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們的漢語有什麽缺陷嗎?
結構能力,原是邏輯思維能力的自然延伸,故不可能不受到語言的制約.管見以為,中國作家在“文法”（結構）上的缺陷,本是思想或思維能力低下的反應,這種低下與來自漢語的鉗制有關,即漢語在抽象功能上的先天缺陷會阻礙使用者思維能力的提升.與拼音文字相比,象形文字在言情敘事方面並無劣勢,但於歸納演繹之道卻難掩笨拙之態.讀徐朝華先生《上古漢語詞匯史》壹書,我也毫無意外地發現,抽象概念的詞匯,在早熟的漢語詞匯系統裏壹直發育維艱,日後也未有起色.當年瞿秋白在給魯迅的信中竟至認為：“（漢語）壹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復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
我沒有看出胡適此處的“文法”包含“句法”“語法”之意,自然不敢強作解人,代為申說.不過眾所周知,白話文通過師法西語,已經在“句法”“語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再如古漢語那樣只在區區“詞法”裏“經營位置”,現代白話文也終於變得有點“煩難”了.“（語法）煩難的文字”,魯迅說,“固然不見得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這意見有破窗之力.忽視語法、句法的語言,也許能攀上詩意的高境,在思辨層次卻註定難上層樓.漢語雖然世人鹹稱其難,但漢語的難——如果可以這麽說的話——專在形而下層面,如字音有限,四聲難辨,字形繁雜,而在語言的形而上層面,則少有作為,表現為抽象詞語匱乏、從句結構不足、概念指涉飄忽等.經常見到有論者以“恨鐵不成鋼”的激憤姿態質疑中國人（常見的是拿錢鐘書為例）不能建立思想體系,我卻壹次也沒有見到質疑者把問題延伸到這個層面：憑著這種天生令詩人欣喜、令哲人犯難的工具——漢語,錢鐘書們若想仿照西方思想家那樣建立壹種思想體系,又將如何措其手足?
倉頡是位詩人,也可能是位大巫師,但絕對不是哲學家.也正因此,盡最大可能地修復現代漢語在思想表達上的先天缺陷,將是壹代乃至數代漢語使用者的文化職責.“西化”固然是壹個重要步驟,但人們心中倘沒有壹個“漢化”的終極目標,則這種西化極可能半道走失,墮入不倫不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