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法拉奇提了壹個問題
法拉奇此次到訪中國得以成行，全靠鄧小平的大力支持，法拉奇非常感激鄧小平，讓她完成了到中國采訪的夙願。但法拉奇並未因此改變自己壹向犀利的提問方式，在正式開始采訪鄧小平後，立即就拋出來壹個非常刁鉆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
之所以稱這個問題刁鉆，是因為中國當時正處於壹個全國減少毛主席像和雕塑的活動中，關於“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拆除，懸掛多久的問題，尚未有壹個明確的定論。法拉奇的這個提問，如果回答得不妥當，法拉奇後續更為刁鉆的提問就會接踵而至。
鄧小平當時是怎麽回答的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當中，毛澤東畫像是在1949年10月1日第壹次掛到天安門上的。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早在1949年2月12日，毛澤東畫像就在慶祝北平和平解放大會上，第壹次掛上了天安門。而毛澤東畫像第二次掛上天安門，則是在1949年7月7日召開的北平各界人民紀念七七抗戰12周年大會上。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畫像掛在天安門上，已經是第三次了。
毛澤東畫像采取的是油畫繪制的方式，懸掛在天安門上，每天都要經受風吹日曬，色彩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淡，為了保證毛澤東畫像能保持壹個美觀的狀態，需要每年都重新作畫壹次。
1949年10月1日懸掛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寬4.6米，高6米，重達1.5噸，由湖南平江籍畫家周令釗主筆。這幅畫像雖然已經是懸掛在天安門上的第三幅毛澤東畫像，但周令釗繪制此畫時付出了很多心血，也頂住了很大的壓力。
周令釗是湖南人，出生在平江三市鎮托田村，她的母親鄭家壹與楊開慧是同學，曾為徐特立的學生，畢業後當了壹名美術教師，周令釗自幼受母親影響，對繪畫十分喜愛，早期主要以山水畫為主，經常用手中的畫筆繪制家鄉的青山綠水。
周令釗上學後接受到進步思想，愛國熱情非常高，在日寇的鐵蹄踐踏中華大地，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的抗日期間，周令釗在國破山河碎的情況下，畫筆不再描繪青山綠水，開始抗日宣傳畫，利用手中的畫筆對抗日做出貢獻。1948年，在徐悲鴻的邀請下，周令釗到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後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為了響應北平和平解放，周令釗在任教期間壹直帶著學生壹起繪制宣傳畫、書寫標語，以這樣的方式為北平和平解放貢獻壹份力量。
北平解放後，新中國成立前夕，經歷了多年戰爭的中國，處於壹個百廢待興的狀態。當時在北平想要舉辦壹些大型的會議，甚至連壹個規模足夠大的會場都很難尋覓。正是在這段時間裏，許多國家級別的大型會議都選在中央美術學院禮堂來舉辦，布置會場的重任便落在了周令釗的身上。期間，周令釗布置會場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鍛煉，他的名字也因此被許多人熟知。
此後，周令釗參與了多次重要的設計工作，比如，參與新中國國徽的設計、政治協商會議會徽的設計等等。
1949年9月初，距離新中國開國大典已經不足壹個月的時間，天安門上懸掛的毛澤東畫像尚未定下執筆的人選，國家禮賓司司長王拓因此十分著急。為了能夠得到足夠的重視，王拓親自去了壹趟藝專。
藝專黨委書記江豐和校長徐悲鴻，得知王拓要在藝專尋找畫家為毛主席畫像後，深感肩上的擔子很重，經過二人權衡再三，做出了讓周令釗主筆作畫的決定。原因也很簡單，周令釗的畫藝高超，有豐富的作畫經驗，最重要的是，早在1949年4月，周恩來負責主持國***和談時，周令釗就曾為毛澤東做過壹幅畫，這幅畫最終得到了周恩來的認可，被掛在了和談的會場。在會後，許多看過這幅毛澤東畫像的人，都給出了肯定。所以，為毛澤東畫像的人選，非周令釗莫屬。
周令釗接到任務通知後，深感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雖然時間緊任務重，但他並沒有倉促動筆作畫，而是對毛澤東以往的照片和畫像進行逐壹篩選，最終定下了壹張照片，作為畫像的模板。這是壹張毛澤東在北平和談時的留下的照片，毛澤東在照片中充滿自信和笑容，令觀者有壹種和藹可親的感覺。
