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托馬斯·索維爾
托馬斯·索維爾（生於1930年6月30號）是美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現任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是堅定的經濟學傳統芝加哥學派的繼承者和守護者，很有可能是繼哈耶克和弗裏德曼之後，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最有力的捍衛者。他的壹生著述甚豐，桃李滿天下，其理論和獨立知識分子人格成為美國學術界和社會研究領域的旗幟，就連那些不同意他的學術和理論觀點的人士對此也心悅誠服。他的充滿爭議和嚴謹的觀點在當前西方各國普遍左傾、集體主義傾向和政治正確大行其道的社會中尤其顯得彌足珍貴，成為這些社會中自我修復、糾錯能力的根基。這篇文章編譯至《華爾街日報》社評作家和編輯委員會成員的傑森·萊利（Jason Riley）的壹次演講，他最近的新書《特立獨行：托馬斯·索維爾傳記》於2021年5月出版。萊利先生作為壹個黑人，持有與索維爾完全壹致的關於種族和社會公平原則的看法，他自認為是索維爾的忘年之交。他的早期著作《請停止幫助我們！》是對美國社會基於種族的福利和社會分配政策的壹次切底反思，認為種族配額、基於平權的社會實踐對黑人社會帶來了更大的傷害。他主張回到馬丁·路德·金博士所倡導的人人平等、基於人格而不是膚色的經濟社會政策。
為寫作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傳記，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此過程中我不斷看到索維爾自己對他所崇拜的學者的描述，而且我經常被這些描述完全適用於索維爾本人而感到震驚。
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索維爾在芝加哥大學的論文指導教授之壹，斯蒂格勒教授於1991年去世後，索維爾寫道：
在壹個充滿了自我推銷的學者的世界裏，他們創造流行語並使自己站在當下流行的天使壹邊，喬治·斯蒂格勒是罕見的正直和罕見的智力的縮影。他從不在學術陣營裏搖擺，從不為某個事業搖旗吶喊，從不創造個人崇拜。他做的是壹個學者和教師的工作--兩者都很出色--並且他發現這就足夠了。如果妳想學習，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妳想學習如何思考--如何避免模糊的詞語、模糊的想法或蒙蔽現實的悲觀情緒--那麽斯蒂格勒就是妳的人。
這裏是索維爾對他在芝加哥的另壹位教授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描述：
[他]是極少數既有天才又有常識的知識分子之壹。他可以在學術刊物上向他的經濟學家同行們表達自己的最高分析水平，同時還能寫出通俗的書籍......讓對經濟學壹無所知的人也能理解。
我很難想出比這些更好的方法來描述托馬斯·索維爾本人。當我想到他的學術研究時，我想到的是：知識的完整性、分析的嚴謹性、對證據的尊重、對那種來來去去的時尚思維的懷疑態度，然後是清晰的思路。壹篇又壹篇的專欄，壹本又壹本的書，用通俗易懂的英語寫給普通大眾。
教育和特許學校
2020年，90歲的索維爾出版了他的第36本書《特許學校及其敵人》。我當然不希望他就此封筆，但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妳很難為他那已經跨越六十年的出版生涯找到更合適的封山之作了。編譯者註：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是美國改革公立教育的壹個嘗試。特許學校仍然接受政府資金支持，但在學校管理和運營上完全獨立。
索維爾的頭兩本書是學術性的。但他於1972年出版的第三本書--半自傳體《黑人教育：神話與悲劇》是寫給普通大眾的。這本書源於他1970年為《紐約時報》雜誌寫的壹篇關於黑人學生的大學錄取標準的長文。它以敘述他自己的教育開始--首先是在他出生的北卡羅來納州的種族隔離學校，後來是在他長大的紐約市哈萊姆區的種族融合學校。
幾十年來，索韋爾壹再回到教育這個話題上。在《特許學校及其敵人》的序言中，他描述了20世紀70年代初與《公***利益》雜誌編輯歐文·克裏斯托爾的壹次談話。克裏斯托爾問索維爾，如何才能為黑人創造高質量的學校，索維爾回答說，這樣的學校已經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好幾代。
