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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霸陵為何選址白鹿原

漢文帝的霸陵放棄祖陵區選址白鹿原,不是因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解決其母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並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漢文帝的個人情感,也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壹、解決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

史書記載:漢文帝之母薄氏原是魏王豹妾妃。公元前204年,魏王豹死,劉邦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漢文帝即位後,薄氏被尊為皇太後,其陵墓禮儀問題自然會提上議事日程。

當時劉邦已葬長陵,古代有夫妻壹體、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的觀念和葬俗,西漢也有嬪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規定。因此,按常理薄氏應該入葬長陵,陪伴高祖左右。

然而,呂後此前已作為正妻與高祖合葬,長陵按規制是不能出現兩座皇後陵墓,薄氏欲葬長陵,只能以嬪妃的身份祔葬,這明顯貶低了已被尊為皇太後的薄氏。倘若如此,勿作他論,僅從情感來講,漢文帝也是不能接受的。

古人雲: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因此,漢文帝的陵寢離開鹹陽祖陵區,另擇新址。其母薄氏則以近孝文皇帝霸陵為由,順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後之禮營建陵墓,薄氏喪葬禮儀問題便迎刃而解。

二、礙於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

漢初,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壹,東方的政治勢力,即六國舊貴族和異姓諸侯王;其二,北方的遊牧部落,即匈奴。

為了消除這些威脅,漢高祖劉邦在分封不久,就確立了逐壹翦除的方針,經過八年的時間,異性諸侯王的威脅幾乎消滅殆盡,但六國余孽妄想復辟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雖以和親的辦法避免了大規模沖突,但匈奴仍不時南侵搶掠。

這些問題,漢初在短時間內沒有能力徹底解決,只好采取防範的措施來化解。皇帝陵墓的選址必然會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因為其附設的陵邑可以形成壹種有效的防範手段。

漢高祖劉邦將陵墓建在與京城長安僅壹水之隔的鹹陽原上。長陵位於長安正北,控制著北向甘泉宮的馳道,由甘泉宮所在的雲陽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邊長城防線。因此,高祖劉邦在此建設陵墓,設置陵邑,徙民移居,等於在京城北側設了壹道緩沖的防線。

此後,漢惠帝安陵又建於長陵西側,同樣也設陵邑,遷徙民眾。此舉不但加強了京城長安正北的防禦力量,也能起到緩解來自西北威脅的壹些作用。

漢文帝即位時,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經在京城北側建起了壹個緩沖地帶,但長安以東除了關中東部的函谷關、東南的武關之外,卻再無屏障。壹旦關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

秦末,劉邦攻破武關,進軍霸上。秦王子嬰很快就從鹹陽出降。劉邦破秦不久,項羽突破函谷關進軍鴻門,劉邦只得親赴楚營,卑辭言和。這些史實都說明,函谷、武關失守,分居渭水兩岸的鹹陽、長安即無險可守。

所以,為防止京城受到來自東方的直接威脅,必須控制交通要道,緩沖壓力,屏衛京師。在此情形下,漢文帝可選的措施之壹,就是仿效其父高祖劉邦,在關鍵位置修建陵墓並設置陵邑,遷徙民眾,形成屏障。

如此,霸陵的選擇就只能在長安以東,其位置必然是東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基於以上考慮,漢文帝將霸陵建在白鹿原西北部,後又將其母薄太後的南陵,也建在西南約兩千米處,同樣設置了陵邑,這與安陵輔助長陵,加強其屏障作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三、漢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

漢文帝劉恒個人情感因素,可能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壹,漢文帝不願葬在父親劉邦身邊;其二,對原封地代國的眷念之情。

薄姬生了劉恒之後,就稀見高祖,隨母生活的劉恒或許也稀見父面。這樣,勢必造成他與劉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為劉邦庶子的趙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卻日夜待禦,趙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劉邦也明言如意是愛子。兩相對比,劉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

此外,漢文帝對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國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響到了霸陵的選址。漢文帝幼年離京,與母親在代國相依為命生活了十五年。代國雖北鄰匈奴,多有邊患,卻給劉恒母子提供了壹個避風港,因此,呂後曾欲將劉恒遷到河東腹地趙國,然代王謝,原守代邊。

漢文帝即位後提倡節儉,很少出巡,但卻四次巡幸代國,有壹次還留居兩三個月之久。此外漢文帝還將兩個兒子劉武和劉參封太原王,王其故地,可見其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文帝霸陵

國家文物局12月14日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陜西西安江村大墓等3項重要考古成果。考古工作者對西安市東郊的江村大墓進行了考古勘探,並對其部分外藏坑及陪葬墓實施搶救性發掘。

近期,專家根據江村大墓的“亞”字形形制,出土的著衣陶俑、官署機構銅印章等高規格陪葬品,以及與“竇皇後陵”和“薄太後陵”的位置關系綜合分析認為:此前世傳漢文帝霸陵所在的“鳳凰嘴”只是壹道自然黃土梁,新發現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文帝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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