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達的人物故事
徐邦達與謝稚柳、啟功並稱書畫鑒定三大家，是藝術史界的學術泰鬥，享譽海內外的書畫鑒定家和著名的書畫家。
他的壹生更是貫穿於新中國的文物和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全國各大博物館藏字畫的壹級品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字畫的壹、二、三級品及參考品全部經過徐邦達的鑒定。
徐邦達把書畫視為壹生的摯愛，把鑒定視為技術和品格的考驗。他常言“鑒定是壹門科學，要實事求是”，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希望他指假為真，他皆斷然拒絕。
落日的余暉從窗紗間篩過，歲月在他臉龐刻下的痕跡愈漸淡去，眼眸宛如孩童般清澈。這是2010年，再過幾日，7月7日，就是他的百歲壽誕。
喜慶的時刻還未來臨，鮮花早已堆滿整間屋子，徐邦達靜靜地躺著。“邦達，妳要過100歲生日啦！”他的夫人滕芳不時俯下身來，親吻他的額頭。徐邦達卻只能用目光追隨她，後因呼吸系統手術，他失去了言語和行動的自由。
每壹個房間都掛有徐邦達的書畫，手書“寧靜致遠”舒緩沖淡，如同壹生的寫照。書房內畫卷鋪陳，書案上厚厚的呢氈上毛筆墨痕宛然，仿佛主人剛剛還在潑墨揮毫，談古論今。
“他是‘國寶’”
《高呼與可》、《出師頌》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而這些絕代佳作，正是因為徐邦達的慧眼，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
1950年，徐邦達被調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國家文物局）任文物處業務秘書。這個時期，經徐邦達等專家鑒定留下來的數千件古書畫作品，後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成為該院古書畫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國初創時，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壹。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盡快豐富起來，徐邦達與同事踏訪全國80%以上的縣城。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畫作傳世甚少，僅存的幾幅畫卷皆為皇室收藏，《水村圖》就是其壹。1953年的壹天，徐邦達無意間發現了《水村圖》的線索，並壹直查到東北壹個叫做大栗子溝的地方，他委托當地文物機構代為買下，確認無誤後由國家購回並收藏。就這樣，在短短數年間徐邦達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書畫。
“文革”期間，徐邦達總結多年來從事古書畫鑒定的經驗體會，完成了他的第壹部著作《古書畫鑒定概論》的初稿。“文革”結束後，徐邦達重返故宮博物院，想到的第壹件事還是為國家鑒考征集古書畫作品。1983年，國務院委托國家文物局甄別各地文博單位所收藏的歷代書畫，徐邦達等人歷時數年完成這項重任，並承擔培養後學之責。20世紀80年代以後，徐邦達多次出訪歐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國書畫並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渺將徐邦達稱為中國藝術的“國寶”：他將文獻考據與圖像有機結合起來，系統地建立了古代書畫的鑒定標尺，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而更重要的是，徐邦達是將古書畫鑒定與研究科學結合的第壹人，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研究者和古書畫鑒定家，這兩者是互為表裏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說。
雅號“徐半尺”
在中國古文物的鑒定當中，古書畫是公認最難的壹門。“即便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也還未能找到壹種鑒定書畫作品、萬無壹失的科學手段，只能依靠傳統方法，憑借鑒賞家的經驗和眼力。”李文儒說。
20世紀30年代，徐邦達發現乾隆皇帝曾經禦筆親題為真品的《富春山居圖》實為贗品。《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的壹幅名作。乾隆年間，壹幅《富春山居圖》被收藏進宮，乾隆對此畫大加嘆賞，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後來真畫進了宮，乾隆覺得顏面無光，便在真畫上題字示偽，故意顛倒是非。20世紀30年代，徐邦達看到了這兩幅《富春山居圖》，經過仔細考證，他推翻了定論，還歷史以真實面目。這樣的發現還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圖》、黃公望的《雪夜訪戴圖》、元王淵桃竹錦雞圖軸都是他在故紙堆中尋到的寶貝。
作為傳統鑒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達有著壹雙“賞鑒家的慧眼”。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有人認為這種非凡的記憶力是天賦，可他自己認為“只在用心”。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爛熟於心，才有古書畫作品過目不忘，鑒定時的得心應手。
徐邦達把古書畫的鑒定析為“鑒”與“考”兩個概念。“鑒”即是通過眾多的作品相互比較，進行目力檢測，推知真偽。“對於大量存世的明清時代的書畫，目鑒尤為重要。但要達到目鑒的準確性，鑒賞者非見之眾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說。但是，對於時代較遠或是某些難於明了的書畫，需要廣為搜集有關文獻和其他旁證材料，詳加審訂考據，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聞強識，每對壹件疑難作品進行考據時，爬羅剔抉，條分縷析，其所論所斷，使人折服。”楊新說。