克裏斯托爾要求索維爾寫關於這些學校的文章，1974年的《公***利益》雜誌刊登了索維爾關於華盛頓特區全黑人孩子的鄧巴中學的歷史的文章，這所學校不僅表現優於當地的白人學校，而且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多次在標準化測試中達到或超過了國家標準。索維爾寫道，從1870年到1955年，"鄧巴的大多數畢業生都上了大學，盡管大多數美國人--白人或黑人--都沒有。" 兩年後，在同壹刊物上，他又寫了壹篇關於全國各地成功的黑人小學和中學的文章。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公立特許學校，往往以低收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為主，是索維爾40多年前研究的成績優異的黑人學校的繼承者。正如他所指出的，這些特許學校不僅僅是比擁有相同人口群體的傳統公立學校做得更好，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內的特許學校學生的表現超過了全國最富有和最白的郊區學區的同齡人。例如，在紐約市，‘成功學院’系統（該學校系統在紐約市運行47所學校，擁有17000名學生）作為壹所特許學校已經有效地縮小了黑人和白人學生之間的學術成就差距。
索韋爾在書中寫道：
這些特許學校在教育方面的成功打破了那些遺傳決定論、聲稱考試中存在文化偏見、斷言種族 "融合 "是黑人達到教育平等的必要條件或認為收入差異是教育差異的 "根本原因 "之壹等等斷言。
索維爾接著說，最後壹種關於貧困的說法，"幾十年來壹直被用來免除傳統公立學校對低收入少數民族社區教育失敗的任何責任。"
但是，特許學校目前招致的反對聲浪和激動的敵人，並不是因為它們不起作用，而恰恰是因為它們起作用。因此，它們對教育現狀構成了威脅。它們威脅到目前的權力平衡，即允許管理公***教育的成年人的利益高於對學生最好的東西。糟糕的學校繼續拿到政府資金而存在，因為這些學校仍然為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孩子們是否在學習，充其量只是壹個次要問題。
正如索維爾所寫的：
學校的存在是為了教育孩子，而不是為了給教師提供鐵飯碗，不是為了給教師工會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會費，不是為了給教育官僚機構提供壟斷，不是為了給教師學院的[畢業生]提供壹個有保障的市場，也不是為了給思想的灌輸者提供壹群被虜獲的聽眾。
不幸的是，近年來特許學校的反對者們已經取得了進展。他們對設置特許學校的數量和地點都進行了限制。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都支持特許學校，但民主黨人在教育問題上已經急劇向左轉，拜登政府對特許學校的態度也更加懷疑。所有這些都使索維爾的書與他所寫的任何書壹樣在當下尤為及時和重要。
種族與社會公平
我想寫這本傳記的原因之壹是，索維爾的許多學術成果仍然與我們今天的政策辯論有關。我們仍然在討論經濟不平等、平權行動、社會正義、批判性種族理論、奴隸制賠償、最低工資法的效力以及移民的利弊，所有這些都是索維爾的著作所涉及的。坦率地說，我發現今天有這麽多人知道Ta-Nehisi Coates（黑人作家，聲稱美國社會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Ibram Kendi（波斯頓大學教授，反種族主義者）和Nikole Hannah-Jones（紐約時報記者，1619項目的推動者）這樣的名字，但不知道托馬斯·索維爾，這讓我感到很沮喪。老實說，索維爾的學術研究讓這些人相形見絀、難以望其項背。這不僅僅是他的著作的數量，也是他分析的範圍、深度和嚴謹性。他在幾十年前就預見到並駁斥了他們的許多論點，在某些情況下，在今天提出這些論點的人還沒有出生之前。
就索維爾的知名度而言，主要是由於他關於種族爭議的著作。但他的大部分書都不是關於種族主題的，即使索維爾從未寫過壹個關於種族的字，他也會作為壹個研究種族問題的壹流學者而脫穎而出。
