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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鹹平與顧雛軍到底是什麽關系

幾乎在我們所有人的印象中,郎鹹平和顧雛軍的關系,可以用惡劣壹詞來形容。 2004年8月9日,郎鹹平在復旦大學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說,批評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以七種手法侵吞國有資產。郎在演講中認為顧雛軍通過其個人全資公司GreencoolCapitalLimit-ed控制麾下格林柯爾系三大產業:制冷劑、冰箱和客車,以僅僅9億多元人民幣,換了100多億資產,是利用科龍強大的現金流,而不是靠個人的資金來建立冰箱帝國。沒有多久,顧雛軍便委托律師上告香港高等法院,以誹謗罪起訴郎鹹平。郎鹹平也隨後聘請律師對峙,案件到目前為止還沒了結。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郎鹹平和顧雛軍是非常好的關系。郎顧之爭起於兩人經濟糾紛,由於郎鹹平充當顧雛軍的吹鼓手,但是顧雛軍許諾的公關費最後並沒有兌現。最終兩人交惡。盡管有媒體報道和有人出來指正過,但是郎鹹平百般抵賴。

2004年8月底,就在郎顧之爭越演越烈之時,筆者給顧雛軍寫了壹封信。目的只是想告訴顧雛軍:郎鹹平批評妳們企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壹個“錢”字。他這個工作就是在香港、美國等地屬於壹類“職業扒糞”所做的事情。信的內容如下:

“郎鹹平回內地第壹站是擔任大鵬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和綜合研究所顧問壹職,我和他是同事兼上下級關系,對不學無術、喜歡賣弄、瘋狂掠財的真面目有著非常深刻地了解。我現在給您寫信,沒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告訴您郎鹹平批評妳們企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壹個“錢”字。

我正在寫壹本書,叫《郎鹹平的真面目》或者叫《大騙子郎鹹平》,我只所以面對許多朋友的反對,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寫這本書。純粹是出於氣憤和良知,而不是為了什麽名、什麽利。郎鹹平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 “郎監管”, “中小股東的代言人”,純粹是出於個人目的:來內地撈錢。盡管這件事與我個人關系不大,但是壹個人總是不以建設性眼光來看待我們企業家,不能以正確的眼光來對待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壹些暫時難免的壹些現象,動不動就給誰壹棒子。如果大家都這樣,就沒有人去真正發展我們的經濟、建設我們的國家,那麽我們國家非常危險的。如果我們整個國家都被這種輿論所主導,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作為新壹代青年,“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還是應該站起來,告訴大家壹些真相。即使我倒下了,也是死得其所。

我之所以願意站出來,就是告訴善良的朋友,妳們在被他欺騙、利用,希望大家不要再將其捧為道德楷模,救世主。同時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站出來,揭露郎鹹平的所作所為,揭露其不學無術、喜歡賣弄、瘋狂掠財的真面目。我這樣做的目的只有壹個:通過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告訴人們大家崇拜的郎鹹平先生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告訴人們郎鹹平所做的壹切究竟是為了什麽。我的目的就是讓郎鹹平徹底滾回老家去,不要再在內地指手劃腳。”

其後不久,筆者和科龍副總裁嚴友松取得聯系。從嚴友松那裏筆者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在筆者見到嚴友松時,正是報紙和網絡熱炒“科龍高管嚴友松:郎鹹平是三無書生”的話題。嚴友松再三聲明關於“郎鹹平是無聊、無知、無賴的三無書生”純屬謠傳,“三無書生”並不是他的首創,而是來源於壹位同是做營銷的壹位專家的評價。這位專家與郎鹹平相識,對郎鹹平的底細非常了解。在郎顧之爭非常激烈之時,這位專家打電話給嚴友松,稱“憑他對郎鹹平的了解,郎鹹平是無聊、無知、無賴的三無書生”。而嚴友松不過是轉述他朋友的觀點而已。嚴友松稱:科龍絕對不會作這樣下三濫的評價,這是外界以訛傳訛,對於郎鹹平這個人,為了不讓他達到“炒作出名”的目的,科龍不想作任何好的或壞的評價,所有好的或壞的評價都與科龍無關!

由於壹些媒體報道,嚴友松稱郎鹹平是“三無先生”。這給他的工作和精神方面帶來方方面面的壓力,嚴友松說他接到了聲稱“要為郎鹹平用刀說話”的公然威脅。壹些人不了解真相,以為嚴友松是在維護公司利益,才反對郎鹹平,才轉述朋友的“三無先生”的評價。

嚴友松介紹,在兩人交惡之錢,其實兩人的關系非常密切,可以用“密友”壹詞來形容。

據嚴友松介紹,郎與顧“度蜜月”的時候,郎鹹平前幾年從香港到內地的粵港兩地車都是顧雛軍提供的,是妳的就是我的,兩人東西不分彼此,郎顧之間的關系可見不壹般。

另據嚴友松透露,郎鹹平剛回內地的時候,手頭不是很闊綽,作為好朋友,顧雛軍看在眼裏,也付出在行動上,不僅時常出手大方,給郎鹹平壹些接濟,而且顧還為郎償還過幾十萬的私人債務。

