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金庸先生起訴內地作家江南《此間的少年》侵權事件
同人作品與抄襲有本質區別，金庸先生與江南的侵權之爭，也許雙方都沒有錯，但通過法律的途徑來解決問題，肯定會在壹定程度上推動法治的進程。同人作品與抄襲有本質區別，如何保護二者的知識產權，法律如何適應時代變化，大家在討論和摸索中如何達成***識的行業標準和底線，這才是本案應當關註的重點。 壹、同人作品與抄襲有本質區別
金庸先生的訴狀立論清晰，江南的回應也誠懇謙遜。此案情形與以往諸多抄襲事件的重要差異：《此間的少年》是壹部金庸武俠小說的同人作品，只是對金庸小說中人物姓名的借鑒；而所謂抄襲，則是暗地裏的移花接木、李戴張冠。實際上，金庸也並未以“抄襲”為由起訴。
“同人”這個詞雖然是近代由日本進入中國的，但實際上這種創作方式古已有之，如清代小說《蕩寇誌》、《新石頭記》等即可看做《水滸傳》、《紅樓夢》的“同人”作品。
二、爭議案件反映社會文化變遷《此間的少年》是江南15年前的作品，江南也提到，在第壹次出版時曾經擔心過法律問題並咨詢過律師。但由於《此間的少年》多次再版，期間社會文化背景，包括媒介環境、文化生產機制等都已發生巨變。雖說成文法變化不大，但從此案所處的民法範疇的角度，對金庸訴江南壹案是可以參考行業規矩、交易習慣的。這就變成了壹個需要去考慮時間跨度和文化環境變遷的復雜問題，目前很難下定論。
對於文化產業而言，不斷調整生產模式去適應新媒體環境的沖擊，不僅僅會帶來內容上的變化，還附帶著法律上的模棱兩可。就本案件而言，隨著同人圈的日益成熟，同人作者向原作作者尋求授權的版權意識也日益明晰。法律如何適應時代變化，在討論和摸索中如何達成***識的行業標準和底線，這才是本案應當關註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