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麽要把孟子從文廟攆出去？
儒學差不多是中國國教，兩位聖人，至聖孔子，亞生孟子，是千古素王，歷代朝廷都要拜祭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也要請人給他講學，學習四書，聽聽這儒學治國，怎麽個治法。這不聽老師講還罷，壹聽老師講《孟子》，簡直聽不下去，勃然大怒，馬上下令，要把孟子從文廟攆出去，取消他的配享資格，不給上香火了。
滿朝大臣慌了神，這是洪武二年，剛剛建國不久，皇上要挖中國文化的祖墳，這天下騷動，要說盡失天下士子之心，咱皇上對知識分子根本不在乎；但是，被敵對勢力利用，也不好吧？大家不知道怎麽辦，還是欽天監說了壹句話，他裝傻不知道發生什麽事，跑來匯報星象變化，他說，熒行於惑，星象不太對勁，文星黯淡無光，是不是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這把朱元璋給唬住了，他不怕讀書人，也不怕什麽天下百姓，敵對勢力更是早給他滅完了，但是，對上天的敬畏，還保存著，想想自己剛剛做天子不久，跟天老爺還不熟，別真把天給得罪了。
孟子像在文廟繼續呆了下來。但是，朱元璋還沒完。過了二十年，他還記著這仇，突然宣布要取締《孟子》壹書。四書改成三書了。這件事也沒幹成。朱元璋退而求其次，書不能都燒了，給他刪減搞個潔本總可以吧？他親自上陣，把《孟子》刪掉了85條，搞出壹本《孟子節文》，四書就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變成了《大學》、《論語》、《孟子節文》、《中庸》。
這本《孟子節文》的生命力，大概只延續到朱元璋生前。他死後，《孟子》全文又恢復了，在和《孟子》這本書的戰鬥中，朱元璋敗下陣來。但是，在和孟子思想的戰鬥中，可以說朱元璋獲得了完全的成功，並奠基了中國之後幾百年的統治思想，形成不同於春秋戰國秦漢唐宋的明清體制。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中國文化不是元朝打壓下去的，元朝沒文化，是明清兩朝打壓下去的。要說中國文化，要分為兩段：儒家文化，和明清體制。
朱元璋刪掉了那85條呢？《孟子節文》現在沒得賣，我也沒讀過，不知道故宮博物館是不是有可以借閱到。不過，從歷史記載和我自己讀《孟子》的感受，我感覺以下內容是皇上接受不了的：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明史》記了這壹條，朱元璋讀《孟子》，看到“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句，說：“非臣子所宜言。”
在孟子的價值觀裏，君臣關系是相互的。他比孔子要“牛逼”得多。孔子呢，只要妳是君，他就敬妳，禮數就壹定到位。妳是昏君、暴君，他最多移民他邦而已，“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跟妳死磕，我和妳自動解除君臣關系，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孟子呢，他說，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這壹點，他和孔子立場壹樣，走為上計。但是，貴戚之卿有更大責任，因為妳們承擔著國家的責任嘛，我們異姓之臣是沒責任的，“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貴戚之卿更是可廢掉君主，另立新君。
再進壹步，如果暴君實在是不像話，那就人人得而誅之，鬧革命殺了他！梁惠王向孟子請教，武王伐紂，這不是以臣弒君嗎？孟子說：“殘賊之人謂之壹夫，聞誅壹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根本就不承認紂王是君，做暴君，則意味著自動失去君的資格。孟子這些話，都是朱元璋恨之入骨的
現在人壹講“儒家思想”，有壹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妳翻遍儒家典籍，妳也找不到這句話。歷史學者吳鉤專門去考證這句話出處在哪，考證出壹大堆：
明吳承恩《西遊記》：八戒道：“師父，妳是怎的起哩？專把別人棺材擡在自家家裏哭。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妳何幹！”
明諸聖鄰《秦王逸史》：秦王說：“哪有此理！古語雲，君要臣死，臣若不死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為不孝！妳眾官替我世民做壹個明輔就罷了。取酒過來！”
