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壹下梁山伯和祝英臺戀愛的時候?半個小時解決!
愛情婚姻是人類永恒不變的主題，戲劇中的婚戀題材，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俯拾即是，“因為愛情和婚姻實質是壹個民族深層文化的體現”，反過來文化背景的差異又影響、限制著壹個民族的戀愛方式和婚姻習俗，決定著男女主人公對愛情與婚姻所采取的行動。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愛情上的種種差異，“不能僅僅歸結為封建傳統，其間更多的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影響和限制”。那麽，中西方文化在本質上有何差異？對造就悲劇英雄的性格，支配男女主人公的行動和決定人們對待愛情的態度及價值取向等方面有又什麽影響？這正是本文探討的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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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人類歷史，給中西方文化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它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方式。
在西方，古希臘的商業文化和作為其子體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文化，具有壹顯著的連續性的基本屬性，即以個人（或民族）為中心的向外擴張性，它要求人們在對待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等關系上，不是回避沖突，而是要勇敢地迎接沖突甚或主動地挑起沖突，在沖突中爭取閃光誘人的未來。這樣的民族心態反映在哲學上則是物質與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觀和強調排斥、鬥爭的辯證法，這種哲學思想統治了整個的西方思想達2千余年。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有無法溝通的斷裂；笛卡爾分世界為心靈與物質兩種互不相幹的實體；康德哲學大講“自在之物”（“本體”）與現象的對峙；黑格爾哲學中“理念”同自然“凜然對立”。總之，不僅思維與存在、人與自然，上帝與人世、本體與現象之間分庭抗禮，而且個人與社會、主體與客體、自我與非我、感性與理性等範疇之間也相互對立，不可調和，不僅如此，多數哲學家都強調壹方戰勝、否定另壹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與工商業文化的特點相背，中華民族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超穩定的農業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向內調適。由於生產力的低下，靠天吃飯便不可避免，在嚴峻的自然面前人們只能千方百計地調整自己來順應它，於膜拜中力爭“天人合壹”。這種“天人合壹”向內調適的心態，向社會其他領域滲透的結果，則必然產生竭力緩解、調和各種社會矛盾沖突的傾向。它在哲學上的反映便是壹元化的有機世界觀和企求穩定和諧的實用辯證法。中國古代哲學家也提出了許多成對的範疇，看到了事物中包含對立的兩面，但他們不是強調雙方沖突的尖銳性與必要性，更未認識到對立面的鬥爭是事物的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的動力。他們最樂於申說的是對立面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和相互滲透，企圖維護整個系統的均衡、穩定與和諧。
正是由於中西方之間存在著以上深刻的對立，因而西方人的悲劇觀中包含著強調矛盾沖突的必然性、對抗性與必要性的思想，而中國的悲劇則傾向於將矛盾沖突和諧化。
這種不同民族的文化積澱反映在愛情悲劇上，在西方則表現為男女主人公為追求自己的愛情自由、婚姻美滿所采取的行動往往是主動、堅決、劇烈而又毫不妥協的。與之相反，中國愛情的男女主人公為自己的命運而抗爭所采取的行動往往是被動、極其可憐的，甚或采取“忍”、“讓”的態度以緩和矛盾而最終換來自身愛情的悲劇。
