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的面臨難題
中國“油畫第壹村”：面臨轉型與堅守難題
時針走向12時，深圳龍崗區的大芬村開始熱鬧起來，楊意提著畫板和各色顏料夾雜在美院畢業生及半路出家的畫工中，走進壹條狹窄的巷子，繼續給未完工的油畫填色。不願遷移的蕭中說，大芬村接單和銷售兩個環節做得不錯，老客戶穩定，人才集中，產業發展很成熟。
每年春節前後，是畫廊接單的高峰期，也是楊意最忙碌的時候。這段時間，楊意幾乎每天都晝夜趕工。畫工們壹月多的能掙三四萬元，壹兩萬是家常便飯，水平最差的也能掙上三四千元。
填色時的寂靜不時被畫廊的下單電話及畫工們討價還價的聲音打破。這個被譽為“中國油畫第壹村”平靜的背後，是各種唱衰的聲音。
在大芬村，畫工和畫廊聚集，相關的產業鏈條和貿易規模已經初步形成，但由於原創太少、復制太多、租金飆漲等因素，這個曾經被深圳官方視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樣板的地方壹直飽受詬病，圍繞其是否將沒落的聲音也從未停止。
江西上猶縣油畫產業園建成後，這種聲音越發突出。上猶縣政府網站介紹，該產業園項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建成後將吸納3000多名油畫創作人員入駐，承接大芬、福建莆田、廈門海蒼等油畫產業成批轉移。大芬村已有180余名畫家搬遷過去。
壹些大芬村的老畫工們仍然不願挪窩。在他們眼裏，大芬村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其是自發形成的油畫基地，距離市場最近，短期內大芬村的地位無可取代。 畫廊頻繁易主
大芬村占地面積0.4平方公裏，畫家和畫工數量達到上萬人。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來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學生和畫工進行油畫的創作、臨摹、收集和批量轉銷，開啟了大芬村藝術之路。
楊意是貴州人，川美畢業之後輾轉各地3年，來到大芬村。他所作的畫被稱為“行畫”，即臨摹復制畫。從他的生存模式上，能看到大芬村產業鏈條的縮影。
通常他在接到畫廊的訂單後，根據要求作畫，畫廊再轉手賣出。作畫題材中，風景、肖像、裝飾類尤為常見。
但是，楊意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畫。“接到訂單後，利用特殊的彩色打印機和麻布打印出畫，畫家不需要構形，只填色就可以，讓畫面變成凹凸面，看上去有油畫感。”他對《第壹財經日報》記者說。
畫廊按照畫作尺寸和復雜程度定價，20厘米長和寬的畫作，他壹天能填色十來幅，壹幅售價100多元。“畫廊至少留壹倍的利潤，100多元的畫作銷往國外壹般能賣三四百元。”
春節前後楊意很忙碌，收入較高，好日子卻不常有。6月到9月淡季時，水平低些的畫工壹月兩三千元就算不錯的收入了。
大芬村不斷擡高的房價也被畫工們吐槽。楊意作畫的巷子只有十來米長。這樣的巷子在大芬村隨處可見，狹窄、堆滿了各色顏料和畫具。畫工們窩在這裏的主要推手是不斷推高的房價。楊意的住所是壹間十幾平方米的農民房，每月租金六七百元。
即便是有著獨立畫廊的畫工們，也不能逃脫租金的“魔咒”。店主吳麗在靠近大芬村後門入口處擁有壹間小小的畫廊，主要賣行畫。“3年前，壹個普通地段的15平方米的畫廊只需1000多元壹月，現在已經翻了壹番，漲到2000~2500元，稍好點的位置更是高達五六千元。”三年中，她已經習慣見到附近的畫廊因為撐不下去幾度易主。 早在2006年前後，大芬村便已興起了離開潮。畫工蕭中說，噴繪技術出現後，門檻降低，價格跌得太厲害，很多人待不下去，走了。
蕭中也是美院畢業生中的壹員。“什麽人都可以來畫畫，根本不需要專業背景，只要妳會填色。即便不會，兩個月就能學會壹種填色技法。”他感嘆說。