明陳仲琳《封神演義》：文王聽而不悅曰：“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倘敢正君之過；父有失，子亦不敢語，況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
明清《靖江寶卷》：鮑青轉而壹想：“我如果帶兵造反，要拿我忠良名聲壞啦得，這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哪能不亡’。罷了，罷了，我不如學學宋朝嶽飛嶽元帥，修修我格忠臣好名聲。”
清李漁《無聲戲》：百順聽到此處，不覺改顏變色，合起掌來念壹聲阿彌陀佛道：“諸公講的什麽話，自古道：‘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豈有做奴仆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
清陳端生《再生緣》：“咳！芝田呀，妳可曉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時候若然威逼起來，哪怕妳上天入地！死時殉節活時從，兩件事，難脫君王掌握中。”
清《呼家將》：千歲道：“古雲：‘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俺呼家將歷受國恩，襲叨帝蔭。
清錢彩《說嶽全傳》：嶽爺道：“賢弟休如此說！自古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妳我已經食過君祿，況為人在世，須要烈烈轟轟做壹番事業，顯祖揚名。”
清如蓮居士《薛丁山征西》：薛丁山說：“今朝廷不來捉拿，是為幸也。今來欽召，國恩難報，君要臣死，不死不忠。”
清許嘯天《唐代宮廷艷史》：建寧王慨然對太子說道：“從來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今依哥哥的話，人子獲罪於父，不得骨肉的原諒，便活在世上，也毫無趣味。俺便回家去候死罷了！”
清雪樵主人《雙鳳奇緣》：昭君見文龍推卻不去，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喝聲：“文龍，妳太無禮！常言：‘君要臣死，臣不死乃為不忠。’豈容妳貪戀妻子，膽敢抗旨以違君命麽？”
清張傑鑫《三俠劍》：伍子胥之兄名尚，兄弟二人接書，伍子胥問其兄如何，其兄雲：“父叫子死，子不死為不孝；君叫臣死，臣不死為不忠。吾將赴父之召，以全孝道。”
清蔡東藩《清史演義》：吳三桂道：“休得亂言！俗語說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為了闖賊作亂，借兵清朝，報了君父大仇。妳尚知有君父麽？
結論是什麽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話，是小說家言，是戲文，最早全部出現在明代小說中，而在清代小說與戲曲中更為常見。小說作者提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時，前面通常還冠以“常言道”“古語雲”“自古道”“俗話說”之類的前綴，表明它可能是明清時期流行於民間的壹句俗語。至於到底什麽時候開始有了這句俗語，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此語的流行，應該跟明清兩代皇權專制的高漲、愚忠思想的滲透有關。
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他開創了壹套脫離儒家教義與唐宋治理傳統的皇權專制政體。所以，中國的傳統思想，可以分為儒家思想和明清體制兩個大的階段。現在很多人攻擊儒家糟粕，攻擊的東西其實都屬於都是明清體制，奠基者是朱元璋，發揚光大登峰造極者是康熙、雍正、乾隆，這四個人是中國專制的巔峰人物。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便是在明清，也是戲文，明清的皇帝，也不可以無罪殺人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畢竟還得找辭。首先在觀念上，讓妳接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再給妳找點罪名，妳也就算了。所以觀念很厲害，觀念就能殺人。
在世界歷史上，也有真正在法律上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是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無需任何理由奪取宰相生命，是蘇丹的法定權力，也是奧斯曼帝國體制的基石。中國歷代，好歹還有個皇權和相權之爭，到明清皇權大獲全勝，在奧斯曼帝國，相權從來就不存在，宰相連生存權都沒有，腦袋都是找蘇丹借的，隨時無條件歸還。
