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余秋雨的《借我壹生》的朋友，請談談感受好嗎？
這本書就是余秋雨先生的新著，他稱之為“記憶文學”的自傳體小說《借我壹生》。跟許多人壹樣，我也曾經是余先生散文作品的忠實讀者，也曾為其在90年代後期作品與人生上的選擇而迷惑，甚至失落。因此在初讀余先生的這部精心之作時，其心情也正如壹位朋友所寫的那樣，“是找回了壹份失落已久的心情。”
在初遇的驚喜之後，我卻漸漸領受到另壹種新鮮而陌生的感受：過去那個在《文化苦旅》與《山居筆記》中視野恢宏的敘述者，正被另壹個更加清晰，也更加鮮活的個體生命所取代——從這個角度而言，余秋雨先生的這部“記憶文學”，似乎可以看作他以自身的生命記憶對過去所有作品的壹個“總闡釋”。
通過余先生的回憶，我們得以對其在壹系列文化散文中所表達的思索理路進行壹次梳理：少年時代的經歷（如為鄰居寫信而受到尊重）培養了他對文化的親近與信任；文革時期的遭遇與觀察令他對“文化廢墟”的前景產生了深深憂慮（值得註意的是，“廢墟”這壹形象在余秋雨的壹系列作品中有著獨特的意義）；在奉化及其後苦讀的階段裏，他通過傳統典籍的廣泛涉獵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信念；在藝術理論闡釋與創作的過程中，他領悟了“結構”對於文學乃至文化的重要性；在擔任行政領導的過程中，開啟了對“幾百年來中國文化低效化”的反思；而在獨自上路的旅程裏，發現了以“對話”重新塑造和建構壹種民族文化體系的可能；此後的旅程與創作，則是對於他這壹文化思路的親身實踐……
無可否認，這種文化價值上的選擇，同樣也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放棄”與缺失，這種缺失甚至直接影響到余先生著作中文化言說的底蘊。比如我註意到，余先生的作品裏，很少出現對“個人權利”及“個體價值”的探討，至多涉及壹種集體文化背景下的“個人擔當”，而對於個體權利的界定與尊重，恰恰是西方現代文明與社會結構的基礎。不深入反思這壹點，很可能就會陷入“歷史與歷史的對話”，而缺乏與現代文明與生存狀態的溝通——對話也因此而少了壹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看到過的壹則資料，《收獲》雜誌副主編程永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最初聽余秋雨聊（本書的構想）時，特別激動。
“余秋雨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因為在父親逝世後，整理父親的遺物和筆記時發現，父親其實有著自己非常不熟悉的壹面。每個人都有著即使自己最親近的人也不壹定了解的思想和回憶。這使他決定嘗試著以壹種記憶的方式寫作壹部作品。”
程永新說，當時他壹聽這個構思，感覺這個想法特別有意思，生活中親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朋友以及歷史人物呢。余秋雨對真實提出了壹個疑問，那就是什麽是真實的？妳以為真實的東西，其實離真實有很大的距離，這其中包含壹個很豐富的哲學內涵。而在讀了壹二卷之後，程永新感覺“其精彩程度並未超過我的想象”。
當我讀到全書第五卷的第二章時，我覺得感覺到了程先生希望讀到的是什麽——那是壹個人以自己的生命對壹個喧囂時代的“獨白”，壹種個體存在對“整體真實”拒絕與反諷——而恰恰是在這壹點上，余先生多年思索所形成的文化態度與言說方式變成了敘述最大的障礙。
在這壹點上，我覺得與余先生有著相似經歷的王元化先生的壹段反思，恰恰可以做余先生這篇短短“故事”的最佳旁註。
王先生在談到壹個社會中，“集體意誌”（即公意）對個體的傷害時，寫道：“公意被解釋作比每個社會成員本身更準確無誤地體現了他們應有卻並未認識到的權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權威，需要造就出壹個在政治道德上完滿無缺的奇裏斯瑪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實是，這種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壹個假像，壹場虛幻。其實質不過是悍然剝奪了個體性與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這壹堂皇名義出現的國家機器，可以肆意擴大自己的職權範圍，對每個社會成員進行無孔不入的幹預。壹旦泯滅了個體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會，每個社會成員就得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為代價。民間社會沒有了獨立的空間，壹切生命也就被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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