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官排行
在封建社會中，民間對好官稱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對好官壹般不稱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機構的國家，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僚的類型化評價。好官的標準是什麽？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司馬遷的標準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戰國、秦及漢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標準。到了"獨尊儒術"時期，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難考核，從三國未年開始，根據司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為正式的為官標準化，清官也就逐漸成為好官的代名詞。
封建社會的清官，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只是，比之於貪官而言，他們畢竟對人民有益，為人民做過壹些好事，對社會歷史起過壹定的作用，也更為人民所稱道；他們廉潔奉公、公正執法的壹面，對今天的法治建設與廉政建設，仍不乏學習、借鑒意義。因此，我們從中國古代的清官中，選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十人作壹簡要介紹。
西門豹，春秋戰國時期魏國人。當時鄴地是魏都的重要門戶，且是戰略要地，但天災人禍不斷，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門豹擔任鄴縣令，治理鄴地。西門豹到鄴地後，微服私訪，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婦”事件，智懲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實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時，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發展農業生產，使鄴地百姓逐步富庶起來。西門豹為官壹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後，鄴地百姓專門為他在漳水邊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趙廣漢，字子都，西漢時期涿郡蠡吾縣人。曾任守京兆尹、潁川郡太守、京兆尹。在潁川郡任太守期間，是趙廣漢前期治理的最佳階段，他不畏強權，精明強幹，剛到任的幾個月時間，就做了兩件大事：壹是打擊豪門大族的勢力，緩和社會矛盾；二是加強地方管理，轉變當地的不良風氣。其威名由此流傳，《漢書》本傳中就把擅長處理政務說成是他的天性。趙廣漢在擔任京兆尹時，表現出高度的責任心，處理各項公務，往往通宵達旦。並且善於思考，講究辦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間，京兆地區政治清明，官屬和百姓無不交口稱贊。但京兆尹的職責在於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腳下，日常處理政務容易得罪皇親國戚和當朝顯貴，所以，雖然趙廣漢算得上是壹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斬的下場。趙廣漢任京兆尹期間，為官廉潔清明，威制豪強，深得百姓贊頌。
黃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漢時期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學家班固評論說：“自從漢朝建立以來，要講治理百姓的官吏還是數黃霸第壹。”黃霸還在年少時，就立下了做壹名好官吏的誌向。由於漢時並無科舉制度，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困難，發布詔令，凡是向國家貢獻財產的給官做。黃霸便用糧食換了壹個卒史。從政後，奉公守法，以廉為本；體察民情，以勸課農桑為重。特別是黃霸斷案，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於未然上，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黃霸也因此從壹年俸二百石的小史，壹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當時的大郡--潁川郡任太守的政績最為突出。此前，潁川郡是壹個豪強地主稱霸壹方，百姓流離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後，大刀闊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視農桑，施行教化，經過幾年的精心治理，潁川出現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產發展，“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詔稱頌黃霸是良吏中的最優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長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專司審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數官職都是行政司法混壹的，只有在朝廷才有專門的審案官，但在官僚體系中地位極低，也難有作為。徐有功雖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卻因敢於嚴格守法，犯顏直諫，執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達萬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後任過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員外郎、郎中侍禦史司刑少卿等職。徐有功為官之時，正值武周時期，上有武後作亂，下有酷吏網羅，執法守正彼為不易。由於徐有功前後執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數以萬計，因而難免得罪酷吏、奸臣，頻遭彈劾、推審，但最終皆因找不出他貪贓或徇私枉法的證據，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兩次被罷官又兩次復出，盡管如此，他仍持誌不渝，不阿諛奉承，壹心執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為歷史上罕見的壹位名留青史的專職"法官"，被當時人譽為"自古無有"的好官。
狄仁傑（公元607-700），字懷英，唐朝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應試明經科（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壹），從而步入仕途。從政後，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禦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屆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壹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沒有壹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壹斑，後人據此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連荷蘭也有人以此為題材，編了壹本《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
