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貶值或成定局
中國應通過提高環境成本來調整產業結構，擯棄短視的發展戰略，
20多年來，我國傳統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利弊參半，在這場進出口貿易交換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資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資本損失慘重。目前全國已形成幾大塊生態危區，南水北調便是壹例，華北地區水資源的匱乏已成定局，我國不得不通過花費上千億元的水利工程來調整資源配置。東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經過幾億年植被腐化形成的壹層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的中部各有壹塊。但經過近幾十年裏毀滅性的開發，我國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如果不加大這壹地區的生態保護成本，壹味追求廉價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幾十年後這片黑土地便將巖石裸露。我國的羊毛羊絨產品生產對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北地區的生態惡化正在越來越嚴重。
至於說治理環境汙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壹兩千億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總起來看，將環境代價計入成本核算，中國的貿易成本是巨大的。從比較優勢來講，我國許多出口產品都是在壹種比較劣勢下生產的。為了更廉價地出口，不惜破壞和汙染生態環境。
提高中國的環境成本已經迫在眉睫，國家要制定壹系列的法律保護措施，例如，對於某些產品不實行出口退稅，通過稅收政策降低這些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增加這壹類產品的環境成本。目前，我國要認真檢查壹些出口行業的真實成本，譬如絲綢、皮革、農產品等，把漏掉的環境成本找回來。通過關稅調節，來合理利用國際資源。通過比較優勢來淘汰中國那些不具競爭力的產品，剔除那些賠本賺吆喝的出口產品，最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的目的，這樣做，從表面和時間上看，可能影響到壹些地區和部門的利益，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久生存與發展。
總起來看，我國目前還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資源來換取技術和服務產品。這種貿易的特征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壹種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國的大理石、水泥、生鐵等出口已經位列世界前茅。這種貿易的另壹種特點是：初級產品與工業產品之間存在著價格的不平等，初級產品國家要以更多的勞動和資源換回所需的產品。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及時扭轉這種貿易結構，最後的結果便資源枯竭，貿易後繼無力。目前，這種資源型的出口已經使非洲壹些國家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我國近些年來工業產品的出口比例不斷上升，加工貿易比例已經較大，但還要註意環境和資源方面的代價。
二、古今重商主義的比較----正視外匯追求的代價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其本質是節衣縮食，其目的是富國強兵，但君主們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標是黃金。通過出口，賺得國外的黃金。有了黃金，便可以招募和雇傭士兵，進行戰爭。不過，壹味獵取黃金，即使在重金屬貨幣時期，重商主義也具有極大風險。因為當黃金多了的時候，金價也會貶值。當西班牙把拉美的黃金大量輸入歐洲時，黃金便大幅貶值。
如果壹個經濟體在從事出口貿易的同時，相應地進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務，那麽出口對於任何經濟體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僅僅是為了積儲黃金或美元，那麽這種追求就極其危險。
今天我國的重商主義，在壹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為目標的重商主義。在80年代，創匯還是為了進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創匯更多地是為了抵禦風險。西方金融“大鱷”制造的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為了防範和抵禦西方的金融狙擊，發展中國家要額外地積儲外匯，這在壹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國資源的輸出和浪費，並且在壹定程度上為西方大國的“進貢經濟”做了貢獻。
如此來看，古今重商主義存在的風險是壹致的，那就是目標貨幣---黃金或美元的貶值。美元在今天是明顯被高估的。壹旦貶值，發展中國家所儲存的美元財富部分將化為烏有。特別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屬貨幣的使用，在這樣壹個匯率浮動的貨幣體系下實施重商主義，危險較大。所以傳統重商主義的目標必須改變，那就是從緊盯黃金和美元變為重視實物進口，盡可能掌握實物財富，而非貨幣財富。重視進口的實質是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加快國內的經濟建設，但這必須增加國內的需求，也必須有人民幣升值的配合。
