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資料3
上海作為首先開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容量必定更為有限。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近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然而這種影響畢竟有限，原因就是工業化發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顯得疲乏。甲午戰爭前，在沿江沿海的壹些大城市中，陸續出現了由外國資本、清政府和新興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業，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多數在資本、規模、技術上都非常有限。據統計近代新式工業的產值僅占工農業生產總額的10%左右，而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卻占90%上下。(32)
此壹階段，城市發展的不平衡十分明顯。長江下遊地區和嶺南地區，開辟的商埠、設置的租界最多，工商業、服務業比較繁榮，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較快。與此相反的是，許多曾經是商業中心、交通要道、軍事據點的內陸城市，或趨於衰落，或陷於停滯，如蘇州、佛山、湘潭、邵陽、湖州、杭州、濰坊等。(33)此外，甲午戰爭前的半個多世紀由於戰爭的影響，例如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直至中法、中日戰爭，成千上萬的城鎮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戰爭摧殘。江南地區是明清以來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也是當時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19世紀50-60年代卻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軍隊激烈廝殺的主要戰場，在長達14年之久的連綿戰爭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鎮摧毀，對城市的破壞性極大。
對此，施堅雅在說明為什麽19世紀晚期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能作為近代模式的代表時，提到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城鎮體系受到戰爭的劇烈破壞：
壹方面從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壹般說來農業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太平盛世，另壹方面，在從1850-1890年這四十年裏，八個地區有六個遭到劇烈的破壞。太平天國、撚軍和回軍之亂，使得除嶺南和長江上遊以外所有地區的廣大區域赤地千裏，使得中國減少了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破壞了數以百計的城鎮。長江下遊地區的城市體系被破壞；西北地區和長江中遊大區五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的城市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雲貴、東南沿海和華北的城市體系遭到部分破壞，到1893年為止，許多地區都只有很少壹部分得到恢復。(34)
初步發展階段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可以看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壹個轉折點，因為它的有關條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並開啟了壹個鐵路鋪設的時代。這樣，19世紀90年代，在中國幾個區域的城市系統中，出現了較有成效的交通現代化變革。”(35)施堅雅的這段話，既說明了為什麽以1895年作為城市化第二階段的分界點，也說明了其間的理由，即是“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以及由於鐵路的鋪設而引起的“交通現代化變革”。
馬關條約後，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外國以條約為掩護，加快了在中國設立工礦企業的步伐。據汪敬虞先生統計，1895年至1913年，外國在華設立了136個工場，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6倍（23家）；同期，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的總投資達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勃興，清末民初興起了壹個興辦實業的熱潮，尤其是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獲得長足發展。1913年至1915年，註冊工廠124家，資本總額24424千元，平均每年註冊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註冊工廠374家，資本總額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這些新註冊工廠大多是紡織業、面粉業、針織業、卷煙業、榨油業等輕工業企業。(37)工業發展的本身意味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據估計，抗日戰爭前中國工廠工人（手工業除外）至少有230萬以上，其中在鐵路、航運、采礦等大型工業部門的也有52萬以上。(38)
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強了城市化的拉力。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壹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這些現代化水平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數為基本指數100的話，那麽，到1933年時，上海人口數指數則為1520，天津為600，南京為560，北京為150，長沙為190。上海在90年裏城市人口增長了15倍，天津增長了6倍，北京也增長了1.5倍。(39)
從甲午戰後至1937年，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國境內***修築鐵路364公裏，1911年達9 618公裏，1927年達13 000多公裏，至1937年已超過21 000多公裏。(40)這壹時期，鐵路修築最快的地區是東北，此時修築了京奉、東清南滿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圖、洮海、齊北、錦承等鐵路，從而啟動了城市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隨著鐵路線的鋪設，原來壹些荒僻的村落，以鐵路車站為中心發展成現代都市的事例到處可見，大連、營口、海城、鞍山、遼陽、奉天、四平、開原、公主嶺、長春、安東、撫順等二十多個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據統計，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撫順六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口合計達到230余萬，比1895年增長了11倍。(41)在幅員廣大的內地省份，除原有城市進壹步發展外，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為數也不少。如京漢、粵漢鐵路沿線的石家莊、衡陽，津浦線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鐵路而興。石家莊原來只是壹個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漢、正大鐵路修通後，工商業日盛，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處在鐵路與淮河的交界處，原不過是只有500戶人家的村埠，津浦線開通後，商務大展，人口集結，1914年已增至10萬，1929年達20萬。(4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鐵路沿線大批城市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是商業的話，那麽，這時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乃是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村的推力也增強了，大量農民離村，進入城市，中國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發展。
曲折發展階段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對城市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若幹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興起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濟南、太原、長沙、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繼被日軍占領，戰火侵擾加之日軍的野蠻掠奪，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
從局部看，在東部中部城市受到戰爭破壞嚴重的情形下，東北與西南兩個局部區域的城市化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日本壹方面要對東北進行殖民掠奪、奴役，另壹方面為了適應對中國發動的全面戰爭的需要，將東北作為戰爭基地，加大了對東北的投資。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為5.5億元，其後逐年增加，到1944年則增至52.7億元。(43)
由於戰爭的特殊原因，抗戰勝利後，東北成為中國重工業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戰爭造成了中國東部人口大規模向西遷移，推動了西部城市的發展。如成都，在抗戰中後期，由於東來人口資金的進入，城市工商業、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較大的發展，1941年城市人口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較上年增加了20.8%。(44)這兩個區域城市的發展遠不足彌補戰爭對整個中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和負面影響。
抗爭勝利後，中國壹度出現戰後的復興，經濟和城市都出現較大發展，但很快又出現了三年的國***內戰，內戰對經濟的破壞相當嚴重。1949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比較，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生產損失尤其嚴重，大約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軍隊撤退臺灣時，還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工廠和礦區，加之戰爭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數量減少，這些都使城市的發展限於滯緩。