陳希亮，字公弼，北宋時期眉州青神（今屬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陜西西安市）。他從進士及第開始，為官30余年，先後任過知縣、知州、知府、轉運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開封府及朝廷任職，不論是在地方還是京城為官，陳希亮嫉惡如仇，不考慮個人的禍福進退，為平民百姓稱頌，使王公貴人害怕。後因辛勞過度而逝世，享年64歲。著名文學家蘇軾，自稱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陳希亮的為人，擔心陳希亮的事跡失傳於後世，而破例寫下了《陳公弼傳》。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立誌要為國家出力，“竭忠死義”。包拯仕途的起點是知縣，後歷任知府、轉運使等地方行政長官；擔任過監察禦史等監察大臣、戶部副史等掌理國家財政的高級官員、都部署等軍事要職；當過外交使節出使遼邦；最有名的是做過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所以後人稱他為包待制、包龍圖、包學士。他在開封任知府雖僅壹年多的時間，但死後，開封百姓卻在開封府署旁邊建了壹座包公祠，以紀念和供奉他。包拯壹生清廉簡樸，從不講究排場，即使做了大官，穿著仍與布衣時壹樣；對貪汙深惡痛絕，在給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贓吏》中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他壹生嚴於律己，身體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頓吏治，打擊貪汙，深受百姓歡迎，離任時當地精制壹好硯相送，他都婉言謝絕，“不持壹硯歸”；他壹生鐵面無私，不避權貴，執法如山。對皇親國戚、宦官權貴的不法行為，壹律極力主張繩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獄，是包拯生前與死後深為百姓所贊揚和稱頌的主要內容。
包拯在當時和後世都享有盛名，特別在死後，作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帶有神奇色彩。隨著國際上文化交流的進展，包拯這個歷史人物和藝術形象還贏得了世界的聲譽。雖然史料中的包拯與藝術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懸殊，但包拯的壹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統治者的賞識，也受到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作為清官確實是非常典型的。
況鐘（公元1383-1442），字伯律，號如愚，明朝江西靖安縣龍岡州人。況鐘壹生出色政績在蘇州知府任上，他直接減輕官糧，實行折征的辦法減輕百姓負擔，穩定和發展經濟。同時，整肅吏治、端正風氣，註意清理冤獄，為民伸冤。他排了壹個日程表，每天勘問壹個縣的案，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在剛到任的八個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經他審理過的案子，無論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為非作歹。現在，只要壹提起況鐘，人們立即就會想到《十五貫》故事裏那位甘冒風險、敢於伸張正義、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還做了興修水利、舉辦學校、推薦賢才等造福壹方的好事。況鐘任職十三年間，三次離任三次留任，替蘇州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最後積勞成疾，病逝於蘇州任上。當地百姓為紀念況鐘，在他死後，蘇州和七個縣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賢，海南瓊山縣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時期。表面壹片升平，其時危機四伏。海瑞年青時，便對社會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註。在戶部供職時，出於對國家財力的憂慮，為進諫迷信道教、壹心求仙而縱容各地大興土木修建廟壇道觀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著必死決心毅然上疏。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壹事疏”，後人稱為《治安疏》。奏疏遞上後，海瑞即被入獄，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階的勸說之下，才得以獲赦，官復原職，並逐步升至應天十府巡撫等職。之後，他為匡正時弊，嚴肅法紀，主持制定了貪汙滿“八十貫絞”等嚴刑。他鐵面無私，對壹直有恩於他的老丞相徐階也毫不留情，將徐家仗勢多占的40萬畝良田退還原主，將欺壓良民的徐階的兩個兒子及20多個家人依律問罪。縱觀海瑞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多次冒死進諫，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但他嚴於執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撫流亡，註意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限制大地主無止境的盤剝，改革落後的風俗習慣，等，得到了百姓的廣泛擁護，其行為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進步作用。
湯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別號荊峴，晚又號潛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縣）。主要政績在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禮部尚書等。湯斌為官壹生，除著書立說，發展理學學說外，幾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並註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為變“滿目榛荒，人丁稀少”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做出了壹定貢獻，其為官清廉，至死僅遺俸銀八兩，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真正可謂是壹代清官。
參考資料：
還有子罕，公儀休，劉寵，楊震等。
“不貪為寶”這則成語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貪為可貴、崇高，也表示廉潔奉公。
這個成語來源於《左傳.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宋國有人得了塊玉，拿去獻給當權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獻玉的人說：“給做玉器的師傅看過，說是件寶物，才敢貢獻的。”子罕道：“妳的寶物是這塊玉，我的寶物是‘不貪’；我若是收下妳這塊玉，妳和我的寶物豈不都喪失了嗎？還不如各人留著各自的寶物好啊！”
