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出現的早 還是面包出現的早
卡茲的假說聽起來有幾分道理，但這不過是當時已歷經30多年的“先有啤酒還是先有面包”問題的又壹種解釋而已。追溯啤酒和面包問題的根源，壹切開始於1952年10月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羅伯特-布萊特伍德(RobertBraidwood)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壹篇論文。論文中記述了布萊特伍德在伊拉克東部紮格羅斯(Zagros)山區的壹次考古發掘，其中提及有證據表明公元前4750年前後該地區已有幾種人工培植的谷物與蔬菜，同時發現有壹些家養牲畜的痕跡。盡管布萊特伍德沒有明確表示此次發現有谷物制品，但論文中留下這樣的文字：“可以預測，人工培植的谷物在中東出現，這直接預示了使用這些谷物用於制作面包的可能性。”論文發表後，威斯康星大學的植物學教授喬納森-索爾(JonathanD.Sauer)在寫給布萊特伍德的私人書信中提出了質疑，認為“也許最初的人工培植谷物是為啤酒而非面包所預備”。布萊特伍德隨後在《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將這壹問題公開給他的人類學同行們，壹場曠日時久的討論就此開始。
布萊特伍德的態度壹如他的原始論文壹樣委婉。他列舉了發掘出的新石器時代農具及器皿，提出雖然這些器具並不能直接證實啤酒或是面包在當時人類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但發掘現場出現的麥粒都毫無例外地呈焦糊狀。“盡管我也曾看到麥粒因其他用途而被烘烤，但或許這些麥粒是在被烘烤出釀酒所需的麥芽過程中烤焦的。”索爾提出植物學方面的論據，認為野生大麥的種子極易脫落，以新石器時代的農具收獲是件極其辛苦的事，能不厭其煩地伺候這樣的谷物，在他看來是壹項“需要比純粹果腹更刺激動力的勞作”。時任丹麥國家博物館館長的古作物權威專家漢斯-海爾拜克(HansHelbaek)則否定了“烘制麥芽導致麥粒焦糊”的假說，稱烘制麥芽所需的溫度有限，絕不會使麥粒被烤糊到如此程度；此外，“倘若發酵釀酒是大麥被人工培植後的首要用途，可以預見此後的農業知識傳播將以釀酒知識為主，但史實並不能證明這壹推測”。
哈佛學者保爾-曼格施多夫(PaulMangelsdorf)的應答最為糾結。他指出，在考古發現的早期谷物中(包括幾種野生大麥與小麥)，穎苞也即谷殼還都依附在谷粒上，倘若不加進壹步處理，這樣的谷物更適合於釀造啤酒而非制作面包。但他同時又提出：啤酒不可能被當做碳水化合物的主要來源，因此“人類不可能只依賴啤酒生存，即便是啤酒與肉食加在壹起也不能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曼格施多夫提醒說，西方學者太桎梏於“發酵面包”這個概念。在他看來，未發酵的原始面包才是發酵面包與啤酒的***同鼻祖。
卡茲的假說則是這場爭論更新近的回應聲音。卡茲還在論文中根據當時的最新考古發現斷言：“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狹頸陶制容器，就是為釀造啤酒而制成的。”斯塔夫理阿諾斯的經典著作《全球通史》中也近乎板上釘釘地記錄了“到新石器時代末期，近東的居民們……有了不僅能用來貯存谷物，而且能用來烹調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體的各種器皿”。然而，無論是來自器具方面還是谷物方面的新證據，都無法以足夠的說服力終結這場爭論。跳出純技術的領域來看，其實這起爭論背後多少隱藏著壹點飲酒者自責的良心味道，恰如布萊特伍德在爭論初起時便以他典型的曲折筆法坦白的那樣：“索爾認為，事實上推動谷物培植發展的是幹渴而不是饑餓，對於我來說，這不能說是壹個完全沒有誘惑力的想法。”
與布萊特伍德的委婉相對，美國作家肯-威爾斯(KenWells)在他2003年那本《美國啤酒文化之旅》(TravelswithBarley)中直截了當地支持了索爾的觀點。威爾斯的理由極其簡單：“幾塊又幹又硬、看了令人倒胃口的面包，幾乎可能是促使人們放棄漁獵采集進而開始大麥種植的重要因素。偶然產生的啤酒在味道方面的確不敢恭維，不過它所帶來的歡愉卻很有現代意味。認識到這壹點，那些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部落居民也就敢於鋌而走險。盡管口味欠佳，不過那種奇妙的精神愉悅感，激勵著那些最初的啤酒飲用者去重演那個偶然的發酵過程。”
依據考古發現，威爾斯筆下這個“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部落居民”應該是蘇美爾人。蘇美爾文明是整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最早、同時也是全世界最早產生的文明。通過放射性碳14的斷代測試，蘇美爾文明的開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約結束在公元前2000年，被閃族人建立的巴比倫所代替。1992年11月，《自然》雜誌證實，經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三位研究人員化驗分析，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也即未來蘇美爾文明活躍的地區發現的距今5500年的陶罐中發現了麥芽糖的痕跡，這是迄今最早的可基本確信為啤酒存在的證據。蘇美爾人批量種植大麥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啤酒優先論”的信奉者相信，蘇美爾人收藏糧食的壹半都用來發成麥芽然後釀制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