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悲劇
人的生活是否可以獨立於社會的網？亦或者，即使他存在於這張落網之中，他是否可以脫離於這個網上的種種限制呢？從主人公莫爾索的經歷來看，他這樣做最終是得到了不好的結果。
我們生活在壹切身邊事物織成的羅網中，傳統、常識、公序良俗、宗教規則、道德，如此種種，人們都渴望去過壹種群居的生活，可是莫爾索卻對此報以冷漠。他冷眼觀察這個世界，他對除了自己原始欲望之外的壹切事務都缺乏熱情。他或許並非不愛自己的母親，但是他在自己無力贍養母親之後把她送到了養老院，並不會有愧疚、他對母親的死或許並非完全無感，但是他認為這並不應該讓他哭天搶地；不應該讓他放棄在守靈時喝上壹杯牛奶咖啡；不應該禁止他在第二天與女友約會、看喜劇電影和上床。
在莫爾索的意識中，他並不需要朋友、家人，他需要女友只是因為他的身體需要她，所以在女友瑪麗問他願不願和她結婚時，莫爾索說出了“如妳所願，我都可以”的“奇怪”回答。
那麽問題來了，社會的存在是否可以只做為物質上的支撐，而不使人不自然地去遵循壹套規矩呢？加繆說，人都要說謊，而說謊的目的便是為了簡化生活。而我認為，人說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存在的“網”期待他們這麽做，不然的話，他便會被看作異類，會被鄙視、控訴乃至於定罪。當然了，他們還會給這樣的異類個體定下壹個“荒謬”的名號。
莫爾索認為道德應該就是“遵從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就是為了自己。這種定義仿佛應該來自於壹個極端世俗的利己主義者，但是，我們發現莫爾索仿佛並不切合於這樣的定義：他漠視生活的變化可能帶來的價值，所以不積極回應上司給他的升職機會；他面對西蒙想和他做朋友的提議卻回應“做不做都可以”；他對於瑪麗是否愛她的詢問，盡管知道瑪麗想聽到的答案，卻也不願意說出半句甜言蜜語；在母親去世後，如果他按照他人的期望表現出自己的悲痛和後悔，那麽他便會被認為是壹個有品德和靈魂的人，但是他也拒絕這樣去違背自己的內心。所以，莫爾索從這個角度來說恰恰完全不是壹個利己主義者，而且壹個完全的“損己”的人。
然而，“利己”的內涵究竟應該是什麽呢？莫爾索完全尊重自己的內心想要做的事情，這難道還不是最純粹的利己主義？然而，我們卻根據常識得出了他的“損己”的性質。所以，這難道不是壹種巨大的荒謬？而這樣的世界的荒謬的力量卻又無比的強大，在追求完全的自由、自然的個體面前，他表現出了巨大的力量。而追究其根源，實際上這樣的各種規範推行的背後，是對獨立人格的摧毀。
在殺了阿拉伯人之後，莫爾索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悔恨。他為什麽要悔恨呢，於他個人的生存而言，如果不考慮之後的法律的懲罰的話，壹個阿拉伯人的死又和他之後的生活有什麽關系呢？
在法庭審理的環節，莫爾索全程冷漠，他發現自己找不到自己應該參與這樣的辯論的理由；面對律師對他的建議，他也“遵從內心”不願意去假裝自己對母親的死有撕心裂肺的痛苦。這樣是多麽純粹的個人主義，這樣的荒謬反擊荒謬，個人的人道反擊社會的人道，這樣的場景本身又是多麽的詭譎和諷刺。
所以在最後，莫爾索不信仰神，莫爾索對母親的死不痛不欲生，莫爾索在為母親守靈時抽煙、喝牛奶咖啡，莫爾索在守靈結束後和女友遊泳、看電影和上床，這壹切都成為了他“沒有靈魂和道德”的證據，最終為他的死刑判斷增強了“合理性”。但是，這樣的合理性來源究竟是什麽呢？法官和陪審們把這些莫爾索荒謬的表現與他的死刑作為聯系，究竟是否是真正合理的呢？如果是合理的，那這種合理的依據是否是人道的，合理的呢？如果莫爾索本身並不認同於這種合理性的來源，那麽強迫他去依照這種來源產生的壹整套規則做事，是不是又是不人道的呢？進而，根據這套規則判決莫爾索的死刑，又合了什麽“理”呢？
全文中，莫爾索只對兩件事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壹是對性愛的需求，壹是在聽到判決之後希望可以獲取轉機的念頭。顯然，這兩點的根源是完全個人的、本能的和自然的，莫爾索的道德被他貫徹到了最後。
在莫爾索被判決死刑之後，他拒絕了神父的訪問，因為他不信仰神，也看不見其他接納神父的道理。最後，在神父和他聊天之後，他緊緊抓住神父的衣領，告訴他他所信仰的世界是多麽的荒謬。神父於是和他各自走上了對方認為荒謬無比的道路。群體的荒謬戰勝了個體的荒謬，這大概就是加繆想刻畫的社會實況吧。
在文章的最後，莫爾索“想通”了，認為死也沒有什麽特別值得在意的，但他也明白了，人的生活中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去觀看死刑，這是對荒謬者的審判最高潮，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死刑會有很多人觀看。他選擇了和這樣的世界對抗到底，因為他的道德的力量，壹種被世界視為完全荒謬的力量。
看完《局外人》後，我感受到了壹種常常萌發念頭的復現，在學校的生活還比較自在，但每次返回家中總有壹種返回到人情之網的覺悟。我常常因為需要滿足於規則而做出很多讓自己覺得別扭的舉動，和陌生的親戚熱情打招呼，對不懂事的後輩表現出大度和忍讓，凡此種種，終於使我明白。人的本性的荒謬性正是因為他們的多樣性，而為了構建穩固的群體，這樣的性質必須被審判稱為荒謬的異端，於是壹場以人性的名義對人性的審判產生了群體世界的荒謬原罪。而在我們每個人開始群居生活之後我們都得面對這樣的荒謬。只有還沒有了解世界的孩童可以得到群體對於他的荒謬性的原諒，而在他長大之後，這樣的寬容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恰恰就是最矛盾之處了，因為當壹個孩子根據自己的本性做出了讓人厭煩的事情，我們選擇原諒他，可是，這種“厭煩”究竟產生於哪裏呢？顯然可能產生於兩個方面，壹是這個社會對於壹個“行為得當”的個體的期望，孩子的作為不符合這樣的期望，所以我們反感他；二是我們的個性本身就反感這樣的行為，但是我們的個性中這樣的反面情緒的來源究竟是什麽呢，是對群體秩序的維護，還是對於個人人性的堅持？我相信，多數時候應該是來自於前者，因為如同莫爾索壹樣，當壹個人只關心自己，踐行完全自我的道德感，那麽他對於“做錯事”的孩子只可能報以冷漠，而不是反感。
於是，事情又荒謬了起來，長大後，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了群體秩序的代言者，我們開始把這種秩序的要求當作我們的內心最本原的沖動，盡管這並不是事實。所以，群體秩序就在這樣的荒謬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宣判了莫爾索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