註釋：
①朱鐵臻：《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②人口統計失實主要表現是人口統計過程中存在缺漏、虛報及人為編造等問題，統計人口往往低於實際人口數。具體可參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59-64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頁。文中後面涉及全國總人口數，在沒有修訂的情況下，壹般取較大的數。
③“四民”是壹種基於社會職業的劃分，都是傳統社會的所謂“編戶齊名”。漢代人給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他們之間由於來源以及所從事的職業關系，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壹定的差異。四民的劃分壹直沿襲到清代末年，幾乎貫穿整個傳統社會始末，因此，傳統社會實際上也可稱為四民社會。但四民只是對傳統時代人口社會職業構成的壹個大致勾勒，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事實上都存在著壹些為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所無法涵蓋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說儲上篇後序》，《中衢壹勺》卷七下，附錄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冊，李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22頁。
⑤蔔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喬啟明等譯，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頁。
⑥詳細可參見楊子惠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頁。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頁。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⑨1982年以前我國城市人口僅指建制市和鎮中的非農業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鎮中的農業人口同居住在鄉村中的壹切人口均劃為鄉村人口。1982年我國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作了壹次大的調整，即把建制市和鎮轄區內的總人口，包括其中的農業人口也視為城市人口。參見朱鐵臻主編：《中國城市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9頁。
⑩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11)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4頁。
(12)同上書，第339-355頁。
(13)美國學者羅茲曼著的《清代中國與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絡》（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比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學，1977年）。該書所用方法與施堅雅差不多，不過只是將城市分為7級來估量的。由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雖然對施堅雅的城市人口估計數頗有微詞，但是縱觀該書采用的區域城市人口等級模式的構造方法較多註意到政治級別的行政分層，與施堅雅偏重於經濟地理分層在分析的方法上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具體參見該書第724-781頁。另見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壹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
(15)關於這壹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詳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2頁。
(16)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17)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不過姜濤將10%作為在正常情況下從古（先秦）至今（近代）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率的平均數，這壹點似覺牽強，因為他所給出的先秦及漢代城市化率為10%左右的說明不夠充分。
(18)20世紀20-30年代，壹些社會學家對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率做過估計，不過普遍數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67頁。由我們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這些估算數字誤差較大。當代，國內外很多研究過中國近代城市的學者都估算過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這三年，1820年有6.3%（行龍估算）、6.9%（趙岡估算）；1840年是6.5%（行龍估算）、1843年有5.1%（施堅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堅雅）、7.7%（趙岡）、7.9%（行龍）。此外行龍對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別是10.6%與11.4%。具體參見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關著述。
(1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4-87頁。在趙岡看來從戰國到南宋是壹個上升態勢較為明顯的發展階段，從南宋自清中葉是個下降階段，從清中葉直到現今又是個不斷上升階段。
(20)行龍：《也論中國近代的城市化》，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41頁。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48頁。宋代的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頁。明代的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774頁。
(2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第829頁。
(23)王先謙：《東華續錄·道光四十四》第20頁b。
(24)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1頁。
(25)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第399頁。
(26)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頁。
(27)施堅雅認為“迄1893年，很多地區的恢復性工作只是完成了壹部分而已”。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73頁。姜濤在前引書第75、78頁，也提到這時候的人口總數接近戰前道光年間水平。
(28)何壹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40頁。
(29)三階段是劃分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壹般模式，就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階段模式來劃分的。何壹民：《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壹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何壹民的劃分為：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壹階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戰爭前是第二階段，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是第三階段。行龍前引論述的三階段劃分為：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為第壹階段，甲午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為第二階段，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為第三階段。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57-261頁的劃分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筆者傾向於贊同寧越敏、張務棟、錢今昔：《中國城市發展史》，第七章，第壹節的三段式劃分的。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30)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頁。
(31)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32)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頁。
(33)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58頁。
(34)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62頁。
(35)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64頁。
(36)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頁。
(37)陳真、姚洛合：《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壹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4頁。
(38)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海：銀行學會、銀行周報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頁。
(39)(41)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60頁。
(4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90頁。
(42)於雲漢、馬繼雲：《中國城市發展史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頁。
(43)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頁。
(44)何壹民主編：《變革與發展：中國內陸城市成都現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86頁。
(45)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編：《三年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