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蘇聯對華政策
李明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蘇論戰是國際***產主義運動和國際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導致了中蘇關系走向對抗和國際***產主義運動的大分裂。中蘇大論戰中，雙方論戰的文字汗牛棄棟，而由於種種原因，對這場大論戰的研究卻近乎空白。20世紀80年代之後，特別是蘇聯解體以來，國內外壹些學者對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破裂的原因進行過壹些研究，並提出過不少有益的見解。不過，由於這壹問題涉及面非常廣，情況十分復雜，加之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不僅學者們眾說紛紜，而且很多研究並不十分客觀。如有些國內外論著把中蘇論戰的原因單純歸結為文化差異、國際***運中的權利之爭、地緣政治沖突、種族不和、體制缺陷及雙方領導人個人性格與行為因素，等等，這些都是不準確、不全面的。現對上述研究進行綜述，以促進對中蘇論戰問題研究的深化和擴展。
壹、有多少因素引起中蘇論戰
從已發表的學術論文看，對中蘇論戰的研究大多是對歷史過程的敘述或對論戰原因的分析。關於中蘇論戰的原因，學者們比較壹致的看法是，其原因比較復雜，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國家利益的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意識形態分歧始於蘇***二十大，主要是對斯大林的評價和“三和”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中蘇關系的惡化是1958年蘇***提出建立長波電臺和***同艦隊開始的，中***認為蘇聯想控制中國，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在之後的壹系列事件中，如臺灣海峽危機，蘇聯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中印沖突，蘇美緩和戰略等，雙方發生了爭論和爭吵，增加了不信任，矛盾逐步加深。
關於到底有哪些原因引起中蘇論戰並使論戰逐步升級，學者們發表了不同的見解。
葉書宗認為，赫魯曉夫的“改革”引爆中蘇大論戰。斯大林確立的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狹窄的框架就已經容納不下發展著的、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內容。時代在呼喚改革，理論需要發展。斯大林逝世後，客觀上對社會主義各國特別是蘇聯的體制改革變得非常有利。1953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中央第壹書記，立即在中央全會上提出憂患意識，著手改革斯大林模式。赫魯曉夫首先在農村和農業生產領域采取了幾項重大舉措，包括大規模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取消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改革農副產品的收購制度，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等等。赫魯曉夫在政治上的重大舉措是從平反昭雪入手，反對個人崇拜，重樹集體領導原則，強調恢復社會主義法制。在世界總體戰略方面，赫魯曉夫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不符合當今現實，因而要調整世界***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即改變把20世紀看做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世紀的時代估價，改變以暴力革命為手段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決策，提出“和平***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等三個理論問題，並希圖緩和與美國“冷戰”對峙的嚴重局勢。總之，赫魯曉夫致力於改革斯大林體制，是要尋找蘇聯社會主義繼續前進的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6年2月，蘇***舉行第20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中，推出了他的改革思想。盡管在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就很快感覺到不能照搬蘇聯的做法，並努力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是，對蘇***提出的“和平過渡”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中***就首先表示不同意見。在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文，揭開了中蘇大論戰的序幕。
李捷認為，民族傳統的差異、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戰略利益的沖突是中蘇論戰的主要原因。其中，就民族傳統來看，兩國在文化和歷史背景上存在著巨大差異。蘇聯的前身俄羅斯，是壹個領土擴張野心很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它是主要的獲利國之壹。中國則深受其害，中國人民心靈上的創傷是深刻的。在蘇聯時期，從斯大林開始，蘇***長期把蘇聯的國家利益置於各國***產黨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之上，並要求各社會主義國家都要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誰要是過分強調本民族的特殊性，強調本國的國家利益，就是對蘇聯權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義。而毛澤東的革命和建設理論，恰好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國國情和民族傳統的道路基礎之上的。這種基於民族傳統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異，體現在意識形態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這種理解上的差異，在斯大林時期還沒有表面化，到了赫魯曉夫執政以後，就逐漸暴露出來。1958年的“長波電臺”和“***同艦隊”事件是中蘇關系的轉折點，從此，兩黨兩國在戰略利益和內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發展，展開了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這是導致中蘇關系迅速惡化的根本原因。
