔓延。
經過無數次錘煉，重慶消防的滅火技能進壹步提高，除抗戰初期的大火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余大多數火災都能很快撲滅，使受災損失降低到最小限度，為抗擊日寇對重慶無休止的大轟炸，維護戰時首都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
那年月重慶的建築多為木質結構，日機轟炸時每次都投下大量的燒夷彈，使繁華市區變成壹片火海，日本強盜企圖以炸彈和火魔，摧毀重慶人民的抗戰意誌。盡管烈火肆虐，吞噬街市，余燼熱浪，煎灼烤炙，抗戰軍民撲滅大火的意誌始終堅如鋼鐵。在搶險救災中，他們奔走於彈雨之下，馳騁於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難。每次日機襲渝，投彈甫畢，哪裏出現火情，消防隊員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哪裏。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消防工作，直到大火撲滅為止，使人民災害賴以減少，後方元氣多所保全。
1940年4月，宋慶齡剛住在兩路口新村的黃園安頓下來。傍晚即遭受日機空襲，炮彈命中了她房屋左側的木房，霎時間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火頭憑借風勢向宋慶齡居住的房屋蔓延，周圍皆是夾壁墻，見火就著，烈焰熊熊，無情地吞噬著街道邊的幢幢房屋，任憑義勇消防隊用水龍拼命噴射水柱，火勢仍不衰減。消防隊員們只得狠心拆除了鄰近的兩幢木屋，確保了宋慶齡住房安然無恙。使她第二天如期趕到國際廣播電臺，與宋靄齡、宋美齡壹道，同臺對外廣播，用華語和英語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狂轟濫炸重慶的滔天罪行。
新聞界對於敵機轟炸後慘絕人寰的景象和我軍民的反轟炸鬥爭作了全面及時的報道，1940年6月13日重慶《新民報》報道： ?“敵機昨天狂炸市區，他還帶著無數的慢性炸彈（定時炸彈），每經過壹條街，可以看到‘此地炸彈未炸’等字樣。……防護人員奮不顧身撲救火焰。在XX街的大火中，我們看見救火員英勇負傷，可是他們還是拼命的在幹著。防護團和救護人員在未‘解除’早已出動，在XXX的防空洞被塌下，他們在敵機臨頭下頻頻出動，終於在20分鐘內將所有人員壹律救出。”
《新華日報》寫道：“敵機濫炸重慶市區，投下巨量之燒夷彈，唯災情並不慘重，其所以然者，戰時消防總隊全體人員之英勇服務與有力焉。渠等均來自民間，且大半為義務職，其勇於工作之精神，實值敬佩。蓋每次敵機來襲，投彈甫畢，各區消防隊員即以最迅速之行動，冒壹切危險駛赴災區從事工作。”（《新華日報》1941年6月3日）
1940年8月19和20日，日寇在24小時之內連續4次轟炸重慶，造成了自去年“5.3”、“5.4”大轟炸以來最嚴重的災難。被炸區域遠遠超過了那兩次的範圍，大火從半島頂端的朝天門向城內蔓延，通過城內持續燒到城外的兩路口，城中***有38處燃起大火，火焰熊熊，似乎整個山城都在燃燒，黑煙籠罩了全城，連夏日的驕陽也顯得黯淡了。
空襲尚未解除，消防隊員即趕往火災現場滅火。被炸碎的瓦片磚頭、破爛的屋梁和木板，甚至整堵的墻垣散落在大地，仿佛有只可怕的惡魔大手肆虐而過。幾十臺人力滅火機和數千名消防隊員和工兵在廢墟上忙來忙去，就像壹群螞蟻在被搗毀了的螞蟻窩上爬來爬去，冒著生命危險，舞動手中簡陋的工具與法西斯火魔頑強搏鬥。
壹批日前到渝的中央政治學校高等科的學員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滅火搶險的隊伍之中，豋房拆屋，協助災民從火場中搶救出物品家具，將傷員送往醫院及時搶救（《抗戰時期重慶的防空》，重慶抗戰叢書編纂委員會編）。警察局消防隊分隊長王海元、徐劍在第壹批轟炸後冒險搶救火災，不幸於最後壹批日機轟炸時，被炸殉職。
