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老字號匾牌的老北京牌匾軼事——六必居、鶴年堂
北京的老字號是寶貴的財富，是老北京文化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老字號大都有流傳下來的牌匾，這也是老字號的無形資產。牌匾基本是歷史上各界名人所題，但其中壹部分真假莫辨。如都壹處燒麥館是否為乾隆所題？如瑞蚨祥綢布店的牌匾，至今不知何人所寫；再如六必居、鶴年堂的匾，壹直傳說為明嘉靖年間的奸臣嚴嵩所書，是否如此？其實是很令人 懷疑的。
六必居是北京最著名的老醬園，傳說最初為六個人所開辦，請嚴嵩題匾，嚴嵩便題“六心居”，但又覺得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壹撇，成為“六必居”。清代的壹部筆記《朝市叢談》也寫明六必居為嚴嵩所寫，但卻是孤證，其它野史筆記均不見載。民國以後的蔣芷儕所著《都門識小錄》雲:“都中名人所書市招匾時，庚子拳亂，毀於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嚴世藩所書之‘鶴年堂’三字，巍然獨存”，這也是照抄前朝野史筆記，更不可靠。但也有人認為六必居原先是小酒館。為保證質量，釀酒要“六必”，即“黍稻必齊，曲蘗必實，湛熾必潔，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所以取名“六必居”。這種說法流傳甚廣。
但據六必居原經理賀永昌的解釋:“六必居”不是六人而是山西臨汾趙氏三兄弟所開專賣柴米油鹽的小店，店名即據“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而來，除不賣茶，其他六件都賣。也兼營酒，還賣青菜，制醬菜是以後的事了(《馳名京華的老字號》，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如據此解釋，嚴嵩題“六必居”的原意就根本站不住腳了。
又據葉祖孚《燕都舊事》(中國書店1998年版)載:六必居最初確為小酒店，但本身不產酒，只是從其它酒店躉來酒經加工制成“伏酒”、“蒸酒”再出售(“伏酒”是買來後放在老缸內封好，經三伏天半年後開缸。“蒸酒”我查資料，皆未記載如何制作)，後來才變成制作高檔醬菜的醬園。更重要的是，上世紀60年代，鄧拓通過六必居大量房契與帳本，考證出六必居不是傳說中的創建於明朝嘉靖初年，而是創建於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間。而且原來也不叫“六必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帳本上都稱“源升號”，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才出現“六必居”的名字。這是鄧拓極為重要的鉤沈發現。這就鐵證六必居既不開業於明代，何來嚴嵩題匾？我讀過鄧拓《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三聯書店1979年版)，知道60年代他為研究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現象，調查研究了北京地區商號、煤窯等大量契約、賬簿資料，他最初可能也相信六必居是明代老商號，但壹經實物調查，才發現它是清代商號，與他研究的課題年代不符，所以《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壹書中引用附錄了不少資料和契約照片，並無六必居的資料。
由此可見，關於嚴嵩題匾只不過是六必居老東家為商業利益利用了民間對於嚴嵩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話說就叫做“名人效應”吧？其實，假設六必居真的開業於嘉靖初年，也不會去找嚴嵩題匾，因為那時嚴嵩還供職於南京，五十多歲還壹直坐冷板凳，根本沒有什麽知名度。
