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
讀《潛規則》時除了忍俊不禁，在掩卷之余，也還有壹種莫名的失落感。我在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研究中沒有感受到應有的人文價值的力量。我過多地看到了潛規則對官員的支配作用，而他們對潛規則的真實態度與情感則沒有被充分表現。這是否意味著吳思先生在揭示壹種歷史真實的同時，無意中弱化了另壹種真實？作為壹種深入中國歷史的研究，似乎不該如此表現。吳思先生似乎也意識到這壹點，因此在書中加了壹些正面研究以便平衡，諸如對雷鋒的研究。然而坦率地說，這些正面研究遠遠不能發揮平衡作用。至少我對書中的正面研究印象不深，感受不強。說這些並不是希望吳思先生在“潛規則”研究中生硬地加幾句空洞的道德批判話語，而是意在指出“潛規則”的研究尚有可以深入的地方。以我的疑問為例，我希望知道貪官汙吏們對“潛規則”的基本態度是什麽，無奈屈服的因素大不大？這些官吏從正面教育中得到的道德因素到底退縮到什麽地步，有沒有重新表現出來的可能？他們對有切身利害的事，和與己無關但性質相同的事的態度是否有區別？他們在對子女的教育中是如何處理正面教育與“潛規則”教育的關系的？……？這些問題吳思先生並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會有助於豐富和加深我們對個人道德操守與“潛規則”既妥協又沖突的復雜關系的認識，也會給正面價值壹些表現的空間，從而進壹步增強這本書的真實感和吸引力。
正是上述《潛規則》的壹些研究荒原的存在，它的社會影響，似乎充滿了復雜性。它對每個讀者都是開放的，每個對它感興趣的人都會從中“獲益”。老百姓看了會更深刻地認識腐敗；新官可能會以教科書視之，從中吸取經驗；決策者看了能更周詳地考慮防微杜漸，既治標又治本。但就學習的實際效果與認識態度來講，各類人是不同的。老百姓雖多了些理性認識，似乎也只多些譴責的角度而已，甚至可能會對正面教育中的理想與信念產生些消極的想法。腐敗墮落者也許現學現用，更好地利用潛規則為自己謀利。而正直的官員看了會有怎樣的感觸？是妥協，還是為可能到來的悲壯命運做好心理準備？
吳思先生對於《潛規則》壹書的寫作，采取了壹種比較感性的手法，而且似乎對它致用於當代社會所寄予的期望要高於對它所產生的學術影響的期望。順便提壹下，和筆者交情甚篤的朋友中有壹位是研究明史的程博士，還有壹位是研究教育的趙博士。趙博最早知道吳思先生其人其文，我次之，程博又次之。這似乎是在從小角度暗示《潛規則》的影響可能首先從非專業的讀者群開始？因此我曾經考慮過從明史專業角度來評論《潛規則》的不足是否恰當。不過為了使讀者能有壹個更廣闊的參照系，評價它學術上的不足仍是必要的。就整體而言，《潛規則》的研究路徑是壹角獨起，不及其余。仍以《萬歷十五年》為對照，黃仁宇先生為著《萬歷十五年》，單是通讀《明實錄》就兩年有余，這是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難以企及的。除此之外，黃先生還“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在寫作上，他以當時的國際環境為襯托，將有明壹代宮廷與社會鮮活的歷史，懸系於壹載，大家氣度十足。而《潛規則》所用史料大都是常見的，而且研究的範圍以官場為主，沒充分展現更具廣泛基礎的社會文化生活以及其中的潛規則。這是它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