加大國內需求的途徑除了大上國債項目、增大投資外，還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費能力，通過減稅和增大貨幣供給等手段，迅速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國內消費適當提高幾個百分點。2003年以後，中國的國債投資內容應當向人力資源轉移，即加大公***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國的“軟力量”。要適當糾正過去見物不見人的投資思想。沒有國內需求的啟動，中國就難以改變歷時已久的外向型經濟。但是要想真正啟動國內的需求，沒有發展戰略思想的重大轉變是難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們要在認識上進行壹場徹底的反思。
中國極待均衡發展，中國極待對內發展。由於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越來越難以靠出口來拉動經濟。中國必須通過對內發展來拉動內需。為此，中央應認真考慮對農業稅的減免，考慮對農民的補償。借助外部資源發展內部是中國今後的唯壹出路。
特別是要盡可能地避免分割發展，反對奢侈經濟。市場經濟的競爭結果將是貧富分化和兩極分化，貧富分化的結果將出現奢侈消費。中國極待重新審視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於固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兩極分化和新的貧富分化導致的？如何通過國內調整收入分配來調整對國外的進口需求。
清朝洋務運動時期，清廷為了進口壹艘德國的鐵甲艦，不惜花費幾十萬農民的勞動，付出堆積如山的農產品，去換回壹條軍艦。按當時的物價計算，幾百個德國造船工人的勞動相當於中國10萬多農民的勞動。這種貿易是以大量資源輸出為代價的。但由於買艦是國防需要，盡管代價極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購買。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這種進口需求。我們把這壹類進口需求歸結於發展或國防需求。這種需求盡管代價極大，有時也必須付出。
但今天我們要避免另壹種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當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檔產品。為了進口這些高代價的奢侈品而付出通過大量資源和勞動輸出換回的外匯，這種行為對發展中國家極其不利，作為城鄉二元結構比較嚴重的中國，尤其要警惕這種貿易目標和外部需求。
總起來說，任何貿易戰略都是由這個國家的發展目標決定的。如果其發展目標是擴軍備戰，那麽，所有的資源最後必然向軍備方面聚集。如果目標是高科技、某些工業部門或沿海大城市，那麽資源必然向這壹領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減少城鄉差別、破除二元結構為目標，資源的配置又是壹個樣。中國今天要深刻檢查自己的追求目標。
三、認識“進貢經濟”的事實----中國應當平衡進出口貿易
當前，人們把美國的消費當作是對世界經濟的壹種貢獻，我國出口的增加要感謝美國人的大量消費。但我們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壹面，那就是美國利用美元和強勢美元，廉價地賺取世界資源和勞動。
國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來，美國生產率增長了70%，但是如果除去進口效應，很多部門生產率增長僅在0.1%之間。這也就是說，除去進口國的貢獻，美國生產率增長並不大。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美國沒有任何突出的生產力繁榮，但卻有壹種進口繁榮。這種繁榮不是由美國經濟的驚人增長所推動，而是由生產這些財富的低收入國家借給美國的債務所推動。
在重商主義和金本位制下，不斷積累貿易剩余的國家積累大量的黃金，從而可以用來支付未來的進口。然而，在現在的國際貿易體系下，外貿盈余積累的是美元這種未來具有不確定價值的不可兌換貨幣。而且，這些美元標價的貿易盈余不能轉換為出口國自己的通貨，因為它們需要儲備起來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場上對該出口國通貨的投機性攻擊。
當出口國將經常項目盈余投資於美元金融資產時，由於出口的貨物多於進口，該國經濟從出口中得不到好處。該國將真正的財富拿去換取的是壹堆貨幣符號。除非該國進口等量的貨物來平衡貿易，這筆外匯儲備才有價值。如果出口國不能平衡貿易，就必須把貿易盈余投資到美國的債券上。如今，我國的外匯儲備大約有1000多億美元投資在美國國債上，在壹定程度上維持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和世界經濟的壹榮***榮。
90年代，美聯儲巧妙地利用強勢美元和高利率來吸引國外資金，回籠大量美元。美元霸權可以使美國通過印刷美元鈔票來反通貨膨脹，但卻導致了美元債務的泡沫化。目前，隨著局勢的變化，美元泡沫正在破滅，美元貶值的趨勢已經顯現。中國必須早做防範，及早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
由於貿易不平衡是由過高估價的進口國貨幣和過低估價的出口國貨幣所推動的，因此，這種不平衡的單向流動貿易可能由於兩種結果而結束，壹種是出口國耗盡了它的資源，難以繼續，另壹種是進口國的貿易赤字水平已經達到過高的程度，出口國不願意再接受進口國的債務。如果持續實行這種不平衡貿易，那麽，出口國便要承擔環境汙染、低工資、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長的貧困這些惡果。
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元鑄幣收入的事實。目前，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1998年，美國發行的現鈔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發的美元中，大約3/4被外國人所持有，有7個國家的美元存款占貨幣供應量的比例超過50%，有12個國家這壹比例超過30%－50%。至於說比例在15-20%之間的國家更多。目前中國的美元存款已達1300多億，約占總貨幣量的10%。
美元作為載體貨幣的事實，使美國獲得了可觀的造幣收入，即紙幣的面值與印制成本之間的差額。據估計，美國每年獲得的鑄幣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兩三千億美元。美國在獲得鑄幣收入的同時，還得到了其他國家為了獲得美元而出口的廉價商品。