索維爾說，在他自己的書中，他最喜歡的是《願景的沖突》，他在書中試圖解釋是什麽推動了我們關於自由、平等和正義的意識形態爭議。他追蹤這些不同的 "願景"，或對人性的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個世紀以前，從威廉·戈德溫、伊曼紐爾·康德和讓·雅克·盧梭等思想家，壹直到約翰·羅爾斯和今天的所謂“社會正義”的倡導者。
他在書中描述的相互沖突的觀點是對人性的約束性或悲劇性的看法和無約束性或烏托邦式的看法。對人類狀況有更多約束性看法的人認為人類有無望的缺陷。他們看到了人類進步的內在限制。他們說，我們可能想結束戰爭、貧窮或種族主義，但這可能不會發生。因此，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建立機構和程序上，幫助社會處理我們永遠無法根除或預見的問題。
在另壹邊，妳有不受約束的或烏托邦式的人性觀，它拒絕人類可以實現的東西有限制的想法。這是壹種信念，認為沒有什麽是不可實現的，沒有必要進行權衡。根據這種觀點，人類通過利用適當的理性和意誌力，我們不僅可以管理戰爭、貧困、種族主義或大流行病等問題，而且可以完全解決它們。
根據他們所接受的觀點，索維爾解釋了為什麽兩個人，同樣的消息靈通，同樣的善意，會在壹系列問題上得出相反的結論，包括稅收、租金控制、學校選擇、軍事開支、政府權力和司法行動主義等等。
當康德說，從 "人類這種彎曲的木材中，從來沒有直的東西被制造出來 "時，他展示的是受限的觀點。當盧梭說 "人生而自由，但到處都有枷鎖 "時，他表達的是不受約束的觀點。當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61-1865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說他作為法官的工作是確保遊戲按照規則進行，無論他是否喜歡這些規則，這都是壹種受約束的觀點。當厄爾·沃倫（Earl Warren，1953-1969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說他作為法官的工作是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不管法律如何，這是壹種不受約束的觀點。這就是解釋索維爾關於幾乎所有話題的著作的哲學框架。
種族沖突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索維爾將註意力轉向了種族爭議。他說，他這樣做是出於壹種責任感。有些事情需要說出來，而願意說出來的人太少。索維爾對當時民權運動方向的批評最終使他被 "取消"，用今天的流行用語，就是成為了取消文化的受害者。黑人精英們尤其不想和他打交道，因為他反對平權行動，他們說服主流媒體的其他人不要認真對待他的觀點，也不要在當時的問題上向他尋求黑人的觀點。
索維爾長期以來壹直認為，黑人今天所面臨的問題遠比白人過去對他們所做的事情要多。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黑人活動家想把焦點放在白人的種族主義上。這有助於他們籌集資金和保持相關性。政治家們使用同樣的策略也不神秘--這有助於他們贏得選票。但索維爾認為，關註白人種族主義對黑人底層社會的幫助壹點也不明顯。妳可以花壹整天的時間，每天指出其他人、團體、機構和整個社會的道德缺陷。問題是這是否有助於最需要幫助的人。
今天的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活動家在開展工作時，假定黑人底層社會面臨的唯壹真正問題是白人種族主義。這方面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對黑人社區治安的關註。種族主義的警察存在嗎？當然有。壹些警察是否濫用權力？當然有。但是，貧窮的黑人社區之所以如此暴力，是因為有壞警察嗎？減少警察資源能改善這種狀況嗎？據《芝加哥太陽報》報道，2019年芝加哥有492起殺人案，其中只有三起涉及警察。因此，如果警察使用致命武力是芝加哥的壹個問題，這顯然是壹個次要問題。芝加哥或巴爾的摩或聖路易斯的年輕黑人男子可能確實每天早上離開家時都會擔心被槍殺，但不是被警察槍殺。
