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正熙的執政表現
新村運動 在維新時代的初期，樸正熙在全國範圍內主導了“新村運動”。這是壹場巨大的變革，從前農村和漁村裏的茅草屋變成了磚瓦房。同時，第5期經濟開發計劃的成功完成，從而在壹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韓國國內的國民們的絕對貧困問題。但是，相對性的貧困現象的深化、長期執政所帶來的副作用以及反維新民主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樸正熙的執政基礎。為了保住執政地位，樸正熙反而愈加強硬地壓制民主化的要求。政府通過了緊急措施，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捕，此後以政治人物、知識分子、學生、宗教界人士為中心的民主化運動以及在經濟開發過程中被忽略的勞動者和農民為中心的保衛生存權的運動愈演愈烈。 打擊腐敗 樸正熙是以反腐敗的名義上臺的。他生活簡樸，上臺後不久，由於大米緊張，政府號召人民吃麥，他自己也每天必吃面食。生活中，除了當時國內難以生產的領帶（國產領帶打結松弛）、鋼筆和電動刮須刀，其他全用國貨。治下的17年中，他在大力領導經濟建設的同時也時時不忘打擊腐敗。因腐敗而受處分的官員1965年達5163人，1969年光上半年就達4000人。考慮到當時韓國的人口，這已是壹個不小的數字。上世紀70年代初，官員及其家庭生活奢侈、擁有豪華住宅都要受處分，對犯錯誤者的上司和責任監查員也要連帶給以處分。1977年1月推行“庶政刷新獎懲記錄簿”，每月記錄壹次，不準“刷”下來的官員受雇於新單位，也不準他們到原先同流合汙的企業工作，否則雙方都要受懲罰。這壹年，他還公布12種肅清對象，包括索要禮品、保護企業非常經營、懶惰、刁難群眾、提升中走後門、擁有豪華住宅、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有情婦、無能力等。
但即使這樣，他的反腐敗依然是有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政治獻金問題。據說，他對政治捐款“本人從不過問”，均交給政黨領袖和政府官員處理；二是腐敗現象太多，特別是對軍內、政府內的醜聞，壹般是暗中處理；三是對他認為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腐敗，或他認為壹時不便打擊的對象，他總是予以容忍。如1974年大韓航空公司副總裁因違反外匯管理罪被捕，問題出在他把10萬美元送給出國旅行的韓國官員或執政黨成員。由於當時韓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他讓兩個執行人員從國外帶10萬美元回國，以彌補國內外匯儲存的虧空，結果這兩人在通過海關時被捕。這件事樸正熙沒有興師動眾，而是在20天後親自幹預，讓有關部門釋放了這位副總裁，整個事情不了了之。
樸正熙打擊腐敗的範圍很廣，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後門調工作、“生活奢侈”、“擁有豪華住宅”都是嚴厲打擊的對象，同時采取“連帶責任制”，如發現賄賂事件，不僅要處理行賄受賄者，也要處理責任監察員和監察機構領導人。反腐敗問題之所以成為樸正熙政權最關心的問題之壹，壹是因為樸正熙深刻認識到了腐敗在韓國社會的根深蒂固，二是樸正熙出身農村，對腐敗有壹種天然的仇恨。所以，樸正熙時期反腐敗的理智行動裏夾雜著強烈的道德沖動。在大規模更換政府官員的同時，樸正熙建立起了嚴厲的監查制度。中央設監查院，地方設監察室，實行責任包幹，除了公開監察還有暗中監察。1962年5月，對新政府的中高級官員進行的第壹次監察中，就壹次性處分了350人。這些人受處分的原因不僅包括貪汙受賄，還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聽日本音樂、請家庭教師、打高爾夫球。樸正熙本人則以身作則。“他從來不是壹個大交際家，社會的盛大宴會對他的血液來說太奢華了；並且他尤其厭惡卑劣的沙龍政治活動。”他從不打高爾夫球，到鄉下視察時，常光臨小吃店，吃大眾化食物。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從來沒受到任何有關腐敗的指控。在探討樸正熙政權能夠進行有效的反腐敗鬥爭的原因時，許多學者都強調樸正熙個人的清廉或“不腐敗”。在同反對黨的互相競爭、揭短的鬥爭中，“樸正熙本人沒有受到任何有關腐敗的指控”，他的政敵金大中也承認1967年競選失敗的原因在於他“不能夠把樸正熙本人包括在政府的腐敗之中”。
由於頑強地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以及中央政府不那麽腐敗，所以樸正熙政權能夠在壹浪高過壹浪的反腐敗鬥爭中有所作為，保持了行政效率，從而使各項政策得到較好的推行。但另壹方面，不斷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強硬措施，專制的色彩日益加強，結果使整個政治制度結構逐漸失去彈性。到70年代末，反腐敗鬥爭以及其他工作都要靠樸正熙對下級的訓斥和謾罵。體制的缺陷導致他個人的悲劇。 漢江奇跡 樸正熙上臺後為韓國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漢江奇跡”的締造者。1973年1月12日，總統樸正熙在新年記者招待會上宣布要發展重化工業。
樸正熙31日聽取了經濟第二首席秘書官吳源哲的報告，此報告持續了四個小時。報告指出，要改造工業結構，擴大產業基礎。要發展綜合化學、造船和機械工業，有必要引進最新技術，建設大型工廠。……要將重化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同時並進，趕超北朝鮮。
樸正熙聽著沈入深思，最後下了指示：“要引進必要的外資!”