再講壹句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話是《詩經》裏的呀，那全天下的財產都是王上的，全天下的人都是奴才，是周朝就定的俊睹獻印防鏌蔡致哿蘇餼浠埃?/p>
鹹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鹹丘蒙說：“舜不以堯為臣，這個道理我懂了。但是《詩經》上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那舜既然已經做了天子，瞽瞍卻不是他的臣民，這又是什麽道理呢？”
這個問題很關鍵，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詩，我們中學歷史課都學過，這是中國古代集權專制社會最霸道的壹句，也是中國人壹直沒有財產權保障的關鍵文化基因。天下沒有壹塊土地不是天子的土地，也沒有壹個人不是天子的臣民，導致天下所有的財產，和所有人的生命財產，都是天子可以生殺予奪的。
孟子說：“這句詩，根本不是那個意思！是被人斷章取義。這句詩，是壹個勞於王事的臣子寫的，他的意思是說，這些工作，沒有壹件不是天子的事，幹嘛都落在我壹個人頭上，都讓我幹呀？我還有父母要照顧呢！”
這句詩出自出自《詩經?6?小雅?6?谷風之什?6?北山》，原文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gǔ），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qú)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譯文：
爬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壯士子。早晚辦事。差事沒個完，父母誰奉侍！
普天之下，都是王土。四海之內，都是王臣。大夫分派總不公，差事總給我壹人！
馬車奔狂，王事急忙。誇我正當年，身強力又壯。強健氣血剛，操勞走四方。
有人安逸家中坐，有人盡心為國王。有人床榻仰面躺，有人趕路急星火。
有人征發不應召，有人苦累心煩惱。有人遊樂睡大覺，有人王事長操勞。
有人享樂貪杯盞，有人惶惶怕責難。有人遛達閑扯淡，有人百事都得幹。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意是說，所有的事都是公家的事，又不是我家的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原意是說，都拿著國家的俸祿，幹嘛活都給我壹個人幹！詩的原意，和天子的財產權和無限權力壹點關系都沒有，但這句話幾乎成了中國古代集權君主制執政的文化基因和理論基礎。
儒家的君臣觀，我們再聽聽孟子講做臣子的價值觀：
做臣子，應該做什麽樣的臣子呢？孟子把人臣分了四個等級，這四個等級，人品不同，價值觀不同，他們的事業也就不同。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最低下的壹等，是事奉國君個人的。
政治是個人的，政治決策的背後，往往首先是決策者個人的需求和利欲。
這種人就深刻認識到，並緊緊的抓住這壹點，他們也是想國君所想，急國君所急，為國君所欲為，盡心盡力，全力以赴討國君歡心。但是，他們可不管對國家有利還是有害，專在討國君歡心上著力。如果國君做得不對，他也曲意阿諛奉承，將國君陷於有過，他還會給他找理由開脫。如果國君想幹的壞事，但還沒好意思幹出來，他就先意逢迎，鼓動他去幹，唯恐不能投其所好。這樣的人，壹心只為討好巴結，保全自己的祿位，至於君德之成敗，國事之離亂，毫不關心。由於專註而無底線，他們往往也很“成功”。
孟子前面批評過：“今之大夫，逢君之惡。”這是講“長君之惡”和“逢君之惡”的區別。長君之惡是什麽呢，是君有過，妳不能諫，那就助長了他的惡了。逢君之惡呢，更壞，君有過未萌，想幹點壞事，但還幹不出來，因為有良知啊，知道這樣不對啊。這時候呢，妳體貼地編出壹套理論來，給他自圓其說，讓他理直氣壯的去幹，這就是逢迎上去，把他送上邪路，逢君之惡。
以事奉國君個人利欲為事業的人，最終都會走向逢君之惡。
比事君之臣高壹等的，是社稷之臣。他不是國君之臣，是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為事業。小人之務悅其君，大臣之計安社稷，皆眷眷於此而不能忘也。
張居正說，小人悅君，是為自己謀身，謀富貴。大臣安社稷，是謀國，謀功名。謀國之臣，壹則匡正君王，務使君德無闕，保國運於榮昌；二則濟弱扶傾，務使民心不搖，而奠邦基於鞏固。以壹身任安危之寄，決大疑，戡大難，而勞怨不辭，以壹身當利害之沖。事求可，功求成，而險阻不避，殫精竭力，眷眷焉惟社稷之安是圖，必社稷安而後心始安，就如小人務悅其君壹般，沒有壹刻壹息能放松釋懷。他的誌向在於功名，專註在於報國，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也。
