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有哪些？
視線聚焦於日本經濟。通過各類的調查和統計數據顯示，3·11東日本大地震是繼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經濟所遭受的“二次危機”，尚未完全擺脫金融危機泥沼的日本，又在大地震等復合災害的直擊下，暴露出其經濟緩慢復蘇的脆弱性。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體和重要推動者，震後日本經濟的走向、災後重建的具體經濟政策等顯然已躍升為世界關註的焦點之壹，金磚國家（BRICS）峰會、G7和G20財長峰會、IMF等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機構及組織等，都紛紛以震後日本經濟為重要議題展開討論，凸顯日本經濟在全球經濟復蘇中的全局重要性以及國際社會對其所***有的關註與擔憂。
1、復合災害造成日本經濟多重受損，復蘇步伐減緩或成階段性趨勢
3·11東日本大地震屬於突發性的自然災害，並引發了海嘯、火災、核泄漏、食品汙染等復合災害。而且，在大地震所在地的日本東北地區，由於其產業結構和地理布局的特征與此次災害的多元復合性相結合，加速了震後衍生災害效應的擴散及蔓延，最終轉化為對日本經濟及全球經濟的負面沖擊。總體來看，此次大地震所引發的復合災害具有“突發性”、“復合性”、“嚴重性”、“擴散性”和“持續性”的5大特征，具體表現為以下3個不同的層面。
（1）宏觀經濟遭遇重創，復蘇勢頭有所減緩，恢復信心成為當務之急。此次地震、海嘯、核汙染等復合災害的來襲，對日本整體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大直接經濟損失。在日本的東部地區，尤其是宮城、福島、巖手3縣的大部分沿海地區，大量房屋及建築物的倒塌、損毀，大面積生產性農田的被淹，致使糧食、蔬菜等農作物的產量大幅縮水，並潛藏相關民生問題的陰霾。更為嚴重的是，復合災害不僅對宏觀經濟整體帶來系統性的破壞，更對參與經濟體活動的民眾及企業給予沈重的心理打擊，促使其在經歷了自上世紀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連續兩個“失去的十年”，再壹次陷入悲觀的經濟預期中。2011年4月13日，日本內閣府公布4月的《月例經濟報告》中就出口、企業收益、企業經營狀況、個人消費及物價動向等多方面做綜合評估，指出雖然總體的經濟復蘇正在持續，但由於受到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復蘇的趨勢逐步減弱，高失業率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不僅如此，復合災害的負面效應仍在逐步擴大、深層延伸，並呈現出“由點及面、由淺入深”的典型特征，甚至危及到日本經濟復蘇的總體環境以及宏觀經濟的未來走向。據日本央行4月公布的《全國企業短期經濟觀測調查》結果顯示，日本所有產業對於自身的未來發展存在明顯的信心下滑，除大企業2011年3月的信心指數維持在5這壹正值上，中、小型企業的同類指數各跌至負值5和負值15，同時對於2011年6月的預期更下跌至負值11和負值23，說明大地震等復合災害的惡性沖擊對於本身就並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此外，內閣府公布的2011年3月“消費動向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信心指數（兩人以上的家庭，季節調整值）為38.3，同比下跌了2.6，降幅創下自2007年4月有可比數據以來的新歷史記錄，再次反映出日本國民對未來經濟的憂慮情緒有所上升的不爭事實。
此外，福島核電站的各機組接連發生爆炸及核泄漏，造成海水、土壤、大氣等大範圍的核汙染擴散，進壹步提升了日本及周邊國家國民的“核恐慌”心理，由此也制約了經濟自然人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以及對未來經濟復蘇的樂觀預期，未來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特征也愈加突出。
