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新情況
雖然本屆峰會主題為“跨越危機，攜手成長”，但峰會的四大議題充滿著分歧，其中以“匯率協調”這壹議題備受關註。
2010年11月10日出爐的G20公報草案暴露了各國在匯率問題上的分歧。這份草案顯示，G20將提倡更大程度上由市場力量決定匯率水平。但各國官員們對於如何討論匯率幹預問題尚未作出決定。這壹草案倡議G20禁止“競爭性匯率貶值”，但也包含明顯針對中國的條款——禁止“競爭性匯率低估”。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2010年11月11日對本報表示：不要對G20首爾峰會解決全球匯率協調問題抱有太大希望。他認為首爾峰會出爐的***同聲明最多號召各國避免進行競爭性匯率貶值，而不可能對美國的匯率政策進行有效制約。況且由於缺乏具體的約束措施，“避免競爭性匯率貶值”這種口號的實際效果也很難估計。 美聯儲“開閘放水”觸犯了眾怒，首爾峰會前夕，G20多國領導人紛紛指責美元政策不負責任。
美聯儲在2010年11月3日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啟動6000億美元“印鈔計劃”，令各國擔憂美元走低擾亂全球匯市，這也就促使匯率市場成為首爾峰會上的首要議題。
在首爾峰會上，各國很可能進壹步“拷問”美國匯率政策。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索11日就表示，G20領導人有必要在峰會上詢問美國總統奧巴馬，美聯儲為何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舉措。
在首爾峰會開幕的兩天之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撰文呼籲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該體系將包含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邁向國際化及資本賬戶開放的人民幣。
劉勝軍認為，佐利克在首爾峰會前高調撰文，實際上是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再次表達失望，這只是向美國匯率政策施壓的壹種姿態。對於各國而言，正確的博弈策略或在於進壹步加速外儲多元化，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性。
2010年11月11日，就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都撰文承認：美國正在奉行美元貶值的政策，由此推高了世界其它貨幣的匯率。
除美國之外的G19國領導人對美聯儲“開閘放水”推動美元貶值的行為已經滿腹牢騷，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這是“靠人為壓低匯率來刺激出口”，是“短視的，最終會損害各方利益”。
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則表示：“從美聯儲作出的決定中，我看到了更多風險和全球經濟滑出正軌的更大可能性。” 日本財務大臣野田佳彥表示，需要密切關註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並在必要時采取果斷措施。
巴西總統盧拉甚至壹針見血地指出，美元貶值是所有問題的根源。盧拉還透露，他在前往首爾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前將做好“戰鬥”準備。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對本報表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動蕩不堪，匯率戰爭壹觸即發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都放棄了作為國際“貨幣錨”的責任。
孫立堅認為首爾峰會應該聚焦於美國這樣的“貨幣錨”國家的道德風險行為——利用自己的貨幣霸權優勢來過度的維護自己本國利益和傷害他人。 首爾峰會聯合聲明草案所涉及到匯率協調的部分，可以被視作是10月底G20財長峰會達成的“慶州協議”的升級版本。由於缺乏全球匯率協調的具體措施，聯合聲明中禁止“競爭性匯率貶值”的口號的實際約束力也很難界定。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美元已經取代日元成為“套利貨幣”，而美聯儲重啟貨幣寬松所釋放出的流動性，很可能會“溢出”到國際市場，形成熱錢向中國等亞洲國家發動襲擊。
就在G20首爾峰會開幕前壹天，中國人民銀行將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上調50個基點至17.5%。這是中國在2010年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吸收流動性泛濫，野村證券認為這能夠減少約3500億元人民幣的系統流動性。
華民認為，中國和壹些亞洲國家再次面臨美國“金融核霸權”的威脅，必須謹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悲劇重演，必須采取措施將來自歐美等國的流動性泛濫阻擊在國門之外。中國仍在匯率和利率政策兩方面都要“嚴防死守”，不能因為外界的政治壓力而輕易松動。
而各國也並沒有把避免匯率戰爭、阻擊泛濫美元的希望完全寄托於首爾峰會的壹紙聯合聲明。在首爾峰會前夕，新興經濟體已經開始構築各種防火墻，以避免遭受本幣升值和過剩美元泛濫的沖擊。
11月11日，日本央行果斷出手阻擊日元升值，購入1500億日元（約合18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這也標誌著日本同樣開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以色列到南非央行也在買入美元，以防本幣升值。 中國臺灣地區也於本周開始限制外資持有債券。2010年10月份，巴西和泰國已經提高了外資投資本國債券的稅率。6月份韓國限制交易金融衍生品，同期印尼抑制投資者出售壹些短期債券。 11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了1個小時的會晤。這是奧巴馬上任21個月以來七次會晤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會晤中，胡錦濤對奧巴馬就匯率問題進行了交流。胡錦濤表示：中方2010年6月關於進壹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決定是在經濟、就業面臨十分復雜形勢的背景下作出的，很不容易。中方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但改革需要良好外部環境，只能是漸進式推進。