去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佛洛依德被四名警察濫用暴力致死的地方），有壹項政策提案被提交給選民，該措施將取消警察的經費並完全改革警察執法。但該措施不僅被否決，而且遭到了犯罪率高的地區的黑人居民的強烈反對。而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並不是異類，他們是典型。在2020年發布的壹項蓋洛普民意調查中，全國有81%的黑人表示，他們希望警察在他們社區的存在保持不變或增加。壹年前發布的另壹項蓋洛普民意調查特別詢問了低收入社區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對警務的看法。59%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警察在他們的社區花更多時間。在邁克爾·布朗在密蘇裏州弗格森市被警察槍殺後的2015年的壹項民意調查中，大多數黑人受訪者表示警察公平對待他們，而且表示 "希望警察在當地社區有更多的存在 "的黑人遠遠多於白人，比例為二比壹。
這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在1993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82%的黑人受訪者說刑事司法系統對罪犯的處理不夠嚴厲，75%的黑人希望有更多的警察上街，68%的人說我們應該建造更多的監獄，以便可以判處更長的刑期。聲稱代表低收入少數民族的活動家和自由派精英們正在推動為警察提供資金的努力。但他們大多是在為自己說話。這是索維爾很早以前就指出的問題。
索維爾經常會被問到與其他那麽多黑人背道而馳的感覺如何。他不可避免地會糾正這個問題的前提。"妳不是說我與大多數黑人背道而馳，"他回答說。"妳的意思是我與大多數黑人知識分子、大多數黑人精英的想法相悖。但黑人知識分子並不代表大多數黑人，就像白人知識分子不代表大多數白人壹樣。"
今天的情況依然如此。例如，大多數黑人支持選民身份證法和學校選擇，而大多數黑人精英--學者、有色人種協進會、"黑命貴 "活動家等—則堅決反對這些主張。相反，大多數黑人反對大學招生中的種族偏好（即對黑人考生降低標準），如前所述，反對為警察提供資金則是黑人精英們贊成的事情。索維爾在幾十年前就指出了這些差異，而且從那時起這些差異只會越來越大。他關於知識分子歷史的著作壹次又壹次地強調，知識分子是壹個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有自己的自我服務議程和自己的優先事項，應該被理解為如此。
自由主義精英們大體上控制著媒體、好萊塢。他們控制著學術界。他們掌管著發放知識分子獎項和獎金的基金會。索維爾拒絕與他們打交道，拒絕軟化立場。這使他在聲望和名聲方面付出了代價。他已經付出了代價，這也是他不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那樣出名的原因之壹。我經常告訴人們，如果妳認為Ta-Nehisi Coates和Nikole Hannah-Jones代表了大多數黑人的觀點，妳需要認識更多的黑人。
關於批判種族理論
索維爾現在已經91歲了。他去年出版的書是他的第36本書，也是他80歲以後的第五本書。對於壹個來自吉姆·克羅（範指19世紀壹系列的種族分離法律，主要在美國南部）南方的黑人孤兒來說，這還不算太壞，他在大蕭條時期出生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沒有讀完高中，直到28歲才獲得大學學位（索維爾沒有念完高中，在韓戰期間參加海軍陸戰隊，戰後回到美國，短暫地在華盛頓工作的同時在霍華德大學上夜校，由於成績出眾並且在標化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得以進入哈佛大學，於1958年以最高榮譽獲得本科學位，專業是經濟學，次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由於他的導師Stigler已經決定轉往芝加哥大學，他隨即跟隨導師進入芝大，他的另外壹位博士論文指導者是米爾頓·弗裏德曼教授），直到40歲才寫出第壹本書。但即使撇開這壹令人印象深刻的個人歷程，索維爾也是壹個罕見的物種。他是壹個誠實的知識分子。他是壹個壹直在尋求真理的人，不管這是否會使他受歡迎。他壹直願意遵循事實和證據，無論它們指向何處，即使它們導致了在主流看來政治上不正確的結果。這些特質本來不是壹個使妳成為傑出學者的東西，但在當前的學術和主流社會中，它們越來越重要了。