（2）基礎設施遭嚴重破壞，引發電力供應不足、物流運輸停滯等壹系列經濟問題。由於福島核電站等重要的電力能源供應設施遭受復合災害的嚴重破壞，導致日本關東及大部分地區出現較大規模的電力供應缺口。由此，計劃性停電、限電等應急措施的實施，擾亂了生產、生活等各方面的正常經濟秩序，致使日本國內的各家企業及跨國公司等主要經濟參與體，或不同程度地陷入階段性的停產困境，或應對性地削減原定的生產計劃。就當下日本主要企業的應對策略而言，“豐田”、“本田”等著名的汽車生產商已相應地做出了部分停產或減產的艱難決定，而且其在海外的多家工廠也同樣面臨停產關門的潛在風險。除“豐田”、“本田”等知名汽車生產商宣布了短期的停產消息之外，其他世界主要汽車生產商，如美國的通用公司等也受到牽連，不得不做出減產或停產的相關決定。此外，以索尼公司為代表的日本乃至全球電子行業的領頭羊，也紛紛遭受產業鏈斷裂的重大打擊，核心零部件的生產停滯致使全球電子行業內發生震災後續效應的局部性擴散。
除電力供應出現缺口之外，日本東北地區的高速公路、壹般道路及主要的港口和機場等基礎設施也因地震、海嘯等遭受嚴重破壞，致使道路通行、港口運輸等無法正常運轉，物流行業整體陷入混亂，個別區域的物流系統“癱瘓”，甚至出現了救援物資無法及時送達災區的嚴重後果。更具破壞性的是，流通環節負面效應的大規模擴散，已成為抑制商品進出口、限制生產空間的“致命傷”，港口、機場等重要物流設施的暫時性關閉制約了日本對外經濟的交流以及未來經濟復蘇的時間與空間。
（3）核汙染危機的不斷升級，成為威脅未來經濟復蘇最主要的不穩定因素。由於福島第壹核電站所導致的核泄露危機，引發海水、土壤、大氣、食品等均產生核汙染的事實，致使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的經濟活動、日常生活等多方面都蒙受了重大的損失。同時，核汙染更危及到農作物、食品、消費品等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及出口規模。據此前日本農林水產省調查，受福島第壹核電站放射性物質泄漏的影響，至少已有25個國家和地區限制進口日本的農產品和加工食品。[7]而且，伴隨著福島核電站核汙染現象的不斷擴散及惡化，將進壹步加劇日本產品出口的困難度。而且，由於日本的經濟結構屬於出口導向型驅動的增長模式，進出口貿易就成為支撐國家經濟增長、盤活內外經濟的閥門，因此產品出口若發生停滯或出現大幅下滑，則經濟復蘇將被迫趨緩，國內產業的發展及技術升級將受到壹定程度的制約。
2、經濟戰略必需調整，多層次對外依存關系將愈加突出
上述的內容闡述了大地震等多重災害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直觀地來看，此次災害的影響對日本未來的經濟走勢、相關的經濟政策以及產業活動的調整等，都將持續壹段時間。尤其是對執政經驗尚淺的民主黨政府而言，應對此次復合災害的經濟危機管理，既是對災後經濟資源的再統籌、再調配，也是對其主張的經濟政策的實踐與調整。
（1）經濟發展戰略有待修改，核工業在經濟復蘇計劃中的初始定位或將被重新審視
2009年8月末，日本民主黨以壓倒性的多數優勢，在眾議院的選舉中贏得勝利，並壹舉將當時的黨代表鳩山由紀夫推上了首相的寶座。作為鳩山內閣上任後具體的經濟發展戰略，2009年12月30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新成長戰略（基本方針）”，其中將實施“以綠色創新為驅動的環境、能源大國戰略”置於發展經濟的首要位置。
但由於日美兩國在美軍普天間基地的搬遷問題上存有巨大分歧，而且鳩山本人又因違法收受政治獻金，以其為核心的政權在剛起步僅8個多月就不幸夭折了。繼鳩山由紀夫之後，民主黨副代表菅直人繼任首相之位，盡管在閣僚的人事安排及具體事務的處理方式上相對於鳩山政權時期發生了壹定的變動，但菅直人內閣所倡導的經濟發展戰略基本延續了鳩山時代所確定的“綠色經濟”基本方針。