《羅密歐和朱麗葉》是莎翁的壹部著名的愛情悲劇，它所表現的是壹對青年男女羅密歐和朱麗葉為了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為追求自由和幸福而抗爭，雙雙殉情的形象，強烈地控訴了封建家長制度與包辦婚姻的罪惡，表達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戀愛與美滿婚姻的理想。與這壹主題相輝映的中國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同樣謳歌了壹對青年男女梁山伯與祝英臺為沖破封建門閥觀念，反抗封建家長的包辦婚姻，勇於獻身的寶貴精神。這兩部中西方戲劇史上的不朽之作雖有著相同的主題，但悲劇英雄們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所采取的行動卻是不壹樣的。壹旦愛情喚醒了朱麗葉人性的覺醒，她便壹往直前。盡管兩家的世仇很深，但她為了愛情我行我素，在最困難的時候她給愛人捎去了戒指，使幾乎絕望的羅密歐心中點起了歡樂的明燈。她不僅和羅密歐秘密結婚，甚至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度過了新婚之夜。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還不惜用上了撒謊、假死等手段。再看羅密歐，心中壹旦被愛情的火焰所點燃，壹切行動變得無所顧忌。舞會結束後，他冒著被朱麗葉家人發現而施暴的危險，借著愛的輕翼飛過圍墻，偷偷地潛入普萊特家的花園，向朱麗葉吐露愛慕之情；隨後他又大膽地進入朱麗葉的閨房與之分享了愛情的幸福。可見男女主人公為了愛情所采取的行動是大膽主動，而又不惜代價的。再看《梁山伯與祝英臺》，男女主人公雖情深意篤，渴望能結為夫妻，但壹旦祝英臺的父親宣布要她嫁給馬家時，她最激烈反抗行動只是與父親在婚姻問題上展開激烈的爭辯。當梁山伯提出告狀時，祝英臺則勸道：告狀“於事無補要先吃虧”。最後祝英臺則屈服於父親的壓力、馬家的權勢而同意嫁給馬家。壹對戀人寧肯為愛情憔悴而死而不願公開地決壹死戰。中國的另壹部愛情悲劇《嬌紅記》中，男女主人公有同樣的結局，嬌娘與申純摯誠相愛，但在父母之命面前卻顯得軟弱無力。
當父親答應要將她許配給有權有勢的帥家之時，她也只能蓬頭垢面以死相拒，除此而外，別無任何行動。最終抱恨而死。再看男主人公聞聽自己心愛之人的死訊，痛不欲生，絕食而死。男女主人公雙雙殉情，這固然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但也說明了悲劇英雄的軟弱和無能。
為了崇高火熱的愛情，同敵對力量發生沖突，悲劇英雄不惜以生命來捍衛愛情，以壯烈的行動向敵對力量發起猛攻，這在西方的愛情悲情劇中並不少見。在莎翁的另壹部愛情悲劇《奧瑟羅》中，奧瑟羅是純真的愛情、尚武精神、羅曼蒂克的化身，苔絲狄蒙娜則是美好、聖潔女性的化身，他們***同構成了悲劇的壹極：人性。伊阿古則在相對的壹極，代表著玩世不恭、絕對理智踐踏人性的邪惡。伊阿古蔑視羅曼蒂克式的愛情，堅信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冷酷的理智，因此施展了各種手段來毒化這種純潔的愛情。但他的陰謀卻並不得逞：奧瑟羅壹旦感受到壹股毒氣正在侵蝕自己的愛情，便不惜采取最極端的行動以保證這種愛情不受玷汙，他殺害了苔絲狄蒙娜，以便“以後永遠愛她”。苔絲狄蒙娜死了，但理想卻得到了維護，伊阿古所奉行的信念終告破滅，主人公以高昂的代價維護了自己愛情的聖潔，真可謂是壯烈之舉。
與此相比，中國的愛情悲劇遠不及西方悲劇中英雄來得那樣堅決，抗爭也不那樣劇烈，那樣毫不妥協，有的甚至與此相反，悲劇主人公龜縮進自己的愛情，聽任邪惡的勢力在自己周圍蔓延滋長，最終被邪惡勢力所吞噬。中國的另壹部愛情悲劇《漢宮秋》是壹個極好的代表。漢元帝對愛妃王昭君愛得真摯，王昭君對帝王也是至死不渝，但在匈奴大軍壓境和要挾之下，漢元帝不得不將愛妃拱手獻出。軟弱、妥協使火熱的愛情窒息而死。這絕不是積極行動的悲劇，是放任自流的悲劇。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悲劇主人公在鬥爭中所采取的行動有著直接的影響。以下我們以同樣的視角來分析壹下民族文化的差異對悲劇人物性格的影響，從而找出造成愛情悲劇的根本原因。
中西方愛情悲劇都是以悲劇主人公的雙雙殉情或愛情的毀滅結局的，但造成悲劇的因素卻各不相同，其中英雄的人格也是造成悲劇不可忽視的因素。
《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男女主人公，壹見鐘情，私定終身，根本就顧及不到家族的世仇，他們絲毫不猶豫就決定逃往壹塊愛情的樂土，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獨立人格。他們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外界的幹預，他們的失敗是出於偶然（要不是瘟疫流行，交通受阻，信差會及時將信送到，悲劇也許不會發生）；而奧瑟羅只是為了維護愛情的純潔，才親手將愛情毀滅。再看梁山伯與祝英臺、王嬌娘與申純的愛情，只能聽任父母擺布；漢元帝與王昭君之間的愛情也受制於外力的作用。假使《梁山伯與祝英臺》和《嬌紅記》中的男女主人公對父母之命不予理采，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壹樣壹起私奔，假使身為壹國之君的漢元帝奮起反擊，與匈奴決壹死戰，也許不會有這些悲劇。而這壹幕幕悲劇正說明主人公性格的軟弱、無能，壹種依附人格毀滅了他（她）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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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愛情悲劇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差異，正集中地體現了各自民族性格的特點。而這種差異的產生與各自的政治、經濟、思想意識結構是緊密相連的。