左鳳榮、潘正祥認為，中蘇論戰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意識形態的因素，更有國家利益的沖突，還有領導人之間的好惡，其中也夾雜著歷史的積怨。赫魯曉夫執政之初，中蘇友好關系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但同時，赫魯曉夫也像對待東歐“衛星國”那樣，欲把中國納入蘇聯的整個戰略之中，被中***壹壹拒絕，使得中國的國家利益與赫魯曉夫加強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控制以增強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砝碼這壹戰略意圖之間存在矛盾。另外，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人之間也未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兩個人的文化素質、思維方式存在很大差別。作為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毛澤東把中國的獨立看得比什麽都重要，而作為大俄羅斯民族的壹員，赫魯曉夫潛意識中的大國主義不斷顯露，而他自己卻渾然不覺。這種差異不能不影響到兩個人之間的關系，進而影響兩國的關系。
曲星認為，從20世紀50～60年代中蘇關系的惡化的復雜紛繁的種種現象中，可以理出三條相互作用的線索，即中蘇之間關於國際戰略的分歧，中蘇兩黨關於國際***產主義運動理論的爭論和中蘇兩國國家利益的沖突。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蘇之間的結盟關系有著強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當時中蘇都面臨美國嚴重威脅的戰略格局，中國需要與蘇聯結盟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蘇聯也需要在自己的周邊建立壹個隔離西方威脅的安全區域。但50年代中期美蘇關系有所緩和之後，蘇聯面臨的戰略任務與中國面臨的戰略任務發生了明顯差距，原來被***同戰略利益掩蓋的雙邊關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由於各自戰略需求及鬥爭策略的不同，雙方對國際***產主義運動的若幹理論問題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這些分歧不可能在論戰中彌合，反而越來越大。兩個執政黨之間關系的惡化，不可避免地對國家之間的關系產生消極的、甚至是破壞性的影響。中蘇從盟友演變為潛在敵人，正是這種利益沖突與理論分歧惡性互動的結果。
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教授艾倫·S.惠廷認為，有多種因素促使莫斯科與北京分離。第壹，從個人方面說，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個性，就和壹般同盟所需要的磋商、妥協與合作格格不入。這兩位獨斷獨行者特有的對人的態度，也把正常的分歧變成了相互的敵視。第二，中蘇兩國之間在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存在分歧。依靠自己取得了革命勝利的中國領導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與其他***產黨領袖相比有如鶴立雞群，有利於莫斯科的力量對比至少在政治上被有利於北京的威望對比所抵銷，出現力量與地位上的不相稱。貿易和援助條款以及沒有明言的中國在核時代對蘇聯的軍事依賴，對雙方來說都引起了實際的與心理上的問題，這在50年代後半期愈來愈明顯。中國經濟與軍事發展的巨大需求，加重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戰後東歐衛星國的需求而造成的蘇聯資源緊張，北京對莫斯科在輕重緩急上的考慮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中蘇之間在與第三國關系上存在不協調。中國同美國之間缺乏外交承認，而蘇聯卻強調與美國的和平***處並默認美國對臺灣的防衛義務；中國與印度發生武裝沖突時，蘇聯卻向印度求愛。在對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的影響上，甚至在對東歐國家的關系上，中蘇之間也有矛盾。第四，在第三世界國家***產黨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道路上，中蘇兩個***產黨巨人之間意見也不同，其背後是權力和影響的競爭，並最終惡化兩國關系。
二、中蘇論戰最主要的原因
導致中蘇論戰和中蘇關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學者們爭論比較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兩黨在對斯大林體制認識上的分歧是中蘇論戰最主要的原因
張欣認為，中蘇論戰的產生有著錯綜復雜的背景，除了國家利益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兩黨在對斯大林體制認識上的分歧。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和國際***產主義運動中都出現改革的新跡象。特別是在蘇***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危害，對傳統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新的認識。盡管“報告”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與批判存在著過於草率的問題，但其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從戰後蘇聯社會發展來看，特定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蘇聯體制的所有弊端，幾乎都與斯大林所搞的個人崇拜有關，不反對個人崇拜，任何社會改革都難以設想；從戰後國際***運發展來看，“報告”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沖破了斯大林時代形成的國際***運史上“斯大林體制”的禁錮，使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可以從理論上，而且也可以從實踐中開始獨立地探索不同的建設模式成為可能。