美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進口的急劇增長。新興經濟體不斷使自己貨幣貶值以補貼和擴大出口，從而償還以美元標記的外債，這樣就使美元債務相對於當地貨幣來說更昂貴了。美國廉價地進口商品緩和了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盡管美國的貨幣總量在不斷擴大。在這壹活動的背後，是美國人以較少的勞動成本換回了較多的商品貨物。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億美元貨款，其實質是為了挽救持有巴西債務的美國跨國銀行。這將迫使巴西在貨幣貶值40%的情況下，出口更多的財富以償還300億美元的債務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當年都發生過這種事情。發展中國家每壹次貨幣大幅貶值，都是壹次國內資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學界有壹種觀點值得註意，這種觀點認為：由於幾十年來全球貿易是將財富從窮國向富國轉移，然而這種不平等的貿易轉移是不可持續的，目前，這種財富轉移正在出現危機，近兩年全球貿易萎縮便是例證。這種貿易萎縮將導致世界性的經濟增長放緩。那些依賴出口維持增長的經濟體要清楚地知道，近年來的出口下滑不僅僅是壹種經濟周期現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貿易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那些出口成為國內發展的補充而不是破壞的國家，才可以不受大環境的影響。針對這種形勢，中國要特別註意不要將財富轉移出本地區，應該停止追求掠奪性的競爭優勢，轉而向平衡貿易發展。
四、中國要從貸方轉變為借方----人民幣應當適當升值
中國正在成為借貸國家，大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存在，其實質是向國外輸出資源。這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到今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將達到近3000億美元。明後年照此形勢發展，外匯儲備可以迅速達到4000億美元。今天中國的重商主義在壹定程度上是呼應了西方大國的“進貢經濟”。
但是，由於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外匯儲備的風險日益顯現。中國外匯儲備的積累，其實質是中國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國產品和資產，外匯的獲得是以出售人民幣資產或勞動為代價的。外匯儲備的增加，意味著本國資產比例的減少和他國資產比例的增加，意味著GDP內國外經濟成分的增加。在外匯儲備高增長和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的時候，仍然低估人民幣，是本國資產流失的表現。
特別是外匯儲備是資產和財富的貨幣形式，在當今世界各國貨幣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掌握大量的貨幣財富具有極大的風險。2002年壹年的時間，美元對歐元已經貶值18%。因此，貨幣財富必須盡量轉化為物質財富。肉只有爛在鍋裏才是肉。
重商主義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因此，人民幣升值不可逆轉。我在1995年就明確提出“人民幣進入升值時代。本幣升值是中國這壹類國家的必然規律。1994年匯率並軌時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因此，盡管經受了1994和1995年國內高通貨膨脹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人民幣依然沒有貶值，而且逆勢升值。今天，強勢人民幣的時代已經到來。強勢人民幣和人民幣升值的實質是更多地利用國際資源，為中國人民謀福利。中國在這壹發展階段急需外部資源來整合國內資源。這壹戰略調整的核心是誰來借貸的問題。從發展階段來看，發展中國家最好是借債國家，至少不應該過早地成為債權國。
在外來投資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中國已經具備了利用資本項目帳下的順差來彌補經常項目帳下的逆差的條件。中國應適時收斂歷時已久的“創匯”戰略，應當盡快改變其資產、產品和勞動在國際上的低廉狀況。中國的資產和勞動應當適當升值。以貧窮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競爭力不值得提倡。
五、中國的資產應當升值
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多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更多本國資產被外國資本購買。近幾年裏，中國的直接投資不斷增加，這正是西方資本購買中國資產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自己的資產賣個好價，如何使本國的資產不在人民幣被低估的情況下被購買，這是當前中國極其註意的事情。
中國的勞動和資產的低廉是在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也必然在壹定歷史階段得以調整。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其無形資產及有形資產都在不斷升值。但由於多年來我國堅持弱勢人民幣政策和低估人民幣政策，這使外資在產權交易過程中有可能低價收購我國的資產。因此，中國在調整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同時，必須調整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
中國的資產升值應通過貨幣手段和資本市場來調整。貨幣手段的內容包括：適當的國內通貨膨脹，適當的匯率調整即本幣升值。但由於我國的貨幣政策近幾年來囿於傳統觀念，因而在需求方面顯得相對保守。近年來國內出現的通貨緊縮，除了內需不足等原因外，貨幣政策上的保守也有壹定影響。
由於中國經濟的不斷商品化和貨幣化，中國貨幣量的增長完全不能按傳統的手段去平衡。特別是在有了股票等資本市場之後，貨幣量與實物經濟更是拉開了距離和想象空間。股市和虛擬經濟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貨幣政策。
