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家庭背景
韓愈這封《答崔立之書》裏的這段非常重要，因為這裏雖然說的是他自讀書起到應舉求官期間的壹段思想經歷，但實際上這已經可以說是完整地概括了他壹生的思想轉變歷程，也說出了他的出仕觀和人生觀，因為他此後壹生的所作所為，無壹不是與此節符合若契。
從這封書裏，我們可知韓愈“少年尚奇偉”，幼時他多“讀聖人之書”，所以壹直認為做官乃“皆為人耳”，是要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為自己謀好處，他自己稱此念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後，由於生活艱辛至“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遂壹改前念，將出仕視為了擺脫貧苦生活的途徑，並推翻了自己以前認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觀點，開始認為做官“不唯為人耳”；等他到了京師應舉的時候，又發現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便進壹步地認識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為自己謀取好處，並且還是壹條可以讓自己為他人所“貴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途徑，因此遂“誠樂之，就求其術”，開始了他壹心求官的歷程。韓愈自19歲至京師應舉，三次落第，25歲時第四次應舉才中進士。但進士只是個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還要再過吏部的博學鴻詞科才可以。因此韓愈在26到28歲的這三年內又連應三次博學鴻詞科，皆不第，於是他又三次上書宰相求官，又不報。在長達十余年的求官歷程後，韓愈最後終於在30歲時去了汴州的宣武節度使董晉手下做了個觀察推官，真正開始了他的仕途。
韓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貧困經歷，以及在這壹系列的求仕過程中導致的思想觀念改變，致使他此後壹生中對官職的渴求以及對個人地位的重視程度，要遠甚於其他壹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於他求仕之初便以為做官不單是“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為人“所貴之”的觀點，致使他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諛權貴，為保官職、地位不但能諛上更可以欺世盜名。這些，在他第壹次被貶為連州陽山令以後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馬”等事件中的表現，以及被貶潮州等壹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證明，這其中還包括了幾樁歷史公案。
要說清楚這些，首先需要說壹下當時的“永貞革新”和“二王八司馬”事件。
唐貞元廿壹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韋執誼、柳宗元等人為代表的新興政治勢力得到順宗的信任和支持，進行了為時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順宗退位前改元“永貞”，所以這次改革史稱“永貞革新”。
“永貞革新”帶有明顯的法家思想痕跡，其主要目的是試圖緩解中唐以來日益尖銳的政治、經濟和階級矛盾，具體措施有撤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萬貫租賦、禁宮市、五坊小兒等，同時接掌太監手中的兵權，為此後的消滅宦官、藩鎮勢力，鞏固中央集權做好準備。總體來說，“永貞革新”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實際上也的確為以後憲宗的小中興局面打下了壹定的基礎。
但“永貞革新”伊始，以權宦俱文珍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舊官僚集團開始逼順宗退位，而順宗本就因中風口不能言，遂讓位憲宗。由於二王等永貞黨人先前曾反對立憲宗為太子，因此憲宗上臺後馬上依靠太監和各方勢力，把他們全數打倒：王叔文被貶渝州司戶，次年被賜死；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韋執誼貶為崖州司馬，均死於貶所；柳宗元、劉禹錫、程異、陳諫、淩準、韓曄、韓泰都被貶為邊遠地區的州司馬，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至於韓愈當初到底是因為什麽原因被貶為連州陽山令的，壹向眾說紛紜，即使是他學生、同僚也都莫衷壹是，未能統壹口徑。我們唯壹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權貴甚至是皇帝本人。傳統的有根據他《與三學士詩》的“傳之落冤仇”說，認為韓愈懷疑柳、劉二人陷害他，而在《憶昨行和張十壹》詩中則他又說：“忽有飛詔從天來，伾文未翦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據此看來，似乎應該是“二王八司馬”中的王叔文、王伾、韋執誼所為，再聯系他後來對不少詩文中頻頻對“永貞革新”進行攻擊和咒罵（3），好象壹切疑問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閻琦先生也持此說，他在《韓愈的“陽山之貶”析》中認為韓愈被貶陽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為。