壹般說來，獨立人格的產生是以政治上的平等、經濟上的自主和思想上的自由為前提的，這在古希臘和近代西方都可以找到足夠的例證。
從政治條件看，古希臘是在打碎宗法民族血緣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邦國家，奴隸主之間享受大致平等的權利。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近代西方各個國家的先後確立，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傳統得到繼承發揚，社會契約論和公民平等之類的政治思想大大弘揚，並被法律化，盡管事實上的政治民主、平等遠未達到，但不可否認，這種政治思想的形式對造就西方人獨立人格仍然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經濟條件上看，立足個人之上的古希臘商業經濟和近代西方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首先使人對自然奴隸般的崇拜被打破。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獨立性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和發展，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作為資本主義的壹條神聖原則，也在壹定程度上使個人經濟自主有了不受政治左右的可能。
在思想意識結構上，也顯示出異常活躍的狀況，思想的多元化、思想創造的自由化成為西方思想史上顯著的特征之壹。在真理的認同上思想家依據各自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進行自由選擇和發現。與之相適應，用以闡發個體人格的獨立自主的倫理思想越來越受到西方人矚目。18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思想在呼喚政治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同時，也竭力標舉個體人格的獨立自主；拉美利特痛斥封建專制下“抹煞自己而仿效別人”的奴隸人格，提倡“保持自己的本色”的獨立人格；德國古典哲學中費希特把“自我”提升為創造壹切、高於壹切的中心；在他之後的尼采則更加猛烈抨擊“奴隸的道德”，標榜“超人”的理想；等等。可以說將西方以個人為本位、重視個體人格的獨立自由的思想推向了極端之境。
正是由於上述條件的滿足，使得西方歷史上產生了大量的獨立人格的人。同時文藝作品中的悲劇主人公如普羅米修斯、美狄亞、哈姆萊特、娜拉等等，絕大多數都有著鮮明的個性。相比之下，20世紀之前的中國，並不具備造就獨立人格的條件，倒是極具產生依附人格、奴化人格的文化背景。
從政治上看，中國的國家組織形式是宗法家庭組織形式的放大，在文化上表現為國家同壹的特定的文化結構。家庭制度與專制政治的緊密結合，使中國文化在解決個體與國家的矛盾的沖突時，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倫理學說，無不以強調個體對國家或集體的單純義務和無條件絕對服從為特征。
從經濟上看，由於幾千年的小農經濟農業文化特點，造成了中華民族普遍依賴自然力、屈從自然力的心態。壹方面在政治上不僅農民而且社會各階層都企望明主賢君、清官廉吏的蔭庇；另壹方面，人們被動地適應社會。中國小農在生產關系上要依附地主經濟，而傳統的“士”、“工”、“商”階級則離不開對皇權和官僚政治的依附。由是，中國傳統的各階級無法得到經濟上的獨立地位，獨立人格的形成亦從根本上得到了遏制。
與上述經濟結構相對應，思想意識結構則表現為極端僵化與壹統化，儒家的那套完整嚴密的倫理道德體系不僅將每個人在其中的位置預先設定，而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類將每個人的思想方式、情態方式和行為方式都規範化與壹統化，直至“三從四德”之類更將每個人何種情形充任何種角爭也預先規定得壹清二楚，不許稍有違逆，其出發點與歸宿旨在造就成批的順民、忠臣、孝子、節婦之類。