至於兩人如何結怨,這得從前幾年的炒作科龍股票壹次攻關費說起。具體的壹些細節由於嚴友松沒有參加,所以不好評價。

2002年6月號的《新財富》雜誌確實刊登有郎鹹平的大作《從“科龍事件”談柔性監管》,文章把顧的行為列為“善良的管理人”,並把顧在科龍只拿12元年薪的行為與美國地產大王川普(DonaldTrump)拯救破產企業時只吃10美元午餐和帶著兒子在K-mart(美國最便宜的窮人超市)購物的經典美德案例相提並論,郎鹹平在文章中寫道:此文的由頭是格林科爾收購科龍後,科龍高管“除有壹位年薪750萬元之外,還有壹位超過600萬元、壹位超過500萬元、兩位超過300萬元。如此高薪遠遠超過國內上市公司高層平均年薪12萬元的水平”。

郎鹹平在文中引述科龍內部人員的說法稱,支付給高管的大筆款項不僅僅是薪酬,其中還有壹大部分是屬於該公司被格林柯爾收購後高層人員的遣散費。“他們這種說法可能源於美國上市公司壹種慣例。”

郎緊接著引入了“善良的管理人的註意責任”,認為以證券市場監管而言,剛性的 證券交易法不可能詳細羅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該做的事,但這並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員就可以隨意地罔顧公序良俗而為自己圖利,他們仍然會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註意責任”的約束。

“據了解,顧雛軍的年薪是12元。我聽到很多流言說他太過矯情,只是做做戲給股東看而已。當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麽想的。但是當我感覺顧雛軍12元的薪酬與美國著名地產大王川普10美元的午餐費及K-Mart的采購相比,本質上沒有什麽差別,都是壹個善良管理人應該做的事。”讀者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郎鹹平對顧雛軍做法的欣賞之情溢於言表。這壹巧合使人正好應證了顧與郎以前的關系非常好的判斷。

郎鹹平的大作《從“科龍事件”談柔性監管》是如何出臺的?這中間有什麽貓膩?郎教授的學術怎麽會如此顛三倒四?我們可以從郎鹹平的學生宋振的起訴狀中找到答案。

據《第壹財經日報》2005年1月16日報道,香港新鴻基證券經紀人SungChun日前訴諸香港高等法院,稱顧雛軍和格林柯爾曾經在2001年底、2002年初委托他聯系郎鹹平,希望郎撰寫壹篇對格林柯爾有利的文章,澄清不利傳聞以挽救股價大跌的局勢,並承諾支付1000萬至2000萬港元作為中介費。

Sung起訴書稱:當時,國內數家頗有影響力的媒體發表文章質疑格林柯爾產品、盈利能力及財務狀況,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的格林柯爾科技隨之股價狂泄,兩天之內,市值蒸發10億港幣。當年12月10日,顧緊急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事實,只是他針對媒體若幹質疑所給出的回答相當無力,有的問題則避免正面回應,當時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顧認為其中部分質疑是競爭對手的“栽贓陷害”。於是委托Sung尋找學者撰文以挽救股市。Sung把顧介紹給自己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時的老師郎鹹平認識,並向郎提供了有關格林柯爾的財務資料。之後不久,郎鹹平在國內的壹家著名財經雜誌上發表了壹篇有關顧、格林柯爾和科龍(0921.HK)(當時顧已經取得科龍的控制權)的文章;內容對格林柯爾有利,結果格林柯爾的股價不久便出現回升。

宋秦在訴狀中還稱,顧雛軍存在操縱內幕交易行為,並披露了他與顧相識並充當顧操盤手的經過。宋秦稱,2000年7月結識顧雛軍,擔任顧在新鴻基證券的經紀。同年11月,顧通過他在英屬處女群島的公司GreecoolConcord買賣科龍股份。到2001年2月顧向宋表示由於該公司與上市的格林柯爾公司同名,容易被大眾知道他在買賣科龍股份,因此指示宋賣出所持有的科龍股份。2001年3月顧指示以上述兩家英屬處女群島公司名義開戶,在當年8月到10月間繼續買入科龍股份。而廣東科龍在同年10月底公布顧收購其股份,成為科龍最大的單壹股東,因此顧雛軍在當年8月到10月的證券買賣屬於內幕交易。

看到有內部人出來揭底這個情況,郎鹹平非常緊張。先說自己根本沒有這樣的學生,否人和宋振認識。2005年1月18日,郎鹹平在接受《東方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人,他也從來沒有和我做過研究,我連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

隨著事情的發展,加上宋秦的指正,郎鹹平在後來發表的聲明中,不得不說“他(宋秦)是我1994年的學生。”但他同時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上千個學生,對學生現在的行為,他不負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