孟子說，社稷之臣固然忠正，但他的格局，也不免為壹國之臣，還有更上壹等，叫“天民”，民，沒有官位就叫民，天民呢，是能全盡天理之民，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固然也想大有作為，但是，因其重道之心，若不能行道，他必不肯輕易壹試。如果不到興道致治的時機，壹般的功名不在他的眼裏，寧肯遁世讀書，也不參與政治，沒世不為人知，也不後悔。
天民，是上天之民，不是壹國壹君之民，必能全盡天道，他才出手。不能全盡天道，他就不參與了。其人品之高，又更甚於社稷之臣。
不過，天民還不是最上壹等，為什麽呢，天民雖然要以道濟天下，全盡天理，但畢竟還要計較出不出山，出不出手。最上還有壹等，叫“大人”。什麽是大人，大而化之之人，就是大人。大而化之，不是大大咧咧，是其道之大，把全天下都教化了，化育天下。大人身修道立，只是自盡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其感化人之速，上而正其君，而不必形之諷議，下而正其民，而不必申之禁令。其功在社稷，但他又沒為社稷操勞；其道濟天下，而他也無意於行藏之跡。這就是大而化之之大人！
大人，是端正了自己，就天下萬物，君臣上下，都隨著他而端正的人！
專制君主和體制需要的，是人身依附的家臣，是無條件的對君主個人的忠誠。孟子卻把事君之臣列為最低壹等，說他們會滑向逢君之惡的罪惡。甚至社稷之臣，有獨立人格的，但作為君的臣，也不是上檔次的，孟子要做天民，做大人。朱元璋不恨死他才怪！朱元璋殺氣騰騰地罵道：“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寧得免耶！”
孟子壓根就從來沒有把自己當誰的臣子，他的夢想，是天下舍我其誰，我要開創“孟子時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壹時，此壹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離開齊國，大概壹路上興致不高，弟子充虞就問：“老師好像不開心啊？之前我聽老師說，君子之心，自得自足，就是不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現在老師不遇於齊，悶悶不樂，似乎有點怨尤的樣子。”
孟子說：“此壹時，彼壹時也。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經常誦讀的孔子的話。當初沒有出來做事，只是在家做學問，居仁由義，欣然自樂。現在希望出來得君行道，輔世安民，但是始終得不到施展，則上畏天命，下悲民苦，心中自然沈重。這不是怨天尤人，是悲天憫人。
“我為什麽不開心呢？在這大變革的時代，沒有找到仁君聖主，我的道不能行，總有些不能釋然吧。大概這聖君賢相要相遇，也實在是很難！不過呢，也該到時候了！我聽說，五百年必有壹位聖君興起，也必有壹位名世之才來輔佐他！從周朝以來，已經七百多年了。論年數，已經超過了五百。論時勢，正是天下亂極思治，有為之時。我尋尋覓覓，找到壹個齊王，覺得他的國家實力，和不忍之心，都足以為善，但是又不遇而去，心裏當然覺得失落啊！
“我想，這是上天的安排吧！大概上天還沒有想要平治天下。如果要平治天下，那五百年出壹個的仁君聖主是誰，我還不知道，但是能輔佐他的名世者，當今天下，除了我還能是誰！我有什麽不開心的呢？”
名世者，又稱命世者，連起來就是命名世者，可以命名壹個時代的人，比如鄧小平時代，這就是名世者。孟子要開創孟子時代，舍我其誰，這是他胸懷天下的雄心壯誌。
儒家的最基本的價值觀，是找到壹個明君來行自己的道，從來沒有想過要聽國君的話。在儒家的自我定位裏，我的核心職責就兩個：壹是濟世安民，二是匡正君王，國君是聽我的話的，怎麽要我聽國君的話呢？我聽國君的話，我不就成了奴才，成了小人了嗎？
皇上要法家，官僚階層要儒家，這是壹對平衡，是儒家作為中國文化基因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機理。在政治上，也形成了皇權和相權的分權與平衡。從朱元璋開始挑戰這壹平衡，到康雍乾形成皇權盛世，儒家的風骨就沒落了，四書還在，但是小說和戲曲更接地氣，皇上越過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聯系群眾，打造了壹個服務皇權的民間新儒家，戰勝了儒家正統。
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朱元璋滅孟之後，中國進入明清奴才時代，人臣越來越大氣不敢出了，形成新的三字經：
奴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