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海造型
這個可能性不小，因為三星堆遺址和已經所謂的夏朝遺跡二裏頭遺址有著太多的相似點了，簡直就像是壹個政權下的時代產物。
通過考古發掘我們發現，古蜀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銅器）都跟目前公認的夏代晚期遺址二裏頭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體現壹個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概況。而作為三星堆和二裏頭都使用壹種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條腿，手叉腰，頂上半開，插壹個短小的管狀流；風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當時其他地區還流行壹種土肥圓的陶盉），細長腿、束腰，鋬像寬面條壹樣而且很長等等。
二裏頭有壹種典型青銅器叫做嵌綠松石青銅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綠松石青銅牌，二裏頭發現了3件，三星堆遺址發現了3件，造型都極為類似。
在古蜀國金沙遺址出土了壹件玉鉞，其頂部刻有精致的獸面紋，而此紋樣居然和二裏頭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紋極為類似。
此外，在二裏頭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禮器，而在三星堆同樣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壹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國人本來就是從西北地區遷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區的。遷徙路線為先從西北地區南下，通過青藏高原東部的橫斷山脈進入成都平原，最終建立古蜀國。在夏代和西周時期，古蜀國都和中原政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周人的伐商聯盟就是以西部的親緣部族為主，其中就有古蜀國。
在《尚書·禹貢》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夏人與古蜀國聯系密切。
《禹貢》展現了夏王朝豐富的金屬礦冶知識，其中壹個讓人驚訝的點是雖然整本《禹貢》都是以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南部來敘述，但是作者居然對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詳細的了解，而且對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為中心的進行空間定義，這與後代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視角有顯著不同。
這反映的其實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區保持與古蜀國的親密關系的。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堯舜禹時代山西、陜北這兩個夏人所在的核心區與川西和甘青的往來，其規模與緊密程度都要超過後來的商代和周代。
這裏需要說明壹下，《禹貢》是壹部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史料。
學者邵望平經過長期的研究後指出《禹貢》保留了大量上古時代的訊息，該書很可能是龍山時代，也就是堯舜禹時代的作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也認同這個觀點。
他曾指出《尚書·禹貢》篇是傳頌大禹最具影響力的傳世文獻。它清楚地定義了禹跡世界的範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壹個需要步行歷時數月才能橫跨的地理空間。在這個想象的文明空間中，《禹貢》的核心使命——導山導水、劃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類、田地定級、列舉納貢的物品和路線等內容都凸顯出宗教權威與政治理想的緊密結合。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古蜀國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論在出土文物層面還是歷史文獻記載方面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