人類社會在股票市場之前，壹直生活在實物經濟裏，貨幣量與實物量基本上保持著平衡，當平衡被打破時，便有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發生。在這壹時期，貨幣量與實物保持著密切的對應關系。錢多了，物價就漲，錢少了，物價就下跌。但自從有了股票市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與實物的對應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這壹時期，由於剩余貨幣聚集資本市場，使世界經濟暫時避免了通貨緊縮。股市和債市無形中成了壹個儲存剩余貨幣的儲水池，特別是當世界進入壹個生產過剩的年代，產品供應的過剩使物價根本沒有上漲的空間，並且還在不斷地下跌，剩余貨幣只有在資本市場上大肆炒作。這就是歐美日股市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狂漲的原因。不過日本和美國都由於沒有經驗而陷入了泡沫經濟的泥坑。泡沫經濟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費和過度投資，過早和過度消耗了經濟實力，造成經濟浪費，最後使經濟發展後繼無力。
股票市場的出現，使各國的貨幣供給出現了難以把握的現象。鈔票發行多了也不發生通貨膨脹。股票資產的買賣與實物商品的買賣不同，它是壹種抽象的資產價值符號和虛擬的價格。因此，它可以有較大的升降空間。
中國目前正行進在虛擬經濟的初期階段，而日本和美國已經處於虛擬經濟的末期。中國不能因為日本和美國陷入泡沫經濟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實上中國可以更好地借鑒日本和美國的經驗，趨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貨幣瓶頸。中國目前沒有通脹之虞，並且適當通脹有利無害。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實物資產有待於貨幣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國的貨幣供給政策不應當保守。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我國的有形和無形資產都相對廉價於發達國家。也就是這種廉價，使發達國家在壹定程度上占有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隨著國力強盛，發展中國家應扭轉這種不對等的交易。
六、本幣升值的利弊分析----日本和阿根廷的教訓
本幣升值是節衣縮食的重商主義發展中國家的規律。那麽，本幣升值對壹個國家帶來的影響是什麽？我們可以從美國、日本和阿根廷等國家的經歷中得出結論。
80年代初，裏根政府實行美元堅挺政策，使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從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軟導致日本的往來帳戶上出現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國卻是赤字累累。1985年9月，美、德、法、英等7國財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聯手幹預日元。日元至此開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從250兌換1美元上升至120兌換1美元。由於擔心強勢日元會引起經濟衰退，日本政府不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資金變得便宜，於是日本企業便大肆借債和發行股票。在頭腦過熱的同時，股市和債市上也激發出壹片投機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資金也來湊熱鬧，大批的投機資金湧入日本，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壹浪高過壹浪，股市指數在4年之間上漲了三倍。1989年，當投機熱潮達到頂峰時，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開始回落，國外資金開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開始了長達10幾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時間。
現在回顧日本的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壹個被國際遊資重重狙擊的國家。現在有許多人把日本的災難看成是本幣升值導致的，這是錯誤的認識。日本的教訓主要在於資本市場的過度投機和資產高度泡沫化，導致日本人在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顯示出過分自負和盲目的海外投資，僅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資就達到1700億美元，80年代後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資達到4000多億美元，海外凈資產壹度位居世界第壹。但是，後來的結果證明，日本的海外投資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這些投資浪費，使日本深陷債務泥潭。
最近有報道說，日本內閣府壹分報告透露，日本的國家財富已經連續4年下降，現已降為2906萬億日元。僅2001年日本的國家財富就比前壹年下降了52.6萬億日元。造成日本國家財富連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價格驟降，日本今年的土地價格比壹年前又縮水了88萬億日元，為1455萬億日元。要是與1990年底日本土地價格最高峰時的2454萬億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資產縮水了40%，也就是說1000多萬億日元化為烏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當年的資產升值和泡沫經濟是多麽嚴重。
