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代黃河大水災
（據沈怡、趙世暹、鄭道隆《黃河年表》統計。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參考資料第十五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壹月。）明代歷朝黃河年均水災次數分別為洪武1.35次、永樂2.45次、宣德2.9次、正統5.64次、景泰2.71次、天順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慶8.5次、萬歷3.46次、天啟3次、崇禎4.06次，可見明代黃河水災的基本趨勢是逐漸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黃河水災較多的時期，其次數也高於整個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據沈怡、趙世暹、鄭道隆《黃河年表》統計。建文、洪熙、泰昌三朝無統計。）下面簡略敘述弘治朝幾次較大的黃河水災情況。
1、弘治二年五月，黃河決於開封黃沙崗蘇村野場至洛裏堤、蓮池、高門崗、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沖入沁河，所經郡縣多遭水災，開封尤為嚴重。《明孝宗實錄》卷26。）據前往治河的戶部左侍郎白昂奏報，當時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析為二支，壹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河；壹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河；又壹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河。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壹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沖入張秋運河，弘治二年冬水消沙積，決口淤塞，因而並為壹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河南商丘縣東北三十裏，接虞城縣界。）等處，下於徐州。（白昂《論治河疏》，《明經世文編》卷80；《明孝宗實錄》卷34，弘治三年正月辛巳。）黃河河道形成多支並流的局面，更為混亂。由於災害較重，明政府幾次下令免征河南賦稅，弘治二年九月因黃河水災暫停征河南開封等府虧欠種馬駒並備用馬匹，（《明孝宗實錄》卷30。）十二月又以水旱災免河南開封等六府並汝州麥213 340石，絲119 960余兩，宣武、彰德等八衛所麥20900有奇。（《明孝宗實錄》卷33。）弘治三年二月又因水災免河南開封等六府並汝州弘治二年分秋糧375 008石，草482 270余束，及懷慶等八衛屯糧6 030石。（《明孝宗實錄》卷35。）由於這次水災較為嚴重，當時甚至有人建議遷開封城以避河患。
弘治二年五月明孝宗命巡撫督所司征發五萬人修築決口，九月又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為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至三年十壹月完工。
2、弘治四年十月，黃河溢水，命有司賑濟開封、懷慶二府及歸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之家。（《明孝宗實錄》卷56。）
3、弘治五年八月，因黃河“遷徙不常，為患久矣，近者頗甚。蓋舊自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勢逼張秋運道，潦水壹盛，難保無虞”，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前往治河，總領疏浚修築。（《明孝宗實錄》卷66。）據陳政疏報，黃河故道原俱在滎澤縣之孫家渡口和歸德州之飲馬池經入淮河，由於此二口淤塞，致使上流沖激，黃河水勢北趨，自祥符縣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縣銅瓦廂決為數道，全部沖入運河，以致張秋壹帶形勢非常危急，自堂邑至濟寧堤岸多有崩圮，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泄水，亦有沖決。（《明孝宗實錄》卷72。）這次決口使原先白昂修築的河道工程完全廢壞。不久陳政去世，次年正月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禦史督治張秋決河。
由於這次黃河水災，弘治五年九月免開封、衛輝、彰德、懷慶四府州縣正官明年朝覲，並停解河南、南北直隸州縣軍丁，並免山東秋班官軍暫於本處操守。（《明孝宗實錄》卷67。）
4、弘治六年夏霖雨大溢，河水暴漲，又決於張秋運河東岸，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彌際天，東昌、臨清壹帶河流幾乎斷流，南北運道中斷，漕舟因而無法北上。（王鏊《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120；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李東陽《安平鎮減水石壩記》，《明經世文編》卷54。）
弘治六年六月又以黃河水患免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三縣夏稅麥4670余石，絲2640余兩，秋糧11640余石，草15700余束。（《明孝宗實錄》卷77。）
這次黃河大水到弘治八年才堵塞決口，修完各項工程，黃河恢復南流故道。
5、弘治九年十月，河南中牟、蘭陽、儀封、考城四縣黃河沖決，民田淹沒，明朝廷下令夏稅秋糧盡令折布，每匹折麥壹石二鬥，折米壹石，本色布止征銀三錢。（《明孝宗實錄》卷118。）
6、弘治十壹年七月，黃河上流自歸德州小壩子等處沖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等處通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造成河道淺阻。朝廷下令於歸德沖決處所加以築塞疏浚，阻遏黃河之水使流入徐州以濟漕運，並命河南管河官員時常挑浚沁水，修築堤防，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徐州、呂梁二洪，不致為黃河牽引別流，使水利深廣，漕運通利。（《明孝宗實錄》卷139。）又據弘治十壹年十壹月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張鼐說，自六月以來河流四溢，堤防盡決，而祥符侯家潭口決嚙彌深，比舊廣寬數倍，工費浩大，卒難成功。他於上源武陟縣木欒店別鑿壹渠，下接荊隆口賈魯舊河，倘此後黃河南遷，就引沁水入渠，可以接濟徐州、呂梁二洪，使糧運不致艱阻。（《明孝宗實錄》卷143、《明孝宗實錄》卷147。）