2010年6月18日，菅直人內閣首次對外公布了“強經濟、強財政、強社會保障”的“三強”經濟發展戰略，並具體提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7大領域及相關的基本方針、目標和預期成果。[9]在菅直人版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延續了鳩山政府所倡導的“以綠色創新為驅動的環境、能源大國戰略”。縱觀鳩山版及菅直人版的兩份經濟發展戰略，盡管未曾具體提及核能的開發及利用，但發展清潔且可再生的能源、構建低碳社會等內容表述中隱含著核技術及核能的開發及利用。而且，根據日本政府發展對外經濟的既有戰略來分析，不間斷地向其他國家，尤其是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推銷低碳、高效的日本技術、日本產品已成為主流趨勢，而且其中主要就包括了核電站、新幹線等技術含量較高、競爭優勢明顯的公***設施工程。但事與願違，此次福島第壹核電站的核事故爆發，嚴重戳傷了日本作為“核安全神話國家”的形象，也從根本上擾亂了核技術應用及推廣在日本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布局。更為嚴重的是，東京等日本國內的重要政治敏感區已相繼爆發了多次“抗議建造核電站、發展核技術”的群眾遊行活動，逼迫日本政界及民主黨政府深陷核問題上的尷尬境地。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日本國民在核問題上本身就背負著沈重的歷史包袱，在核電站的建造及應用上始終摻雜了反對的聲音。此次福島核電站所引發的核危機，提升了日本民眾對核事故及涉“核”問題的擔憂度，而且其憂慮情緒與此次核事故處理的後續結果息息相關，短期內日本國內或許將暫緩涉“核”敏感話題的相關事務，待“核問題”的敏感性和擔憂度有所趨緩之後，再推行壹系列與核相關的具體操作。
此外，民主黨政府所強調的“旅遊立國”等經濟振興政策也將在此次復合災害的沖擊下，成為亟待審視的經濟振興戰略之壹。據日本觀光廳的最新統計，2011年3月訪日的外國人遊客僅為352,800人，同比減少50.3%，離日的國民數為1,282,000人，同比減少18%。[11]人員流動活躍性的大幅度下滑，對旅遊產業的規模擴張造成極大威脅，同時殃及與旅遊業相關的酒店、餐飲、交通運輸、旅遊產品等各個終端行業。
綜上所述，隨著復合災害危機的延續以及災後重建工作的展開，日本實際的經濟重建政策以及長期的振興戰略勢必會發生改變，而且，能否有效抑制災害效應的擴散將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壹。
（2）短期內農業問題成為經濟外向化的包袱，但對外經貿合作是解決中長期戰略發展的必備良方
由於日本長期對於本國農業實行高額的補貼和強效的政策保護，致使日本的農業、尤其是糧食作物為主的基礎農業的競爭力幾乎喪失殆盡，農業領域的自由開放問題成為日本對外經貿合作談判中的主要軟肋。而且，因為日本特殊的政治體制結構，龐大數量的選票和政治獻金來源於與農業相關的各領域及產業內，所以農業利益集團就成為阻礙日本對外經貿合作的最大阻力。
此次的多重災害重創了日本東北部的農業生產基地，核汙染所造成的危害短期內還無法完全顯現。因此，在原本就基礎不牢、開放意願不大的農業板塊，短期內對外經貿合作的步伐勢必會有所放緩，下壹步更多農業救助政策的實施，反而會孳生農業對於政策保護的依賴度。而且，由於日本國內整體仍處於災後重建的艱難過渡期，條件上不具備談合作的基礎和時機，所以與壹些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進程將被暫時擱置或延緩。但就中長期的發展戰略來判斷，擴大並豐富對外經濟合作的形式與內容，尤其是TPP（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夥伴關系）、FTA（自由貿易協定）等為核心內容的對外經貿合作方式，將衍生為中長期勢在必行的戰略問題。換言之，日本加強對外合作、促進內部經濟的對外開放只是個時間問題。而且，從某種程度來看，地震等多重災害的發生反而會加速日本參與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進程，通過營造“拯救日本、拯救日本經濟”的整體背景及氛圍，掃除原先束縛日本參與TPP、FTA等經貿合作談判的障礙或瓶頸。屆時，始終受到保護的日本農業團體等也只能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讓出道，並在日本全面的經濟開放背景下出讓部分利益。因此，壹旦時機成熟，日本國內的商界精英、官僚階級和政治家團體勢必會加大此方面的工作力度，推動日本經濟的外向化與合作化。
