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的癡迷翻譯
這位孤獨的老翻譯家壹生癡迷翻譯，可出版業的“盤剝”，讓他感覺“人格上很受傷”。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他的座右銘是“我的詩，甘願讓壹個讀者讀壹千遍，而不願讓壹千個讀者只讀壹遍”
終於有出版社要為84歲的翻譯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卻發現，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說。
只有站在他那間幾無容身之地的書房中，才明白為什麽會找不到。層層疊疊的衣服、舊家電和雜物堵住了書櫃，連打開櫃門都困難，無數經典之作的譯稿就堆積在書櫃深處，有的寫在糊墻的報紙上，有的寫在煙盒上，還有的寫在衛生紙上。不少由於用圓珠筆雙面書寫，字跡已經模糊，經年累月，連他自己都辨認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卻能全文背誦400多個十四行詩節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部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壹翻就是32年。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慕尼黑參加世界比較文學大會，王智量旁邊坐著壹位法國巴黎的大學教授。當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奧涅金》的中文譯者，立刻站起來，開始用俄文大聲背誦《奧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來同她壹起背誦，背到最後，兩人激動萬分，緊緊擁抱在壹起。
“文學是無國界的，人類的感情是無國界的。詩把人類社會上壹切東西都過濾掉了，只剩下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感情。”王智量說。
他譯詩的方式也很獨特。每次他都必須先壹遍遍大聲朗讀、背誦，體會到詩歌的音韻美，“通過形式進入內容”。在他看來，好的翻譯不僅要反映出內容，還有形式，即韻律、節奏，也就是嚴復所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中的“雅”，是最難達到的。“要讓中國人看到西方詩歌的節奏和韻律美，我們有責任把這些美的東西找回來。”
1958年，《奧涅金》剛翻譯到第二章，他被劃為“右派”，單位裏長期貼著壹張大字報：他躺在棺材內，棺蓋上還壓了壹本《奧涅金》。
上世紀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壹邊雙腳交替地踩著田壟，壹邊和著腳下的節奏，默念四音步的詩行。“在心裏把它譯成中文，跟著節奏，均勻、起伏地壹句句流淌出來。”夜晚，再將白天想好的詩行寫在手頭能找到的紙片上，比如糊墻的報紙、衛生紙、煙盒。1960年，他戴著“右派”帽子來到上海，唯壹的行李就是壹袋書和壹包碎紙片。
由於翻譯入迷，他與警察打過多次交道。上世紀60年代回上海勞動，在黃浦江邊，他邊扛木頭邊背單詞，口中念念有詞，引得警察跟蹤；上世紀80年代，大年初壹在火車上譯詩，警察不知他在幹什麽勾當，壹路監視到終點。
“不是好東西，我才不翻。”他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全憑個人的喜好。“對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譯。《奧涅金》的抒情插筆，翻起來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歡俄國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譯其在中國最著名的《父與子》，覺得“政治意味太濃”，而只翻譯自己最愛的《貴族之家》和《前夜》。“從小說的韻味上說，當然是這兩篇更好。”他連著用了幾個形容詞和副詞，“非常有勁”、“我喜歡得很”、“太美了”。
不少難度高的、別人不願翻譯的作品，他卻欣然接受。上世紀70年代末，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壹篇沒人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達旦，壹周就譯完了。
“我喜歡詩，但我自己不會寫，所以才喜歡翻譯，用別人的靈感來抒發感情。翻譯的時候，就覺得它在替我說話。”王智量說。
他熱愛的是翻譯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無跡可尋，上世紀80年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奧涅金》，之後重印數次，至今，他手裏竟壹本都沒留下。
他也不記得自己每本書都拿了多少稿費，稿費全部交給妻子掌管。“我最好養了，把我餵飽就行了。”在這間有著近40年歷史的狹小公寓裏，最寶貴的財產就是書和畫。他卻對來到家裏的每個人都說，妳想要什麽都拿走，願意要就要，不願意要就丟掉。
當然，普希金的油畫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