7、弘治十三年三月，兗州知府龔弘奏報，黃河從王牌口等處東行，不由丁家口向南，經黃陵崗入曹、單、虞城諸縣。另據河南巡撫都禦史鄭齡奏，丁家道口上下河決堤岸者十二處，***寬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裏，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鎮（即張秋鎮）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縣、碭山被患，而漕流有阻。（《明孝宗實錄》卷160。）十月巡按直隸監察禦史曹玉又奏，因賈魯河、丁家道口沖決散漫東註，不歸故道，徐州並蕭縣、沛縣、單縣、豐縣各縣多被河患。（《明孝宗實錄》卷167。）
8、弘治十五年九月，因黃河河水為患，免河南開封府及直隸歸德衛夏糧子粒有差。（《明孝宗實錄》卷191。）
9、弘治十五年，河南商丘縣城“圮於河”。（其“舊治在南”，弘治十六年九月遷於今治。《明史》卷42，《地理三》。）
10、弘治十七年五月，因曹縣黃河沖決，上流淤淺，導致徐州小浮橋壹帶河道幹涸，妨礙糧運。（《明孝宗實錄》卷212。）
11、弘治十八年，黃河忽北徙三百裏，至宿遷小河口，入於漕河。（《明史》卷83，《河渠壹》。）
二、弘治年間白昂、劉大夏對黃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黃河在開封金龍口決口，其中壹支經山東曹州沖入張秋運河，“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系非輕”。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為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禦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於運河壹帶經行地方，逐壹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浚，應改圖者從便別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趁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明孝宗實錄》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東壹帶“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為合潁、渦二水而入於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浚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於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遊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近七縣築為堤岸，以衛張秋。”同時因為朝廷賜給他的敕書中只包括山東、河南、北直隸河道，他認為“南直隸徐、淮境內實河所經要地，議擬未及，其事尚無所統”，經朝廷批準，“於是，並以命昂”，亦歸入白昂的治河範圍。（白昂《論治河疏》，《明經世文編》卷80；《明孝宗實錄》卷34；《明史》卷83，《河渠壹》。）
白昂又推薦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助治河，征發人夫二十五萬，修築了以下工程：
（1） 因當時金龍口已經淤塞，於是修築陽武長堤，以防黃河北沖張秋運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黃水。壹是引中牟決河出陽橋以達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黃河水進入泗水，又浚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在宿州北）至宿遷以會漕河；
（3）沿河築堤七百裏，下修減水壩；
（4）因河勢多曲，截彎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條，約壹萬余丈，以分殺河勢；
（5）塞決口三十六處；
（6）又以黃河向南進入淮河並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納黃河水流，又於魚臺、德州、吳橋修築古長堤，以捍水勢。（以上見《明史》卷83，《河渠壹》。）
白昂原計劃還要自東平北至興濟（今青縣東南）中鑿小河十二道，進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時啟閉，但未能實行。明末《明經世文編》的編者認為：“若從此議，淮無獨受之患，利有十倍於小河月河者。”（李東陽《宿州符離橋月河記》壹文的文中夾註，見《明經世文編》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後，“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明史》卷83，《河渠壹》；李東陽《宿州符離橋月河記》，《明經世文編》卷54。）弘治三年十壹月白昂又對管河官員的職責作了壹些規定，令揚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總管閘壩，不許回府營幹他事；南北直隸、山東府州縣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兗州府通判則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專管撈淺並提調各閘；山東布政司勸農參政則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實錄》卷45。）這些規定有利於河道經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誌壹》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況為“南北分治，而東南則以疏為主”。而按照李東陽的說法，“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東陽《宿州符離橋月河記》，《明經世文編》卷54。）實際上是實行“北堵南分”的方針。白昂開始了明代前期“重點防北”的治河方針。