但實際上這其中依然有著壹個極大的問題無法解決，韓愈是德宗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貶往陽山的，那時順宗尚未繼位，韓愈最反對的二王由於棋、書技藝出眾，正以翰林待詔的閑職身份，在陪伺還是太子的順宗下棋、寫字，韋執誼是翰林學士，只有柳宗元、劉禹錫與韓愈同是監察禦史，有可能陷害他。但韓愈與柳宗元、劉禹錫、韓泰等這幾位革新派不但份屬同僚，也壹直未曾有惡顏相向，還始終相交匪淺，對他們敬慕之情也都章灼熠熠。如韓愈從潮州調任袁州時曾舉韓泰接任，柳宗元死時托孤韓愈，韓愈先後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三篇文章以祭頌之等等，況且他雖然和永貞黨人不是同壹派系，在詩文中攻擊過“永貞革新”，但與宦官、藩鎮體系更是相去甚遠，後來他在《順宗實錄》裏，對二王等“永貞革新”的進步措施也表示了贊賞，同時他在力主削藩、排除奸宦、農商並重等政治主張上也是基本與二王、柳、劉等革新派壹致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柳、劉二人這個時候陷害他的嫌疑，而王叔文、王伾幾個那時還遠沒有掌權，也和他沒有根本利益及思想上的沖突，所以他們不可能、不必要也沒有這個能力去貶韓愈。到貞元廿壹年（公元805年）二月順宗即位之後，二王才開始掌權進行“永貞革新”，但這已經是韓愈被貶往陽山至少壹年多以後的事了，所以韓愈說二王陷害他的說法與史實不符。另外，反因為順宗的即位大赦，韓愈才得以自陽山內調江陵，同年夏，又被召為權國子博士，分教東都執掌學官，為他的“抗顏而師”提供了官方身份。
倒是當時的京兆尹嗣道王李實，由於想征稅進奉討好，雖然其年大旱欠收，但卻“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並因為“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可見李實對此事非常在意並且是不容人涉及的，而恰恰韓愈曾上過壹道《禦史臺論天旱人饑狀》疏，其中有說“京畿百姓貧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4），所以倒極有可能韓愈是因為觸怒了李實而被陷害的。
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韓愈說二王陷害他以及詆毀“永貞革新”等言行，並不是事實和他的真實想法，韓愈對王叔文個人的惡感，也是來自於王叔文掌權之後的壹些行事，陽山之貶應該和永貞黨人沒什麽關系。因此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被貶的責任全部要委過於王叔文、王伾等人，並做詩詆毀“永貞革新”，其最大可能應該是企圖想向憲宗和當權的宦官俱文珍等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乃是王叔文、王伾等永貞黨人的政敵，好保住自己的官位或得到提拔重用。
只是韓愈的這樣的心思，未免過於明顯了些。他在《上鄭尚書相公啟》中曾說過自己“日與宦者為敵”，對宦官監軍這壹做法也是壹向持反對意見的。可他卻又在《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言中吹捧權宦俱文珍道：“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其詩贊曰“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等等，此等言語行徑，其心思昭然若揭。
學界還有壹種意見說他這是迫於時勢不得已而為之，另外也有認為他這是為上司捉刀所做的，固然都有其壹定道理，但退壹萬步說，即使是迫於壓力，做為“文起八代之衰”退之先生也應該明白他這壹退之，文德肯定是被退沒有的了。只是此等現象在韓愈而言，並非僅此壹次屬於偶爾為之，而是有“前科”的“慣犯”，此前還有其他同樣性質的的壹些事情，都足以證明這些舉動是出自他本人意願的。
當年韓愈四處求官的時候，曾經找過李實，對李實聲稱“未有見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表示對他景仰之至，說自己“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效其懇懇”雲雲，這幾句實在有點肉麻到不忍卒讀了。他如此極力吹捧的這個李實，也就是他上《禦史臺論天旱人饑狀》時那個李實，韓愈自己也在其後的《順宗實錄》中寫道：“（李實）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賦皆不免，人窮止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至譴，市裏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永貞革新”時被懲的兩大高級貪官酷吏，壹個是勾結藩鎮勢力的鹽鐵轉運使李琦，另壹名就是這個李實。實際上李實之暴戾，在做司農卿的時候就已經是人所***知，所以韓愈找李實求官之時的肉麻吹捧，實在是再不能為他找出什麽借口來了，這純粹就是為了求官而為之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觀意願使然，而不是有什麽外部客觀原因迫使他那樣做的。
韓愈非但在為自己求官、保官等事上會阿諛奉承、顛倒黑白，大耍其兩面派手法，甚至還會不惜欺世盜名、無中生有，捏造聳人聽聞之事端做為自己的“政績”，給自己臉上貼金，他那篇流傳於世著名的《祭鱷魚文》就是明證。
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諫佛骨表》被貶往潮州後，韓愈對潮州之險惡艱苦頗為厭惡，他在給憲宗的表章中說：“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發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壹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茍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他這種全不以制政造福於百姓為念，惟日夜苦思而搖尾乞憐回朝之態度，與柳宗元去柳州後豪言“是豈不足為政耶！”，以及與後來同遭落難之蘇軾寫惠州之可作終老之計之間的差異，簡直有天壤之別。而他在潮州為官六月，最出名的也就是那件為潮州驅除鱷魚事。
從史料記載和他的表章、詩詞中，都可以知道鱷魚乃是潮州歷來之大患，百姓甚苦之。韓愈到後，令其下屬秦濟以壹羊壹豬投溪水，自己則做了篇祝文給鱷魚，壹面大肆阿諛皇帝壹面崖岸自高道：“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旰然不安溪潭據處，……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斯，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據說祝完的當天傍晚，就有暴風雷起於水中，數日後此水便盡皆幹涸，鱷魚竟然就此徙往舊湫西六十裏，從此潮州再無鱷患。
這個神話編造得頗有《山海經》、《搜神記》之風，鱷魚竟然會知道他是當今“神聖慈武”天子派來的刺史，而且還怕了他用強弓毒矢殺盡鱷魚的威脅，因此就西遷六十裏而避之，實在虛妄之極。宋代名僧契嵩對此嗤笑不已，他在《鐔津文集》中駁斥道：“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