胡錦濤還向奧巴馬表達了對弱勢美元政策的擔憂：中方對美國當前的量化寬松政策表示關註，美方有關政策應該顧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希望美方盡快在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方面采取具體行動，給予中國赴美投資企業公平的競爭環境，同中方壹道推動兩國經貿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作為歷次“胡奧會”的直接見證者之壹，美國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透露，在作為此次“胡奧會”主要議題的經濟和貿易問題上，中美將討論如何合作來確保在平衡和可持續的基礎上，實現全球經濟復蘇，此外中美領導人還將就安全和政治問題展開討論。
11月11日的“胡奧會”是中美元首在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舉行的首次會晤。清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趙可金教授11日對本報表示，他認為中美兩國領導人必定會討論聯手發動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
由於奧巴馬所在的美國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之後失去了國會眾議院多數席位，這將直接阻礙奧巴馬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在這種情況下，趙可金分析奧巴馬在此次會晤胡錦濤主席之時，必然會聚焦於中國市場開放問題，以增加美國對華出口，提振美國經濟。作為交換，奧巴馬政府可能會在壹定程度上放松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
此次“胡奧會”上，中美領導人也對2012年1月份胡錦濤主席訪美的細節問題展開了討論。奧巴馬表示，2012年胡錦濤主席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確保這次訪問成功是美中關系和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 “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絕對不是壹個風風光光、風景無限的進程，中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挑戰和各種各樣的危險。”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9日舉行的國際金融論壇2011全球年會上指出。他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是充滿挑戰的進程，千萬不能過分低估它的復雜性 。
人民幣中間價壹直保持著升值勢頭，但在本月初出現了微幅貶值。在離岸遠期市場，美元兌人民幣N D F(無本金交割遠期)已與國內中間價倒掛近壹個半月，種種跡象表明，重啟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的現象已減緩，這也引發了關於人民幣貶值預期的說法。
對此，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表示，市場波動是正常的，人民幣匯率有波動是市場規律，沒有壹個貨幣是永遠上升的。但對於人民幣的國際化乃至成為儲備貨幣，沈聯濤此前就提醒過不可操之過急，他認為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不但並非榮耀和特權，更是壹種“詛咒”。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長官馬克·讓在回答《經濟參考報》記者提問時也對此表示警示，“應區分國際貨幣和儲備貨幣之間的區別，人民幣是否應成為壹種儲備貨幣投入信托網還需謹慎，這是壹種權力，但也是壹種壓力和負擔，美元就是壹個很好的例子。他還提到，除了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方式增強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力，比如增加中國在IM F中的股份等。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也指出，國際上對人民幣需求很大，但這種需求是因為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需求，還是真實的對中國宏觀政策長期穩定的信心的需求，還有待時間的檢驗。她指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復雜，對國內經濟政策和基礎，包括整個壹套價格體系形成都有非常大的要求。因為最終，所謂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或者是人民幣國際化，都是要為實體經濟和利得財富服務，促進資本最有效的配置在實體經濟上。“如果國內很多要素的價格，包括利率、匯率，能源、土地等，有很大扭曲或是不確定性，加之資本大幅流入、流出，可能對實體經濟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在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過程中，需要迫切推行的是國內壹系列改革。”汪濤指出。
與會專家也強調了人民幣國際化不應“為國際化而國際化”。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張禮卿說，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個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政府在推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李稻葵也說，人民幣國際化不應該成為終極目標，實際上，它是伴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副產品，人民幣在被納入SD R壹籃子貨幣（特別提款權）的進程上，不應該硬性給自己定壹個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