定完畫像模板後，周令釗開始著手繪制毛澤東畫像，前文已經提到，這幅掛在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是壹張巨幅畫像，想要完成繪制需要達到許多條件。其壹，作畫的時候必須要在戶外，而且還要在白天繪畫，因為只有借助自然光繪制毛澤東畫像，才能夠準確掌握畫像的顏色。如果在其他光源下作畫，掛到天安門時就會產生色差，無法達到理想的效果。
其二，繪制如此巨幅的畫作，壹個人肯定無法完成，必須要找到壹個與主筆人很有默契之人***同作畫，才能達到配合作畫的同時，又不會在畫風上產生差異。為了能夠滿足這個條件，周令釗請出自己的夫人陳若菊與自己***同作畫，陳若菊接到丈夫的邀請，欣然同意。
周令釗與陳若菊是夫妻，在壹起生活許多年，默契度自然不成問題。但繪制毛澤東的畫像需要很高的藝術功底，陳若菊能勝任嗎？答案是肯定的，周令釗之所以敢找陳若菊做自己的搭檔，自然是對陳若菊的畫功充滿信心。
陳若菊比周令釗小了整整8歲，周令釗到藝專任教時，陳若菊是藝專美術系的壹名學生。在壹次義賣畫展中，陳若菊被周令釗的畫作吸引，後來陳若菊又分到了周令釗的班，成為他班上繪畫成績最好的學生。兩人相識後，因為有著同樣的興趣愛好和愛國思想，很快就墜入愛河，直至結為夫妻。所以，兩人不僅有夫妻的默契，更同樣具備高超的繪畫技藝。
為了讓毛澤東畫像在繪制過程中的色彩與掛在天安門上的色彩盡量壹致，周令釗夫妻二人決定將作畫的地點設置在天安門城樓東側位置，這樣就可以讓兩者處於同樣的自然光環境之下，可以看到確保繪畫時看到的效果與掛到天安門上時基本壹致。
周令釗夫妻二人接到作畫任務時，距離開國大典的時間僅有半月不足的時間，為了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周令釗與陳若菊每天早早起床，帶上了準備好的幹糧登上天安門城樓作畫，由於夜晚沒有陽光無法作畫，毛澤東畫像又必須要在日光下完成。所以，周令釗和妻子在白天壹分鐘也不敢耽誤，餓了就吃壹口隨身攜帶的幹糧充饑，渴了就拿起自帶的水壺喝壹口。直到太陽落山，周令釗和陳若菊才會戀戀不舍地結束繪制工作，回家去準備第二天需要的繪畫顏料和食物。若不是有嚴苛的環境要求，他們恐怕連家也不會回。
由於這是壹張巨幅畫作，夫妻二人在繪制過程中需要搭建壹個三層的腳手架，這樣就會造成繪畫者無法時刻觀察整體比例的情況。為了確保繪制過程中不變形，周令釗采取的是方格擴大法。他先在小照片上打好格子，按照比例畫壹張擴大版的手稿，再將手稿打好格子，畫壹張更大比例的畫像。最終，周令釗在巨幅畫像上打好格子，按照小稿子進行等比例擴大，這才確保了畫作的比例不跑偏。
陳若菊是壹名女性，她的作畫思想著重放在了畫作的 情感 方面。她建議以革命浪漫主義的手法繪制毛澤東畫像，用這樣的繪畫手法將毛澤東的精神在畫作中體現出來。
作畫的過程漫長且辛苦，直到9月30日才順利完成。畫像完成當天，時任北京市市長的聶榮臻心裏壹直惦記此事，專程到天安門上對畫作進行驗收。當聶榮臻看到這幅毛澤東畫像時，忍不住贊了壹句：“像，非常像！”但同時，聶榮臻也提出了自己的壹個建議，毛澤東畫像上的領口當時是敞開的，聶榮臻認為開國大典是壹個很莊重嚴肅的事情，領口的風紀扣還是扣著更好。
得到聶榮臻的指點，周令釗與陳若菊深以為然，由於當時已經沒有時間了，也顧不得那麽多講究，事急從權之下，兩人連夜將畫像按照聶榮臻的建議修改了。正如聶榮臻所言，毛澤東的畫像看上去莊重了不少。因為畫像是在開國大典前夜才完成，負責懸掛的工人們壹直等在畫像旁邊，周令釗夫妻倆結束繪制工作後，工人們片刻也不敢耽誤，立即將畫作擡走，掛到了天安門上，完成時已經是開國大典當天的淩晨。
此時，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仍未入睡，當他得知毛澤東畫像已經懸掛完畢，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趕過來看，卻發現了畫作的壹點不足。這幅毛澤東畫像是周令釗根據照片所畫，照片上印著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字，也被他按照比例畫進了畫像中。由於畫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距離觀看者的距離較遠，“為人民服務”五個字無法清晰辨別，周恩來認為，既然分辨不清，還不如將其去掉。
周令釗當時已經入睡了，周恩來下達指示後，又被人從睡夢中叫醒。周令釗得知了周恩來的想法後，立即著手準備清除工作。由於當時畫像已經懸掛好，又沒有起降機，想要修改畫像只能將現場的木梯子連起來，壹***連了3個梯子，立起來才剛剛可以達到畫像附近。好在，這五個字都是寫在毛澤東的衣服位置，周令釗只需要用衣服顏色的顏料塗抹遮擋即可，很快，就最終完成了畫作。
毛澤東光芒萬丈，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走出舊 社會 ，過上新生活。因此，毛澤東的相照在民間逐漸多了起來，幾乎遍布了大街小巷，以及各個公***場所，成為人民對毛澤東表達感謝和敬仰的壹種方式。