白昂治河後僅兩年，黃河又決於金龍口，潰黃陵崗，分數道再犯張秋運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擦院右僉都禦史總理河道等處水道。朝廷在賜陳政的敕書上說：黃河“故道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勢逼張秋運道，潦水壹盛，難保無虞。廷臣屢請修浚，且言事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因而特命陳政帶同工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主事張謨前往治河，會同各地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壹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加以疏浚修築，“務使民患消弭，運道通，不可虛應故事。”（《明孝宗實錄》卷66。）陳政赴任後巡歷山東、河南壹帶，與當地官員視察河道及水災形勢，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築堤岸，增廣閘座”，並征集河南丁夫八萬人，山東丁夫五萬人，鳳陽、大名二府丁夫二萬人，隨地興工，分官督役。但陳政的方案奏上後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實錄》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劉大夏為都察院右副都禦史修治決河。朝廷在賜劉大夏的敕書中說：“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逼近張秋，有妨運道”，因而特命劉大夏前往治河。這封敕書中還提出了黃河治理的指導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系蓋非細故”，明確規定了黃河治理是為了保證漕運的暢通，這成為明清兩代黃河治理的的指導方針，使四百多年來黃河治理的思想和實踐受到很大的制約和束縛。從這壹指導方針出發，壹方面要求劉大夏到任後會同各地官員踏勘河南上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情況，“從長計議”，分別情況予以治理，“何處應疏浚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全，毋貽後患”；另壹方面又說“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春暮運船將至，敕至爾即移文總督漕運、巡河、管河等官，約會至濟寧循會通河壹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運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通，方可溯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為經久之計”，即要求劉大夏先使漕運糧船通過，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實錄》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監察禦史塗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見書，他指出：黃河之患“或決而南則其患在河南，或決而北則其患在山東”，“然漢、宋都關中，或都大梁，河決為患不過害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在北，專借會通壹河漕東南之粟供軍國之需，若河決而北，則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實際上強調了以保漕為先的治河方針。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壹曰疏浚，他認為“夫長河西東壹瀉千裏，非殺其勢而利道之，其沖突有不可禦者”，如果“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溢北決”，提出在上流東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殺水勢之處無不加疏浚之功，則正流歸道，余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沖決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殺水勢於東南，又須築堤岸於西北”，將黃陵崗等處舊堤“可補者補之，可築者築之，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以入於海，則張秋等處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他這兩條建議實際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著眼點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薦河南按擦司僉事張鼐，“治河之務請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請對都禦史劉大夏“久任專信，使之展布四體，竭盡才猷，庶幾久遠之功可就”。塗升的這四條建議都得到了朝廷的批準，（《明孝宗實錄》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劉大夏所采納。
劉大夏受命後，經過對黃河上下千余裏地勢和水勢的考察，提出了他對黃河形勢的看法，他認為：“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註，究其下流，俱妨運道”，但“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余倍，縱有堤防，豈能容受”，而“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未泄水，必須修整前項堤防，築塞東註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堤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他的這個方案基本上是塗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黃陵岡古堤，導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於保障漕運。劉大夏另外建議於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壹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壹條，長十四五裏，“萬壹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沖。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壹帶閘河，尤為利便”。（劉大夏《議疏黃河築決口狀》，《明經世文編》卷79。）