門檻降低之後，伴隨入門人數增多的是競爭的愈加激烈。蕭中對《第壹財經日報》稱，以前壹幅人物畫畫工至少能拿三四百元。
受過專業訓練的美院畢業生們不得不與毫無美術根基的人搶飯碗，更難堪的是，還未必搶得過。“壹些半路出家的人都沒上完學，但專盯著壹個系列，比如說凡·高的畫，幾年下來填色速度飛快，美院的畢業生根本比不過，只能離開。”蕭中說，“許多美院畢業生也心高氣傲，不然待上壹兩年便能活下來。”
來自於西洋的油畫在國內市場壹直難以打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外訂單銳減，大芬村生存困難引起各界關註，對 “大芬模式”的思考也隨之四起。部分學者認為大芬村過於依賴復制，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呼籲調整發展模式，原創作品被視為大芬村重新崛起的出路。政府也通過在保障房分配和積分入戶等政策上的傾斜鼓勵轉型。
壹夜之間，搞原創的人多了起來，但是市場效果並未如想象中火爆。以大芬村前門入口處壹街之隔的盧浮宮為例，這壹旨在打造原創藝術精品的展銷中心，開業六七年來，由於租金比村內便宜幾成，曾先後雲集了百余名原創畫家，由於市場冷清，人數流失過。
梅雲原本是在盧浮宮售賣自己和丈夫原創的花卉和仕女圖，但是發現這壹原創作品集中地並未如想象中那般引起市場的重視，生意寡淡，2012年就搬出了。畫廊搬到村內之後，生意反而好了起來。“這裏遊客多，不像盧浮宮那沒人去。”
楊意粗略估計，大芬村的原創畫作占兩至三成。而今，畫廊也逐漸將視線投向國內市場，畫家們的畫作風格也隨之改變，油畫開始與國畫相融合，很多以花卉和人物為主題的水墨畫改用油畫來表現。藝術形式也逐漸多元化，國畫、刺繡、雕塑等紛紛進駐。 在從大芬村遷至上猶的畫工群體中，鄭洪是其中之壹。他告訴記者，上猶的油畫基地會定期派車免費接送，去了之後租金全免，已經去了三四批。
鄭洪稱，那裏包吃住，壹月保底工資低的都有2000多元，級別高的畫工保底工資能有五六千元。完成工作量之後，還有提成。
鄭洪去上猶之後感覺競爭壓力不大，不像在大芬村，有上千人在競爭，但他待了壹個星期就回來了。他顧慮那裏市場還未形成，人氣不旺，擔心以後畫賣不掉，也無人下單，而離開大芬村太久，老客戶會將他遺忘。
東莞、南京各地也紛紛興建油畫基地，打造集油畫創作、生產、展示、銷售等於壹體的綜合型油畫產業藝術基地。但是成功的案例並不多。
深圳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王為理對《第壹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地方政府介入文化產業時未充分考慮市場因素，有的是為了政績，有的是想做大，但不具有對市場的判斷和把握能力。
他補充道，在起步期，政府在土地、人才、租金上給出的支持力度足夠大，會讓企業走得比較好，但將來是否能形成自己的競爭力和規模，最終要看市場。
在王為理看來，大芬村是自發形成的市場，有先天的優勢，依托於深圳和香港等成熟的環境，短期內很難被取代。“北京、上海文化產業發達，很多名畫家都有名畫廊和原創畫，價值含量比較高。行畫也有，但未形成這麽大規模，而且定位不同，深圳主要是出口。”
王為理說，到目前為止，大芬村仍然以行畫為主，處在文化產業鏈的低端，附加值不高。雖然學院派看不上，但其存在合理性，滿足了市場的部分需求，並且對文化資源匱乏的深圳來說，能提供壹些文化氣息。
但是他擔心其他地方的油畫基地如果具備市場環境、人工優勢，並能解決渠道問題，大芬村的競爭壓力會劇增。“純粹依靠低廉的人力和租金，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深圳的生活成本和人力成本已經快速上漲，而且勢頭不減。”
他認為，除了原創之外，油畫與中國的藝術形式相結合，以及衍生產業鏈，如文化旅遊和油畫原材料的集散批發零售，都不失為壹個可以探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