2.兩國關系上的不平等是中蘇論戰的根本原因
薛鈺認為，不應把中蘇論戰的根源僅歸於意識形態、理論觀點上的分歧。薛鈺指出，正如新中國誕生前夕，中***制訂對蘇“壹邊倒”政策並不簡單地是因為與蘇聯有著***同的意識形態，而主要地是基於國家安全、外交、經濟等現實利益而做出的理智選擇壹樣，意識形態也並不是導致中蘇對抗的根本原因。蘇***二十大至1959年蘇美戴維營會談前，中***對和平***處、和平競賽及批評斯大林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還抱贊成態度，只是當兩國利益沖突激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才逐步升級，使中蘇分歧呈現為意識領域的大論戰。薛鈺同意鄧小平對中蘇論戰的總體評價，即所謂中蘇論戰，並“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正是國家利益的根本沖突、蘇聯大國主義政策與中國獨立自主方針的嚴重對抗，導致了雙方在現實國際政治方面重大方針政策的分歧，這是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是中蘇矛盾發生發展並最終導致論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3.國內建設道路的不同是中蘇沖突的根本原因
當年直接參與中蘇最高層會晤的當事人，現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資深漢學家列·別·傑留辛著文對蘇中沖突的起因做了若幹分析，認為蘇中沖突首先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生危機，由此也推動了蘇中領導人開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和新方法。在探索中，蘇中兩國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蘇聯走了壹條右傾保守的道路，在中國，“左”傾情緒則占了上風。還指出，從客觀的觀點看，兩黨之間，確切壹點說，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爭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當年直接參與中蘇最高層會晤的另外壹位當事人，曾長期擔任蘇***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現任俄國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庫裏克認為，如果我們是去尋找真正的深層的原因，而不是表面上的原因的話，那麽，有很多問題，應該是可以找到答案的。當然，兩國領導人的個性，還有壹些其他原因都曾經起過作用，而且在壹定的時期還可能成為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他認為，如果要尋找真正的深層原因，那麽，就需要了解壹個非常簡單的真理。這就是：任何壹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取決於它的對內政策的。根據這個真理，兩國之間的關系惡化、爭論的原因，應當從中國的內政和蘇聯的內政中去尋找。那麽，這個時期發生了什麽事情了呢？他指出，恰恰是在50年代，在兩國發生爭論的這個時期，兩個國家的內政越來越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4.蘇***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
劉克明認為，中蘇關系惡化直至分裂，可以從各方面去探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蘇***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赫魯曉夫執政初期，由於有其政治需要，對中國黨還能平等對待，在“反黨集團”被貶黜，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鞏固以後，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以我為主、發號施令那壹套，越來越明顯暴露出來。除了長波電臺和***同艦隊事件外，還有幾件事是赫魯曉夫對中國推行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第壹，在對美國的政策上，蘇***只考慮蘇聯壹方的利益，而置中國利益於不顧。1959年9月中蘇會談時，赫魯曉夫要求中國黨在臺灣問題上，同蘇聯制定***同路線，答應對臺灣不使用武力，為我拒絕。第二，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各黨會議上，中蘇發生爭論，蘇聯不僅在會上組織圍攻，而且在會後從中國撤回專家，撕毀合同，停止供應設備，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迫使中國聽從其指揮。第三，1963年中蘇兩黨會談期間，蘇方發表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全面對我攻擊，而且同美、英簽訂部分核禁試條約，妄圖夥同美國壟斷核武器，束縛中國手腳。第四，1964年2月，蘇斯洛夫在蘇***中央全會上作反華報告，說要對中國黨采取集體措施。隨後赫魯曉夫根本不同中國黨商量，宣布召開由26國黨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籌備所謂國際會議，實際上是作為對中國黨采取集體措施的組織手段。閻明復也持這壹觀點，認為中蘇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於赫魯曉夫奉行的大國沙文主義，它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利益。1958年以後，赫魯曉夫壹次又壹次地對我國采取施加壓力的步驟，最終導致論戰升級和關系惡化。
5.國家利益的沖突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孫其明認為，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利益的沖突，都對中蘇關系的惡化和破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國家利益的沖突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更帶有根本的性質。不過，國家利益的沖突之所以如此，也和它同意識形態的分歧、爭論交織在壹起，互相影響、互為因果有關。