那次會議改變了韓國的命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只有320美元（1972年）的國家走上了同時振興造船、電子、機械、鋼鐵、汽車、石化、原子能等技術集約型核心產業的道路。總統秘書長金正濂和重化工業企劃團長吳源哲負責總指揮，根據“選擇和集中”的原則，各領域選定壹兩個民間企業，在選址、公路、資金等方面給予全力支持。
1973年7月3日韓國重化工業的象征——年產103萬噸的浦項鋼廠經三年建設得以竣工。當第壹口鐵水流出時，總經理樸泰俊和職工高呼萬歲，流下了熱淚。浦項鋼鐵的產量1978年達到550萬噸，1981年增至850萬噸。
樸正熙對要放棄造船廠的現代集團總裁鄭周永說：“這哪能行，難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當年建設京釜高速公路的那個人嗎？”於是，鄭周永飛到西歐，讓人看500韓元紙幣的龜船說“我們早在幾百年前就造了這樣的船”，硬是弄來了貸款。
現代造船廠於1975年竣工。1976年現代汽車開始出口“小馬（PONY）”車。
1973至1979年韓國制造業年均增長了16.6%，1980年重化工業在整個制造業的比重達到了54%.1965年韓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6美元）只有菲律賓的壹半，但到1979年達到1745美元，為菲律賓的三倍。“漢江奇跡”已露出了端倪。 克服石油危機 1973年11月8日，韓國政府頒布了“節能壹期措施”。其具體內容包括：節省5%的暖氣燃油；2公裏左右的距離不坐車；在日常生活中徹底履行“白天關燈”制度；對新建廣告霓虹燈和浴池的審批進行管制。當年10月，第4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第壹次石油危機給剛剛宣稱重點發展重化學工業的韓國經濟帶來巨大危機。每桶2.8美元的油價至翌年3月漲了四倍。
新聞頭版頭條幾乎每天都是漲聲壹片。由於夜晚街上漆黑壹片，做壞事後逃逸的人也劇增。人們開始屯積衛生紙、香皂和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由此“節省10%原油的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政府事業單位撤銷3分之1的電燈，電視節目縮短到每天4個小時，清晨節目也隨之消失。
1974年1月14日的第3號緊急措施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負擔，擴大了對電視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稅範圍。總統夏天也要關掉空調，開著窗子與蚊蠅搏鬥。
這些措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74年韓國經濟增長率為8.1%，出口比上壹年增長了38.3%，國民生產總值（GDP）增加了7.1%。國家經濟發展第三個5年計劃期間（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1%。韓國此時此刻勇敢地使用了“化危機為機會”的逆向思維方式。從中東賺回買石油的錢。
1974年1月30日，經濟第二首席秘書官吳源哲向總統樸正熙建議“中東因石油而富得流油，我們在那建工廠並輸出建築人力吧”。
從此之後，從越南撤回的韓國企業大舉進軍中東。中東熱潮達到頂峰的1978年，在這片滾燙的黃沙上揮汗如雨的韓國勞動者達14萬人。1975年至1979年期間從中東賺取的205億美元近占同期韓國出口總額的四成。
這些經驗成了克服1978年延至1981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基礎。
圖冊來源 樸正熙1939年報名參加日軍，寫了血書。樸正熙寫：“我身為日本人，以精神與氣概，義勇奉公，壹死報國的決心報名軍官。為滿洲國軍，為日本國獻身的覺悟。”韓國各大網站的網友紛紛表示，對其前總統樸正熙很失望。 樸正熙總統壓制了韓國特色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發展。第8屆總統選舉於1972年11月舉行。整個選舉是壹場只有樸正熙壹個人參加並且最終由樸正熙當選的鬧劇。韓國的第四***和國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這段歷史被人們稱為“維新獨裁”。 他執政期間，限制公民個人自由，擴大韓國中央情報局，實施賦予韓國總統以廣泛權力的新憲法。 1964年，他主持韓日關系正常化，這壹舉動受到許多人的反對，並造成了普遍的社會動蕩。 任爀伯指出，樸正熙並不是為了實現工業化而建立獨裁體制，而是為了建立權力主義政權而推進了韓國的工業化。 任爀伯主張：“權威主義型工業化和民主產業化，只是抉擇問題，並不是歷史的必然。”延世大學教授金東魯說，樸正熙政府捏造了民主主義理念，讓國民們相信他們天生承擔著重建民族的歷史使命。 金東魯主張，新村運動重新確立了傳統地方社會的秩序，是有效控制韓國人的政治戰略。 韓國左派認為，樸正熙是二戰後東亞軍事獨裁強人，鎮壓國內民主。 樸正熙被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和《親日人名詞典》編程委員會，列為親日派韓國賣國賊。 韓國政府“歷史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認定1973年8月發生在日本東京的“綁架金大中事件”是當時韓國中央情報局進行的壹次有組織犯罪行為。無法排除事件是由樸正熙直接指示的可能性，至少該事件也得到了樸的默許。 實行排華政策。1968年7月3日韓國公布了《外國人土地法》，大大的限制了韓國華僑的經濟發展。 反對實行民主。樸正熙認為韓國的民主被耽誤了，因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韓國的國情，依據他的邏輯，韓國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