但劉大夏剛剛興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黃河又決於黃陵岡，張秋東堤復決九十余丈，大水奪汶水入海，張秋上下渺彌際天，東昌、臨清壹帶河流幾乎斷流。當時許多人對治水沒有信心，“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挽雖勞無虞”。 而“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麟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王鏊《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120。）大水造成漕船無法北上，朝廷更為焦急，於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都禦史劉大夏治張秋河決，在賜給李興、陳銳的敕書上仍然強調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們務使糧船通行：“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運渠幹淺，京儲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爾之能。”（《孝宗實錄》卷88。）
為了籌措修河經費，除原先工部運送都禦史劉大夏用於修河的抽分銀兩萬兩外，弘治七年五月又發山東、河南及直隸揚州等府官銀三萬壹千八百余兩，助修張秋決河之費，役夫每月口糧四鬥五升則於附近州縣預備倉糧支給，另外又因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奏請，凡河南、山東在官錢糧除送運外，其存留者悉聽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蕪湖二抽分廠稅銀之半接濟。山東、河南京班人匠亦聽存留應役，修理閘座石壩堤岸，所用磚石以糧船、民船帶運城磚量留備用。（《孝宗實錄》卷88。）
出於明朝的政治經濟需要，劉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認為“治河之道，通漕為急”，（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他又根據水勢，認為“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壹》。）於是在上流決口西岸開月河壹道，長約三裏，連接運河決口的上下遊，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過，“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歡聲載道”。（王鏊《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120。）
漕船通過後，劉大夏等開始治理黃河決口。陳銳等認為，“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120。）“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殺其勢”，（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於是疏浚滎澤孫家渡口，另鑿新河七十余裏，道水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余裏，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壹由宿遷小河口，壹由亳渦河，俱會於淮河；疏賈魯舊河四十余裏，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
經過這些疏浚工程，實際上把下遊河道分為四支，“支流既分，水勢漸殺”，（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劉大夏趁勢組織力量堵塞張秋運河決口。由於決口時間較長，決口較寬，塞決和整治工程十分艱巨緊張，據記載，當時在“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沈，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牐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口築塞後，又“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王鏊《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120。）弘治七年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賫羊酒前往慰勞，並因太監李興等奏請，改張秋為安平鎮，建廟祭祀真武、龍王、天妃各神，賜額曰“顯惠”。張秋決口雖已堵塞，但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後患，而黃陵崗決口難以壹時築塞，弘治帝批準工部的建議，命李興、陳銳、劉大夏先將安平鎮等處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設法疏築修浚，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東昌、臨清、德州壹帶河道逐壹經理，賈魯河、孫家渡口、四府營並馬雄家口等處再加疏築，使運道疏通，以為經久之計。（《明孝宗實錄》卷95。）於是劉大夏等對兗州、東昌壹帶的漕河作了進壹步的修治，並疏浚了南旺湖及諸處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後，漕運運道已經基本整治完畢，劉大夏認為“必築黃陵崗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孝宗實錄》卷97。）開始築塞黃陵岡、荊隆口等七處決口。黃陵岡居安平鎮上流，決口廣九十余丈，荊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上流，決口廣四百三十余丈。諸口築塞工程從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動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築塞，以河南當地官員負責，按察副使張鼐、都指揮僉事劉勝負責荊隆口，按察僉事李善、都指揮僉事王杲負責黃陵岡，李興、陳銳、劉大夏往來巡視，“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卷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其中黃陵岡屢合屢決，最為難塞，特築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嚴加防護。（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黃陵岡、荊隆口等處均為黃河之“喉襟要地”，諸口築塞後，黃河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分流經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註於海，恢復了黃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實錄》卷97；《明史》卷83，《河渠壹》。）