此外，從政治層面來看，此次大地震的襲來，使民主黨“喜”獲政治機遇期，菅首相及其領導的政府內閣避免了“破產危機”，執政經驗的欠缺被暫時“淡寫”。具體而言，菅直人政府原定於2011年6月就是否加入TPP壹事作出決定，但對於此決定的做出，菅政府缺乏壹定的調研和準備，日本國內反對意見的高漲致使此決定從壹開始公布就飽受爭議。但因為地震的後續負面效應不斷延伸以及受損情況仍不可預估，菅直人政府就借機宣布放棄原先6月的決定計劃。此外，菅政府也暫緩了與澳大利亞等國正在商談中的EPA（經濟夥伴協定）。總之，壹切對外經濟合作協定的商討及簽署，必須等到地震、海嘯及核汙染等多重災難的危害結果逐步明朗，且國內政治環境也已脫離地震後非穩定狀態。菅直人政府的此種表現無非是兩手準備，即“爭取時間，內部梳理”，即壹是要理清從民主黨鳩山政權上臺以來，民主黨對外政策上的脈絡與得失，究竟“何可溜、何應去”需要壹定的緩沖期來考證，在此基礎上，重新確定後地震時代的日本對外政策的總體方針及具體實施政策；二就是為“體察民意、贏取民心”爭取時間，畢竟老百姓握有決定菅直人政府和民主黨的最終投票權，所以菅政府和民主黨的未來政策將盡可能的考慮日本老百姓的所急與所需，爭取實現“對口配菜”。
（3）東北地區失業人口驟增，未來勞動力問題恐成主要矛盾之壹
據日本著名的研究機構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分析，由於此次災害發生地的勞動力人口集中於農業、林業、水產業等第壹產業，而且這些地區的農田、森林及沿海地區等都受此次復合災害的破壞程度較為嚴重，上述產業內將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此外，制造業、建築業等第二產業也同樣面臨勞動力剩余的重大課題，勞動力轉業成為勢在必行的解決途徑。總體來看，災後重建展開6年後的2017年，在東日本大地震中受災嚴重的巖手、宮城和福島3縣的沿海地區將會有8萬多的工作崗位自然流失，估算對象涵蓋3縣的38個市區町村。
進壹步分析，此次東日本大地震的受災地就業情況呈現以下主要特征：（1）除林業、漁業、采礦業、水電煤及熱能供應等行業之外，其他行業的就業分布與日本全國總體的就業布局基本壹致，就業人群主要集中於批發及零售、制造、建築、服務等傳統行業；（2）相對於日本全國而言，此地區的農林水產行業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凸顯其作為重要的糧食、海產品等生活食品生產基地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隱含了受此次復合災害的影響，日本未來出現生活必需品自給供應不足的隱患；（3）此次災害涉及行業面廣，覆蓋人數較多，總體近80萬的就業人口已經或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並對就業市場的重新布局形成壹定壓力，隨著災害清理及“家園重建”政策的展開，就業人口的調配與管理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之壹。
中長期來看，隨著大量勞動力的流失，以及人口少子高齡化趨勢的多重作用，此地區內的有效勞動力，尤其是某壹特殊領域、特殊行業的專業勞動力的缺失問題將成為核心矛盾之壹。換言之，日本將繼續從周邊國家補充大量勞動力，以填補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力供應缺口。由此，日本政府有必要放棄以往在外國人就業、移民等相關政策上較為保守的態度及做法，適度地放開對外國高技術人群及有效勞動力的簽證和入籍政策。
（4）糧食供應的安全保障將得到地位提升
由於基礎型農業在大地震及核危機中受到較大沖擊，致使食物供應鏈的下流出現較大缺口，此問題的嚴重化趨勢恐將引發終端食物供應的不足與危機，並將對日本的糧食外交政策產生深遠影響。具體而言，由於此次地震、海嘯的沖擊，同時再加上福島核電站所引發的壹連串核泄漏事故，致使福島及周邊的大範圍地區，其土壤、水質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汙染，並引發農產品、海產品等基本食物受核汙染的恐慌。受其影響，在未來壹定時期內日本國內產的糧食及蔬菜的需求會有所下降，部分固有需求會轉為對外來進口食品的依賴，由此日本勢必會加大對中國、越南、泰國等國家的基本食品進口，以彌補因國內需求偏好而引發的供需缺口。而且，日本東北部地區素有日本的“糧倉”之稱，受此次多重危機的打擊，東北部地區的常態供給將出現空白，甚至存在農產品供應“結構重組”的可能性。此外，由於長期以來日本的糧食自給率本身就較低，很多農產品不得不依賴中國、澳大利亞、美國以及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因此隨著日本國內食品自給率的進壹步下跌，其對周邊國家食品進口依賴度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由此，日本政府勢必會加強在此方面的外交努力，保證國內的糧食安全以及供應秩序的穩定，此舉也將為中日兩國在農產片進出口、食品安全等方面上的新合作奠定穩固的基礎。