《新華日報》在大轟炸的第二天，使用了黑體通欄標題：“火！火！火！漫天大火，遮天蔽日！”記者無限深情地寫道：“我們的水龍是那樣的少，我們救火的設備是那樣的貧弱，然而我們有的是偉大的人力。多少人忘記了生命危險在火舌上竄來竄去，我們即使不能立時撲滅火源，但我們壹定要阻止它的燎原，消防隊員們正在用自己身上的汗水和為煙熏出了的淚水壹起放到阻止惡火的蔓延上去。我們眼看著許多房屋，許多身家財物，以及多少顆不寧靜的心得救了。”（《新華日報》1940年8月20日，）
《中央日報》對群眾搶險救災作了高度評價：“服務空襲的人員，於敵機尚未飛離市空以前，即行出動，或任救護，或任醫療，或任消防，其冒險精神，即為我國固有的俠義的結晶。猛火之中，危墻之下，救死扶傷，不遺余力。故能於極短期內，撲滅烈焰，免其蔓延，又能於警報解除後數十小時之中，整理被炸區域，恢復交通。” ?（《中央日報》1941年7月3日）
在重慶反轟炸鬥爭的5年多時間裏，消防隊員出上千次，在編消防官兵中，有81名因公殉職，犧牲在滅火現場。除前面提到過的徐劍、王海元外，還有大隊副鐘青雲，中隊長陳國元，分隊長李國錄，隊員徐海模等人，宋左清、陳雲清等數十名隊員受傷致殘。許許多多不在編的義勇消防隊員傷亡無法統計。
為了表彰烈士功績，撫慰逝者英靈，由當時的重慶市長張篤倫、警察局長唐毅、知名人士胡子昂等與社會各界***同發起，於重慶首屆消防節期間，在中央公園（現為人民公園）竣工落成壹座“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此碑保存基本完好。為長方形石碑，通高7.34米。碑身正面鐫刻“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豎排楷書12字，字徑0.3米。碑身左面鐫刻“重慶市各界建碑委員會立”豎排楷書11字，碑身右面鐫刻“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建”豎排楷書14字。碑身下部與碑座相連接處鐫刻有“建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記”、“發起人”碑記、“抗戰殉職人員姓名”碑記等三幅。
國民政府制作了消防抗戰紀念章，其中甲級消防抗戰紀念章為銅質鍍銀，通徑4.8厘米，正面中間鑄有醒目的紅色“V”字符號，象征著抗戰勝利，並刻有黃色五角星和梅花圖案；背面鐫“消防抗戰紀念章”、“甲級”、“重慶市戰時消防總隊”等詳細銘文。這些頒發給在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過程中，積極進行搶險滅火的有功人員的獎章，也是重慶大轟炸的歷史見證。
附：建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記
重慶為西南重鎮，華洋雜處，人煙稠密，無論晝夜寒暑，壹遇火警，輒患燎原，故消防之設備不可壹日或缺。
惟自七七事變後，政府西遷，命名陪都，□□□□□□。倭寇肆虐，轟炸頻仍，全市計遭空襲九十六次，火場達三百九十六處。當時消防隊員本服務精神，奮不顧身，□□宵旰，竭力搶救。或被彈炸死，或塌屋傷亡，罹難長員計八十壹員，與前方抗戰將士犧牲者無或稍殊，其功甚偉。勒諸於石，以誌不朽。亦其宜也，爰為之銘曰：
消防何為，綢繆安燕。七七以還，功同抗戰。從事長員，是邦之彥。以仁宅心，以智應變。見義勇為，恥居後殿。赴難爭先，勛名***建。並壽河山，永垂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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