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是什麽
存放款
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莊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鹹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郁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厘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厘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關系是壹種商業交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起初，錢莊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願意支持錢莊，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賴票號作為後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於開展業務。票號與錢莊的性質、組織和營業範圍不同，且可互補。錢莊的性質是兌換，票號是匯兌；錢莊的營業範圍只限於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莊遍布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莊、官吏及殷實商號，錢莊的存放款，則以壹般商人為對象；錢莊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註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莊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莊。在壹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莊，委托鄰近殷實的錢莊為代理處。
發放貸款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山西票號除對錢莊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盡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後臺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築津沽鐵路，曾求助於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回路礦鬥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 150萬兩，並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70%。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 310萬銀兩，其中 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著融通資金的關系。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匯兌京銀
鹹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占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撚軍活躍於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鹹豐十壹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 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 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於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準戶部奏折，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陜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余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兌”。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壹萬兩、二兩平銀壹萬兩，***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幹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後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兌至山西平遙。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兌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萬兩
同治H年（1863）139萬兩
同治三年（1864）56萬兩
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
票號票據
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
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
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
同治九年（1870）37萬兩
同治十年（1871）15萬兩
同治十壹年（1872）283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155萬兩
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
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
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
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
光緒四年（1878）2萬兩
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
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
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
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
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
光緒十年（1884）24萬兩
光緒十壹年（1885）283萬兩
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
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
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
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
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
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
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
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
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兌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 189萬兩。
匯兌海防經費
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並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並經山西票號匯兌。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兌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壹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壹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征洋藥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征收土藥稅厘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壹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壹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匯兌鐵路經費
光緒時修築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匯解協餉
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後，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兌。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陜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陜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兌。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於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壹萬兩交百川通匯兌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壹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壹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誌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壹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裏雅蘇臺。同年，廣東交誌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壹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戶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匯兌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匯兌河工經費
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兌，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壹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誌成信匯兌。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誌成信、協成乾匯兌，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賑款
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壹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兌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壹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借墊教
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後，……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征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誌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拔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誌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陜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誌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誌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並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 220萬兩，勻作 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於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壹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余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匯兌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醜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壹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四國借款”
承辦“四國借款”
《馬關條約》簽訂後，對日賠款二億兩，後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壹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余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余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余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采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於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陜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壹顧，甚至規定 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後，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 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 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 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 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 1%。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壹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壹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巖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後可以獨占全國了。他們仿佛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臺，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臺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壹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後，維系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
6政府政策編輯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兌到禁止到開放，壹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兌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於撚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戶部最後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兌，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兌功能，為各省匯兌資助太後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壹新，贏得清政府的贊許與業務準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壹方面，在官款匯兌中，先後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壹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兌，壹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據，稅收短絀，支大於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兌，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兌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兌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鹹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系，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並匯解慈禧太後西逃所需經費後，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回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咨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並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並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著與官府的業務聯系與關系密切，票號將自己的註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壹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兌、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系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裏，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著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準信用貨幣時代，並愈來愈成為壹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著壹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壹個法制化、規範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
7影響力編輯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誌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莊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壹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於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壹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麽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象空間[1]
8理念領先編輯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領導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將近壹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並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壹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後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並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9衰落編輯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壹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巖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壹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壹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壹並拖垮。每次經濟危機壹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壹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盡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麽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臺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