當然，嚴嵩的匾無下款。因此有人以為他是奸臣，題款被後人摳掉，再如著名學者吳曉鈴先生認為鶴年堂藥店是嚴嵩所書，所雲何據，無緣請教。鶴年堂也是壹家老字號，相傳也創於明嘉靖末年。有壹種說法認為鶴年堂之名原為繩匠胡同嚴府花園壹個廳堂的名字，嚴嵩倒臺之後，這塊嚴嵩自書匾流落出去，後來成了店名。店外還有壹塊“西鶴年堂”的匾，傳說為嚴嵩之子嚴世藩所書，更不可信。過去鶴年堂的配匾、豎匾分別傳為戚繼光、楊繼盛所書，戚、楊二人均為忠臣，尤其楊繼盛當年彈劾嚴嵩十大罪被下詔獄而死，將忠、奸死對頭的匾額配在壹起，豈不滑天下之大稽？這其實是店鋪老板文化淺薄的表現。再者，嚴嵩在明嘉靖年代炙手可熱，是內閣首輔(明代不設宰相，以內閣大學士集體行使行政等權力，為首領班的大學士地位最重要，稱為“首輔”，頗相當於宰相)，壹人之下萬人之上。他怎麽可能以“首輔”之尊壹而再為當時的小酒館(六必居)、小藥店題匾？
鶴年堂
再假設嚴嵩敗落，“鶴年堂”匾流落出來，當時的形勢是萬人痛恨嚴嵩，恨不得碎屍萬段，開業於嚴嵩倒臺之後的鶴年堂藥店老板怎敢把嚴嵩的匾額堂而皇之懸掛？鶴年堂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掛嚴嵩的匾，肯定要被憤怒的士子百姓們砸爛的。摳掉題款也不行，嚴嵩當年是詩文書法大家，《明史》也不得不認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並以擅寫“青詞”(壹種詩書俱佳的帶有道教色彩的文體)名傳天下，這瞞不過人們的眼睛。
正因為嚴嵩是奸臣，他的書法和秦檜、蔡京壹樣壹幅也沒有流傳下來。如果有實物，也可以鑒定比較。從鶴年堂、六必居的匾看，字體蒼勁、筆鋒端正。嚴嵩的字是不是這種風格呢？據《燕都舊事》載:琉璃廠寶古齋的老板邱震生曾見過嚴嵩真跡。上世紀30年代，山西榆次有人來京求售明人書劄冊頁，其中壹頁是嚴嵩手劄。內容是他寫給下級的手諭，簽署“嚴嵩具示”。書為二王體，字頗娟秀。邱震生後來成為國內有名的鑒定專家，他畢生只見過這壹頁嚴嵩真跡(同冊頁還有文征明等明代名人手劄)，他認為是真跡無疑。因而研究老北京掌故的葉祖孚先生斷定，六必居等所謂嚴嵩題匾與真跡完全不同。老北京老字號的牌匾還有相傳曾為嚴嵩所題，如柳泉居。我在青少年時代就聽老輩人講過，這裏還有壹段有趣的故事，似乎發生在嚴嵩被貶謫的途中，這更不可能了。北京沙河明代鞏華城的匾額，傳說也是嚴嵩所書，當然存留至今字體已模糊難辨。查正史該城確是嚴嵩向嘉靖皇帝進言而修建的。但嚴嵩死後，依慣例他的題匾是應該被換掉的。
嚴嵩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知名人物，除正史外，俚曲多有表現，如京劇《打嚴嵩》。其它以嚴世藩為主角並涉及嚴嵩的雜劇《丹心照》、《壹捧雪》、《萬花樓》、《鳴鳳記》等，使得老百姓對這對奸佞父子家喻戶曉。再比如山東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廊，幾百年來放著壹條紅漆長板凳，據《孔府內宅軼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記乃嚴嵩被彈劾時，跑到孔府求衍聖公替他向皇帝求情，這是他所坐過的板凳。嚴嵩之孫女曾嫁與衍聖公第六十五代孫孔尚賢，但稍有文史常識熟悉明代典章制度的人都不會相信“板凳”的傳說是真實的。
傳說盡管是傳說，但人們仍然在口碑流傳，這似乎成為老北京老字號吸引人的壹個方面？“文革”當中，為保護這些牌匾，還產生了若幹故事。這些牌匾至今仍在，我可以肯定，這些牌匾的真正題寫者應該是當時無名的文人，歲月的流逝已不可考證出他們的名字。惟壹的科學態度是不要以訛傳訛，例如，某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新老字號名匾薈萃》在“六必居”、“鶴年堂”照片下均註明“嚴嵩書”，還特意指出“其歷史和書法價值較高”，這就違背真實了。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曾出過壹部《北京名匾》，也收入“六必居”、“鶴年堂”匾照片，註釋寫明不知書寫者姓名，這是正確的，因為不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