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70歲時,壹次徐邦達在看兩個手卷時,只從裝手卷的兩個盒子上,便知那壹字壹畫是董其昌的作品,題目、內容,幾十年前在哪兒見過,如數家珍。另壹次,助手尹光華先生在幫徐邦達整理《古書畫偽訛考辨》壹書時,無論哪部古手卷後的題跋和某位畫家的某張畫,只要將題跋和題的人的名字組合起來,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畫或元代某人的畫。
甚至有的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說出了與此畫有關的壹切,以致人們送給他壹個“徐半尺”的雅號。壹次,壹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壹片竹葉的梢頭,徐老便脫口而出:“李方膺!”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壹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達雖不善言辭,但話題壹涉及書畫便滔滔不絕。歷代知名書畫家年譜、名作、筆法風格等早就爛熟於心中。徐邦達的淵博學識仿佛壹部中國古代書畫史盡在胸襟。凡經他鑒定的作品,總是旁征博引,壹壹列出依據。壹次徐邦達在南京金陵飯店,有人拿來壹嵌在鏡框中的扇面,請他鑒定。這是壹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為已巳年張宏。凝神片刻,徐邦達說:“這是張君度(張宏字君度)畫的,此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壽的畫家,活了90多歲,生活在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跨兩個朝代。《明畫錄》說他‘工山水,筆意古拙,墨法濕潤’。”
“鑒定是壹門科學。”徐邦達常說。在他看來，書畫鑒定不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實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希望他指假為真，換取暴利，他皆斷然拒絕，“現在藝術品市場上魚龍混雜的壹個重要原因是，鑒定家、研究者缺乏實事求是的品格和堅持真理的精神，在這壹點上，徐邦達尤其值得我們學習。”李文儒說。
“入骨兩百分”
據滕芳回憶，“我們常說愛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達對藝術是愛到入骨兩百分，甚至連做夢都離不開字畫。”
20世紀80年代，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許多古書畫佳品被送進了拍賣行。徐邦達對此憂心忡忡，擔心文物珍品通過拍賣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壹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間的“清代四僧”之壹石濤的《高呼與可》要上市拍賣，便四處遊說，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壹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希望政府能為他們的“鬥室”想想辦法。徐邦達得知，對著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辦法收購《高呼與可》。”
第二天，徐邦達進門就談購買《高呼與可》的事：“新中國初期，國家經濟比現在困難得多，但仍撥出巨款將‘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現在我們更有能力搶救文物。”李瑞環當即表示《高呼與可》應該由國家購買，徐邦達的壹顆心才終於落到了肚子裏，出了門他拉著滕芳興奮地說：“我替故宮謝謝妳了！”
“徐邦達總是說，沒有***產黨，就沒有徐邦達。他這句話是發自肺腑，為新中國鞠躬盡瘁，他壹往而情深。”滕芳說，“今天，在他的生命將要走到壹百歲這個高峰時，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這壹點。”
徐邦達慧眼識王淵
1982年6月5日，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畫鑒定的權威專家徐邦達先生驅車來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鑒定書畫。他對每件書畫藏品都看得非常認真、仔細，惟恐漏掉壹幀佳作。當女保管員從庫房裏取出壹幅用報紙包裹的畫時，他輕輕地打開壹看，見是壹幀殘損得十分厲害的絹畫；稍壹不留神，手碰著就會碎裂。 徐邦達小心翼翼地慢慢展開，驀然興奮而驚喜地叫道：“啊！這是元代著名畫家王淵的畫，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很少。”他有點不放心，生怕看走了眼，又仔細審視這幅畫的內容、筆法、墨色、題跋、圖章、質地，翻來覆去，端詳了壹遍又壹遍，最後肯定地說：“是王淵的畫，這是國寶，連故宮博物院也很少有。我建議，現在立即封存起來，從此不要再讓任何人看了，因為年陳月久，質地太酥脆了，看壹次就會損壞壹次。請速派人送故宮博物院揭裱、裝幀！”在場的人都被徐邦達的情緒所感染而激動、欣喜，也為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和高超的鑒定技藝所傾倒。商店的工作人員介紹說：“這幅畫是70年代中後期從民間收購得來的，因為損壞嚴重，沒有認真鑒定和引起重視，未把它列為珍品，進行揭裱保護。今天經徐先生鑒定是王淵的精品，我們壹定要列為特藏，悉心保護。” 沈寂多年的元代繪畫珍品終於重見天日。王淵，字若水，號淡軒，杭州人，從小受教於趙孟頫，他的山水師從北宋郭熙，人物師從唐人筆法，花鳥則師從五代黃荃，又善於融會貫通，自辟蹊徑。這幅元王淵桃竹錦雞圖軸意境深幽，筆力沈穩，桃竹用雙筆勾成，湖石用皴擦而成，雖未加壹點顏色，卻滿幅墨分五彩，天機溢發，光彩照人。作者在繪制中將山水畫、花鳥畫融為壹體；既有工筆畫的精致，又有寫意畫的氣韻，顯示了深厚的藝術功力。畫面右下部的題款為：“至正三年冬臘錢塘若水為仲華良友畫。”此畫現已列為山西省博物館的特藏品，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