1950年，新中國即將迎來壹周年慶典，周令釗夫婦繪制的毛澤東畫像已經在天安門上方懸掛了近壹年的時間，色彩在風吹日曬下有所淡化，需要重新繪制壹幅。這壹次的主筆人是由胡 喬木邀請來的辛莽，辛莽在北京市人民美術工作室任職，有很強的繪畫功底，接到邀請後到中南海接受了此次任務。
辛莽所畫的毛澤東畫像，是壹幅眼睛略向上看的半側畫像，這幅免冠畫像懸掛到天安門後，在民間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許多百姓反映，這幅畫像只突出壹只左耳，眼睛又是偏上，給人的觀感很不好。此後第五次繪畫毛澤東畫像時，認真聽取了百姓提出的意見，重新變成了正面畫像，得到了百姓的壹致好評。
後來，也壹直延續了這種端莊、正面的繪畫方式。但不論毛澤東畫像細節如何改變，是否與其他人的像照同時懸掛天安門城樓，位置始終距離天安門最近。毛澤東畫像，不僅是天安門的壹個標誌，更深入到每壹位中國人的心中。
法拉奇出生於佛羅倫薩的壹個普通家庭，父親是木匠，母親是清潔工，本來法拉奇很難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但她的父母寧可節衣縮食也堅持供她讀書，並為她買了很多的書籍，這讓法拉奇得以自幼學習文化知識。如此家庭的女孩能夠獲得讀書的機會，這在早年的意大利非常罕見。
戰爭畢竟是殘酷的，並不會因為卷入戰爭的人是壹個小女孩兒而變得柔和。小法拉奇在壹次遭受轟炸時，被身邊響起的爆炸聲嚇得哭了起來。本來小女孩被嚇哭是很正常的事情，法拉奇卻因此挨了父親壹個耳光，父親給出的理由也很簡單，任何時候都不許哭。這件事情給了法拉奇很大的觸動，也讓她的性格從此變得很堅毅。
法拉奇采訪基辛格時，因為提問極其犀利，導致基辛格壹時間無法回答，場面壹度十分尷尬。多年以後，基辛格在接受采訪時仍然表示，自己對當年接受法拉奇的采訪很後悔。可見，法拉奇的提問有多麽刁鉆，連基辛格都倍感壓力。
法拉奇逐漸以提問刁鉆犀利而聞名世界，她本人卻不認為自己的做法有什麽不妥，對於她而言，就是要將每壹次采訪都當成壹場戰役，在每壹次采訪前都要準備充分，直擊要點，這樣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對於當時的法拉奇而言，始終有壹個遺憾。她采訪過世界上許多風雲人物，卻始終未能如願采訪到中國的毛澤東和周恩來。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引起世界轟動，也引起了法拉奇的註意，她希望能夠采訪鄧小平，彌補自己壹直以來的遺憾。但法拉奇因為壹些原因未能如願，不過，她並未因此放棄。
1980年，法拉奇得到壹個好消息，意大利的總統佩爾蒂尼即將訪華。這是壹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法拉奇立即找到已經是意大利英雄的父親，讓他幫忙聯系總統，達成同行去中國采訪的目的。
在父親的幫助下，總統佩爾蒂尼與中國取得了聯系，並表達了要帶著法拉奇同去中國的想法。法拉奇當時已經是名聲在外，她的采訪風格也廣為人知，如果她與總統佩爾蒂尼同行，鄧小平必然就要接受她的采訪，而接受法拉奇的采訪，就意味著要面對任何刁鉆的提問。有人勸鄧小平不要同意法拉奇來中國，但鄧小平最終還是答應了法拉奇的請求。
法拉奇將攝像機放在茶幾上後，開始了對鄧小平的采訪。法拉奇此次並未采取單刀直入的方式，而是先向鄧小平表示祝福，因為她在采訪前在鄧小平的傳記中查到，明天就是鄧小平的生日。
在幾句寒暄過後，法拉奇開始切入正題，她向鄧小平提出第壹個問題：
法拉奇提這個問題的時候，正好處於全國大街小巷不再繼續張貼毛澤東畫像的時期，這個問題表面是詢問壹個畫像的問題，實際是問未來對毛澤東持何種態度的問題，很刁鉆。
聽了法拉奇的問題，鄧小平自然知道她的意思，讓法拉奇感到意外的是，她準備的這個刁鉆的問題，並未讓鄧小平產生任何的變化，反而果斷的作出了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鄧小平同時指出，到處掛毛主席畫像是不嚴肅的。接著又說：
鄧小平短短幾句話，就不失體面地回答了法拉奇的刁鉆提問。此後，法拉奇又提出了許多的犀利問題，鄧小平全都逐壹作答。對於鄧小平的精彩回答，法拉奇也不禁發出贊嘆，在她結束中國之行回到意大利後，她接受意大利媒體采訪時表示：
可見，法拉奇也被鄧小平的高明回答所折服。鄧小平與法拉奇的此次精彩對話，有壹部分被刊登在了《華盛頓郵報》上。通過這次采訪，全世界對新中國都有了壹個全新的了解，對於新中國改革開放的實施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如今，雖然大街小巷已經看不到毛澤東的畫像，但毛澤東的畫像仍然高懸於天安門之上，更高懸於每壹個中國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