（5）債務比例屢破新高，通貨膨脹危機醞釀
為了籌措債後重建的大量資金，日本政府必須通過發行大規模的國債，以填補財政資金上的不足。但因政府長時期的赤字運營，再加上民主黨上臺執政後實施了大規模的補貼性財政政策，造成原本就瀕臨債務危機邊緣的日本政府，舉債的實際空間被進壹步壓縮。[13]而且，由於日本債務比例的屢創新高，主權債務危機的隱患正逐步醞釀，並通過壹定的方式傳導至國際信用市場。2011年1月，國際著名的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P）將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從“AA”下調至“AA-”，3·11地震後僅壹個多月，同機構又將日本主權信用評級的前景從“穩定”下調為“負面”。此外，另壹家國際主要信用評級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也完成了相同的市場操作。由此可以判斷，大地震的突襲加速了日本財政危機的發展，勢必威脅到日本的主權信用，並削弱未來外資流向日本的意願和信心，也對即將展開災後重建的日本經濟，在資金供應層面上造成外來支撐的部分流失。
此外，財政問題的政治鬥爭上，執政黨的民主黨與以自民黨為首的在野黨之間存在較大的分歧，政治鬥爭極易成為阻礙財政正常運行的絆腳石，並進壹步致使災後重建資金的籌措規模受限於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妥協程度。
同時，為了抑制大地震後金融恐慌情緒的高漲與蔓延，日本央行實際采取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增加大規模的流動性，以活躍日本國內的貨幣流通及金融市場。盡管此舉作為暫時性的應對措施，壹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恐慌、激活消費、促進對內投資的目的，但也殘留了流動性過剩，未來出現新壹輪通貨膨脹的風險。同時，由於全球經濟尚處於復蘇階段，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暴露出未來不確定性的特點，美國的失業率依舊處於8%以上的高位，美聯儲壹系列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致使全球性通貨膨脹的普遍性擴散，將石油、天然氣、黃金、白銀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壹舉推高。這樣壹來，日本進行災後重建所必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進口成本將被迫上升，加之國內債務呈現規模性增長，就造成未來發生通貨膨脹的潛在風險急劇增加，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愈發明顯。
3、震後日本經濟復興的展望及對全球格局的影響
（1）短中長三期表現不壹，對外合作奠定發展基礎
由於受到此次大地震的嚴重沖擊，日本東北部的大部分制造業工廠陷入停產、減產的無奈困境，壹些基礎零部件及核心零部件的供應不足，甚至引發了全球性的產業鏈斷層現象的發生。受其影響，短期內日本經濟嚴重受挫，復蘇勢頭減緩已成不爭的事實。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日本國內的消費者以及投資者心理深受此次復合災害的嚴重影響，短期內將減緩或削減部分的消費及投資活動，致使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支撐動力。而且，日本的各產業界也會做出富有針對性的不同策略，毫無疑問，部分制造業產業向外轉移的步伐將提速，而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國家將成為其主要的目的地。