斯大林去世後，尤其是蘇***二十大開始批判斯大林的錯誤以後，中蘇兩黨在涉及斯大林的評價、和平過渡等理論和政策問題時，看法有了不同，雙方出現了分歧。但雙方在處理這些分歧時，都比較註意不把與國家利益無關的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而是就事論事。所以，分歧並沒有影響國家利益和國家關系，反而在1957年達到頂峰。然而，從1958年春夏開始，上述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兩年兩國間涉及國家利益的矛盾和爭執與此前的七八年相比，不僅數量大增，而且性質也嚴重得多了，矛盾和爭執已發展為嚴重的沖突，內部的爭論已演變成公開的爭吵而且逐漸演變為嚴重的沖突。這種沖突不僅促使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和升級，而且與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壹起，互相影響，互為因果，造成了雙方的嚴重對立，致使沖突不僅不可能得到解決，甚至連緩和壹下也難以實現，從而最終導致中蘇關系的破裂。
孫其明還指出，由於兩國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間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和目的，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尤其是中蘇雙方都是註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上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和政策上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毛澤東和中***中央便把它和意識形態分歧放在壹起考慮，開始懷疑蘇***中央和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經過壹段時間的思考、分析以後，毛澤東等人又進而做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顯然已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半修正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已發生了變化。在毛澤東等人看來，如果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了問題，赫魯曉夫等人怎麽會幹出那麽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呢？在蘇聯方面，赫魯曉夫和蘇***中央實際上也在運用同樣的邏輯推理，認為毛澤東和中***中央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犯了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於是，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大大升級了，從某壹具體問題的觀點之爭發展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之間的根本原則之爭，根本路線之爭。雙方都認為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對方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都認為真理在自己壹方。在雙方的爭執中，尤其是涉及國家利益的爭執中，確實存在著“是非”，存在著正確與不正確的問題，但是，雙方都把爭執上綱上線，使分歧升級，顯然是誇大其辭了，結果反而掩蓋了具體問題上的“是”和“非”，不僅分不清是非，反而徒增惡感。
6.中蘇論戰是中蘇國家利益（包括主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及領導者個人之間的矛盾三種主要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駱曉會認為中蘇論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無外乎是中蘇國家利益（包括主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及領導者個人之間的矛盾三種主要因素造成。但駱曉會不同意中蘇關系惡化之首要因素為國家利益的說法。認為斯大林時期比赫魯曉夫時期對中國國家利益損害更大，但中蘇關系的惡化卻發生在赫魯曉夫時期；中蘇在國家利益問題上爭執的結果是因小失大，特別是毛澤東是以虛幻的主權損害替代了實在的國家利益損失；1969年以前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方針和原則，往往未真正將國家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是國際主義高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重於國家利益。因此中蘇關系惡化的首要因素為國家利益之說不能成立。他認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的惡化，是許多因素累積並相互促進、交互影響下造成的。如果非要從這些矛盾中找出壹種首要的或根本的、關鍵的因素，那麽也不應是兩國包括主權問題在內的國家利益的沖突，導致了中蘇關系由盟友走向了敵對，由兄弟變成了仇人，也不會是意識形態分歧將中蘇關系引向了絕境。
從以上引述、分析可以看出，盡管對中蘇論戰的原因爭論較多，但是，國家關系的不平等、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蘇***大黨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對外戰略的不同等，都可以歸結為國家利益的沖突。所以，中蘇論戰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四個主要方面，即歷史積怨，國家利益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和領導人個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