中國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鑒了前人的經驗，完全可以避免本幣升值的負面影響。中國與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著廣大的腹地和內需，本幣升值可以給國家引進更多的資源，加大國內的建設，而不是將資源輸出國外。但是，中國要有準備應對人民幣升值後可能出現的兩種情況，壹是日本當年的那種情況，即資源外流，海外投資。二是引發國內消費過熱或投資過熱。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節儉型文化的國家，很可能不會象拉美國家那樣因消費而出問題。而是可能因為投資錯誤出現問題，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特別是在產權多元化的情況下，中國如何解決這壹問題，還值得研究。
我們再來看阿根廷的經驗教訓。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亞天主教文化。這種文化的特點之壹就是鼓勵人們消費，因此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對外資依賴很大。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經濟結構水平比較低，但社會福利水平卻比較高。1998年為例，阿根廷的儲蓄率為17. 4%，不僅低於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還低於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於韓國的33. 8%。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資金來擴大再生產。
1989年梅內姆上臺時，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很厲害。於是，1991年出任經濟部長的卡瓦略制訂了著名的“兌換計劃”，使匯率固定在1萬奧斯特拉爾＝1美元的水平上，1992年1月，奧斯特拉爾被比索取代（1比索＝1萬奧斯特拉爾），比索與美元的匯率定為1：1，外匯的買賣不受限制。事實證明，這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制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費物價僅上漲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在這壹期間，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阿根廷，1991－2000年10年間，阿根廷***吸引了8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還有大量的外國銀行貸款。這種情況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較快的發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長率分別高達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間，平均增長率達到5. 8%，高於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這壹期間，由於美元的不斷堅挺和高利率，使與美元掛鉤的比索不斷升值，特別是受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大批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後，比索的幣值被明顯高估。這導致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當巴西貨幣雷亞爾貶值後，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由於阿根廷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沈重的外部債務負擔以及外來投資減少，1999年起，阿根廷經濟陷入了困境，財政收入每年減少20%，失業率高達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機最終出現。
通過阿根廷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貨幣升值和不及時調整匯率帶來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壹種本幣升值的例子，與日本還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國內政府財政債務過高，外債太多，國民儲蓄率太低，出口競爭力不強。日本是虛擬經濟太過分，未能及時平衡貿易，未能將日元升值後獲得的好處註入國內建設。
總結這兩個國家的經驗，中國完全可以揚長避短，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優勢在於存在著大批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廣大的國內市場以及較高的國民儲蓄率。綜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奉行節儉文化和借鑒了他國經驗的中國，在人民幣幣值適當升值後，基本上不會影響外資的進入和出口的競爭力，更不會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轍，相反，人民幣的適當升值可以使中國獲得更多的國際資源，或者說可以將更多的資源留在國內發展。只要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後獲得的好處返回國際市場，增加對外部市場他國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會既拉動了他國經濟，也給自己國家謀了福利。實際上人民幣升值加中國內需拉動對於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是雙贏。
在當前壹片升值論、貶值論和穩定論的爭論當中，我們的頭腦要清醒。要有自己認識問題的主線和角度，思想不要被壹些利益集團的聲音幹擾或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