想想我們目前關於批判種族理論的辯論。這些思想曾經在大學的壹些小眾的研討會裏浮出水面。現在它們正通過“多樣性培訓”進入我們的工作場所。它們正通過《紐約時報》1619項目進入我們的小學，該項目試圖將奴隸制置於美國建國的中心。這很荒唐。奴隸制存在了幾千年，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中，在美國建國前很久就存在了。被送往伊斯蘭世界的非洲奴隸比被送往美洲的更多，今天在蘇丹和尼日利亞仍然存在奴隸制。
美國的獨特之處不是奴隸制。而是解放，它是我們從奴隸制到馬丁-路德-金再到黑人總統的速度。美國黑人在短短幾代人的時間裏取得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是有史以來無可比擬的。
正如索維爾所指出的，美國因奴隸制而變得繁榮的說法也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個別奴隸主當然是繁榮的，但這與說國家受益是不同的。事實上，無論是在奴隸制時期還是之後，該國擁有奴隸制的地區都是最貧窮的地區。同樣，在巴西，進口的奴隸比美國多得多，奴隸制集中的地區在奴隸制期間和之後都是最貧窮的地區。再看另壹個例子，東歐實行奴隸制的時間遠遠長於西歐--但西歐卻壹直比較富裕。被送往北非和中東的非洲奴隸比來到西方的多出數百萬。如果奴隸勞動能產生經濟繁榮，為什麽這些地區長期以來壹直如此貧窮？而後來，當中東確實開始變得更加富裕時，這並不是因為奴隸制--而是因為發現了石油。
在另壹篇1619項目的文章中，作者寫道："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黑人是獨自反抗的。" 這個令人震驚的無知論斷簡單地把貴格會和其他組織在18世紀的作用、廢奴主義者和新成立的***和黨在內戰和重建時期的作用，以及20世紀初由白人和黑人***同創立的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作用從歷史中抹去。它還忽視了非黑人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民權運動中的作用，民權運動是由與白人、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其他反對種族歧視的人組成的聯盟推動的。
但以這些理由對1619項目提出異議幾乎是無關緊要的。該計劃的全部目的是將奴隸制作為今天種族不平等的壹個萬能的解釋。其論點是，由於奴隸制和吉姆-克羅的存在，黑人的學習成績滯後。由於奴隸制和吉姆-克勞的存在，他們在就業方面滯後。由於這段可怕的歷史，他們的收入和房屋所有權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落後了。這是政治左派不斷試圖將黑人目前的問題歸咎於白人過去的行為的壹部分。歸根結底，這是在試圖淡化文化和個人責任在推動社會不平等方面的作用。黑人是無罪的，白人是邪惡的。反對這種說法的白人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拒絕這種說法的黑人則被斥為傻瓜或機會主義者。
關於奴隸制的真正事實在嚴肅的歷史學家中是眾所周知的。但現在這些嚴肅的歷史學家在哪裏？有幾個人站了出來，像戈登·伍德（歷史學家，布朗大學教授，生於·1933年）和詹姆斯·麥克弗森（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生於1936年）。但為什麽這麽少？為什麽每所主要大學的每個歷史系的主任都不反擊這個1619計劃的胡說八道？這個國家的頂級學者們應該義無反顧、大張旗鼓地站出來批判這樣的“理論”。為什麽這麽多人都保持沈默？嚴肅的學者們已經寫了無數關於我們國家建國的書，而這些書中沒有壹本是由尼科爾·漢納-瓊斯寫的。為什麽嚴肅的歷史學家如此害怕與壹個從未寫過書，甚至從未寫過任何學術論文的記者對抗--更不用說關於奴隸制的歷史？
他們如此害怕的原因是，與她論戰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他們會被稱為種族主義者和性別歧視者。這可能會損害他們的學術生涯。這就是那種我們見得太多的知識分子的怯懦，二者恰恰是讓索維爾的生活和工作如此與眾不同之處：勇氣。索維爾並不害怕。這種事情在學者和知識分子中應該是司空見慣的，在記者中也是如此，但現在顯然不是這樣的。索維爾在職業生涯中壹直將真理置於流行或政治正確之上。我們需要壹百個像他壹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