中長期來看，由於人口出生率低、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以及制造產業“空心化”等各方面問題的疊加，日本經濟內生性增長不足的弱點將愈發凸顯，因此亟待構造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大力增加對外經濟的開放度及交流規模將成為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戰略，而且其主要的突破口就在於高新技術的研發與出口，以及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出口等。此外，日本政府所展開的壹系列經濟外交實踐會更多傾向於TPP、EPA、FTA等經濟合作協定或框架的達成，為日本的對外經貿合作尋求現實且可行的路徑。由此，雙邊及地區經濟合作化、壹體化的進程將開始新壹輪的發展，合作的內容及方式也將更為豐富、飽滿。更為重要的是，此類合作的目的不僅僅停留於經濟發展、利益互惠的基礎上，還將覆蓋經濟發展的安全性、保障性的考慮。
此外，此次大地震的發生地在日本，但經過全球產業鏈的傳導機制，致使局部性矛盾迅速轉化為全球性的系統性風險，復合災害的破壞效應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基於此次產業鏈斷層的深刻教訓，各主要國家會加大對特定產業的基礎零部件及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力度，力求避免因過分依賴外部進口而造成自身產業鏈斷層的不利局面。由此，日本在汽車業、鋼鐵業、電子業等領域所握有的高新技術、專利產品等將受到壹定的競爭壓力，同時替代產品的大規模出現對於日本長期的總體經濟發展勢必帶來不利的競爭風險。
（2）政經利益重新分配，地區性格局發生位移
日本經濟實力的相對衰退，以及周邊國家的國力上升，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由此，日本的政治影響力也會相應弱化，並造成其追求成為全球性政治大國的雄心和步伐的困難加劇。由此，日本國內已傳出關於削減日本政府的官方發展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聲音，客觀地說明日本在對外援助政策上的收縮，但更多地也表明在政治與經濟此二者矛盾中的無奈選擇。[14]但是，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要利益代言人和維護者，日本的核心地位仍不會被美國的其他盟國所取代，而且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日美間的同盟關系反而會凝聚得更為緊密。同時，為了盡早實現美國國內經濟復蘇以及奧巴馬政府所提出的“出口倍增計劃”，來源於日本、中國、歐洲等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及地區的有效需求，將扮演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此時，日美傳統盟友的經濟價值將在更高層次的合作中得以體現，日美經貿間的新壹輪合作也將更廣泛地涉及低碳環保、新能源開發及利用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瓶頸突破。總之，日美同盟關系將在普天間風波後趨於穩固，此舉也為日美兩國未來在各自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整、產業政策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秩序的全球治理等創造更多的合作條件。
當然，在亞洲及全球的相關事務中，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相對衰弱，中國因素將會有更多的機會扮演主角，同時新興國家合作機制的實現與完善，將形成壹支有效參與全球經濟、政治治理的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