正因為這樣的文化背景，20世紀前的中國曾產生出壹代代的依附人格和奴化人格的人物。在文藝作品，特別是在愛情悲劇中尤為突出，如杜麗娘、梁山伯與祝英臺、王嬌娘等，雖對封建禮教有所反抗，但終歸將自身的愛情婚姻、自由與幸福寄托於理想之中，“我和妳生前不能夫妻配，我就是死也要與妳同墳臺”。（《梁山伯與祝英臺》第九場祝英臺送別梁山伯時的壹句話）悲劇人物很難跳出依附人格的羅網。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鑄就不同的人格，獨立人格支配著悲劇英雄去抗爭，以避免悲劇的發生；而依附人格則束縛悲劇英雄的手腳，最終釀成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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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西方愛情悲劇，不難發現悲劇主人公對待愛情的態度是不壹樣的。
在西方，男女主人公對待愛情可以說是狂熱的、無所顧忌的；而在中國，則表現為審慎、嚴肅而又現實的態度。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產生於舞會上的壹見鐘情，他們各自為對方的美貌所傾倒，他們是先相愛再相知的。西方的另壹部愛情悲劇《希波呂托斯》中，女主人公淮德拉竟狂熱地愛上了自己丈夫前妻的兒子希波呂托斯。這是壹種異乎尋常的愛情，它既強烈得讓人無法抗拒，又不受任何道德的約束。當淮德拉得不到希波呂托斯的愛的時候，她便決心使自己的愛情與希波呂托斯的童貞同歸於盡。淮德拉的愛情是強烈、橫掃壹切的；她為愛情而采取行動則不顧壹切後果，這與中國的悲劇英雄截然不同。祝英臺和嬌娘對待愛情則表現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她們的愛情都產生於與心愛之人朝夕相處、壹起生活、學習的過程之中，這是壹種純真、持久的愛情。王嬌娘的擇偶標準更為現實，她蔑視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也不要那些朝花暮柳、輕薄無行的文人才士，她壹心希望“得個同心子，死***穴，生同舍，便做連枝***家，***家我心歡悅”，那怕為此“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
中西方悲劇人物對待愛情、婚姻截然不同的態度，根植於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具體又反映在中西方婚姻觀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上。西方是以“個體為本位”的社會。如前文所述，早在古希臘時代，商業競爭和長期的海外殖民就鑄就了西方人註重個人權益和自由與勇於冒險的進取意識。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的統治使歐洲民族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兩級性文化心態的生活意識得到進壹步發展，“構成了特有的生活模式即‘阿波羅方式’和‘酒神方式’”。前者講規則、重秩序，追求理性原則；後者則追求生活的狂熱、放縱。這種酒神精神表現在婚姻觀上就出現了像美國加州首府州立大學華人哲學教授吳森先生所概括的“探究”心態。這種心態的特征就是愛獨立自由，喜歡探究新奇，富於冒險進取，從這種心態出發，男女在擇偶上不管年齡大小，相貌美醜，不管是否結過婚，只要能達到探究上的滿足，壹切都無所顧忌。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羅曼蒂克式的狂熱的愛情，淮德拉不受道德約束，橫掃壹切的愛正是是這種心態的體現。
中國自古以來壹直是以“群體為本位”的社會，人們世世代代以家族為單位的農耕生活，鑄就了相互關心、相互依存的心理和從整體的存在中實現自我價值取向，吳森教授把這稱之為互相“關懷”的心境，這種心態追求主體與客體的統壹，具有“重整體，尚人倫，喜歡懷舊的貴和持中的特點”。從這種心態出發，人們把男女關系視為相依為命、休戚相關、患難相扶的關系，故而在擇偶問題上中國青年男女如視英臺、嬌娘等顯得慎而又慎，愛慕雙方總是考慮到對方的品行、身世、學歷，關心對方的健康、學業、前途，直至相依為命，互許終身，白頭偕老。中國人的這種對待婚姻的態度，與西方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的。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中西方愛情悲劇，雖然大多有著類似的結局，但悲劇人物的人格、行動、婚戀觀及價值取向上卻有著本質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又與各自的文化緊密相連。我們只有認真考察文化背景，才能對中西方愛情悲劇了解得更深刻、更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