為了防止黃河以後再向北決，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劉健《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明經世文編》卷53。）劉大夏等又於黃河北岸築長堤二道，大名府長堤起於河南胙城，歷滑縣、長恒、東明等處，又經山東曹州曹縣，直抵河南虞城縣界，長三百六十裏；荊隆等口新堤起自於家店及銅瓦廂、陳橋抵小宋集（今蘭考縣東），長壹百六十裏，其石壩均特為培築堅厚。這壹黃河北岸大堤後來稱為太行堤，成為黃河北岸的屏障，“而潰決之患於是息矣”，（《孝宗實錄》卷97；《明史》卷83，《河渠壹》。）河南、山東境內的黃河災害因而大為減少。
黃陵岡等處決口及北岸長堤工程均於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監李興奏請，建黃河神祠以鎮之，賜額曰“昭應”，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實錄》卷98。）
太行堤建成後，劉大夏等認為兩堤綿亙甚遠，黃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將沖擊張秋，威脅運河，又在舊決口以南建減水壩，“植木為杙，中實磚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糯以埴之”，壩均寬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塗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沖嚙，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減水壩工程始於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壹萬六千人，巨石壹萬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鐵壹萬壹千斤，由山東左參政張縉、按察司僉事廖中、都指揮僉事丁全等人負責。（李東陽《安平鎮減水石壩記》，《明經世文編》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禦史劉大夏回京。至此，這次黃河大水災修治工程最終完成，有關官員均予以升賞獎勵。
十月，李興、陳銳、劉大夏又提出了關於河防和漕運的六條建議。壹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諸泉接濟漕船糧運，要求按照先年舊例禁止豪強軍民將南旺等湖決堤泄水用來種載莊稼，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二因南北運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濟，必須藉各閘積水按時啟閉，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聖詔旨，嚴格禁止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確保漕運糧船順利通過；第三認為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名府帶管堤防參政李瓚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擾；四建議安平鎮、黃陵崗、荊隆口及新築於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如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集附近丁夫協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築長堤必須遞年增修，才能保證長久安全，要求下令參政李瓚將所屬堤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幹增修壹月，堤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也同樣從輕編定，輪流調發，以免起夫科擾之弊；第六指出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壹帶比其他地方更為緊要，安平鎮地方土脈疏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如自濟寧至通州壹千八百余裏僅由壹人提調管理，恐致誤事，要求將運河分為三段，南北各設工部郎中壹員，中間增設通政壹員提調管理。這六條建議經工部復奏，全部為明孝宗批準。（《孝宗實錄》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劉大夏對黃河的治理，進壹步推行了白昂“重點防北”的治河思想，確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開始形成，向南則分支泄洪。劉大夏的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黃河自河南境和山東境內向北決口的威脅，張秋壹帶運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證。
弘治中劉大夏築斷黃陵岡，清代學者胡渭在他的《禹貢錐指·例略》中稱之為黃河史上的第五大變遷，認為形成了以壹淮受全黃之水的局面。（第壹次大變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決於宿胥口；第二次為王莽新朝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黃河決東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為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黃河決於澶州商胡埽，分為北、東二支；第四次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黃河決陽武而東，入梁山泊分為南北二支。）這種說法多被後來的學者承襲。但經現代學者的研究，胡渭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參見岑仲勉《黃河變遷史》第15—23頁、第474—478頁。）因為以淮河受全黃河之水並不是始於劉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1128年）為了阻止金兵南進，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黃河即由泗水進入淮河，這才是黃河歷史上長期南流入淮的開始。即使在弘治前，雖然黃河多次進行南北擺動，但明初黃河大部分時間還是奪淮入海。現在的黃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這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