那人聽後跪下磕頭，說：“我是個小小老百姓，藏著這麽貴重的寶物，實在不安全，獻給您也是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於是在本城找個地方讓其住下，介紹加工買賣玉石的商行幫他把玉琢磨好，賣了個好價錢，然後讓他帶著錢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樓曰 魯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時的大官對來行賄者的態度，比今之成克傑、胡長清輩為何如？亞裏士多德雲：“德性生於天成，成於習慣。”若不相信人性越來越壞的說法，那麽社會習慣也就是平常所說的“風氣”，影響可就太大了。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裏，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公儀休
常常見人在文章中感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公仆，覺悟怎麽還沒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對這種感嘆向來就不以為然，所謂“覺悟”，指的是壹個人由模糊而認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體的人對具體的事而言的。相對於某件具體的事情的認識，今人並不壹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們就來看壹個例子。
《淮南子·道應訓》記載了壹個公儀休拒魚的故事:公儀休在魯國為相，這個公儀休在飲食方面最大的愛好就是吃魚。壹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給他獻上了壹條魚。按咱們今人的“理解”，壹個堂堂相國，收人壹條魚算什麽，讓人直接拎到廚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堅決不受。他的弟子們都勸他，妳老人家最喜歡吃的就是魚，如今人家送上門來了妳怎麽反而不要呢？公儀休解釋說:“我正是因為喜歡吃魚，才堅決不接受這條魚的。妳們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這條魚而導致有朝壹日丟了相位，雖然我喜歡吃魚，卻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祿買魚吃了。如果我不收這條魚，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夠長久地靠自己的俸祿買魚吃了。”
就公儀休拒魚這件事來說，這公儀休相國的“覺悟”還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換成今天的某些領導，妳那條大魚就是用純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儀休的“覺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魚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相位也。”公儀休在拒魚時念沒念叨這段話我們不清楚，但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國終究為自己的前程果斷克制了愛魚之念，他的這壹抉擇無疑是明智的。無論今人古人，總有許多人壹旦利益障目，就變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牽著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犧牲品。而公儀休始終沒忘記凡事要權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貪圖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的道理。公儀休面對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場那些壹朝大權在握，便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謀私，迫不及待大撈特撈，最終身敗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視之徒相比，是不是要勝出多多？
公儀休的“覺悟”更體現在他老人家對法制對規則的敬畏上。實事求是地說，公儀休並不是不愛人家送上門來的這條魚，他之所以沒有收下這條送上門來的不義之魚，是因為他不願意冒丟官棄職的風險；也就是說，作為相國的他還有所畏懼。收下壹條魚，也許還不至於被免官去爵，公儀休卻把它看作是對法制和規則的破壞。有了這樣的開頭，以後的事情就難以預料了。正是對法制和規則的敬畏，促使公儀休行事謹慎，利益當頭時能三思而行，自覺用法制和規則來約束自己。“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公儀休於此論大概是深有體會的。“欺公”的人也許能得逞於壹時，卻往往難有善終。“懼法”的人也許會有諸多的牽絆，卻能生活得坦坦蕩蕩，不必時時懼怕法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抵禦種種誘惑，最終順利繞過人生路上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說的“覺悟”，常常與“階級”結合起來，被想當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仿佛壹說“覺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產主義信仰的高度。如此壹來，當然就以為今人的“覺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實，在***產主義道德還只是壹種美好追求的現實生活中，我們還是應回到“覺悟”的本義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靈、敬畏法律和規則是最高的“覺悟”。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漢牟平人。是齊悼惠王劉肥之孫，牟平侯劉渫的後代。青年時期，劉寵因“明經”被舉薦為孝廉，出任濟南郡東平陵縣令，政績有聲。後升任豫章、會稽太守，簡除煩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為，政績卓著。後升職入京，山陰縣(會稽郡首縣，今浙江紹興)有五六位須眉皓白的老人，特意從鄉下遠來給他送行，每人帶百文錢贈他。劉寵不肯接受，只從許多錢中挑選壹個最大的收下，以作紀念，後人便稱他為“壹錢太守”。清代監察禦史楊維喬在詩中寫道：“居官莫道壹錢輕，盡是蒼生血作成。向使特來拋海底，莒波贏得有清名。”
劉寵入京後，歷任宗正大鴻臚、司空、司徒太尉等職。壹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經亭舍，想進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納，說：“我們這裏特意整頓灑掃壹番，專門等待劉寵大人的到來，妳有什麽資格來住呢!”劉寵聽了，壹言不發，悄然離去。時人稱頌他是壹位忠厚長者。
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劉寵被免職，返回鄉裏。後卒於家中，葬牟平莒島(現養馬島)。其壹生清廉儉樸，在《後漢書·循吏傳》中被奉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詩中寫道：“冷落東牟漢室親，堅持清節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後，占得吾鄉第壹人。”
無私無畏的楊震
提起東漢人楊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對他的卻金“四知”熟悉。這個史料，在反腐敗的文章裏是經常被引用的。
還是從這個史料入手，來認識楊震吧。楊震在出仕東萊太守期間，因公務途徑昌邑。縣令王密本是荊州的茂才，曾得到楊震的推薦。這天已夜裏，王密謁見楊震時，從懷裏取出金10斤相贈。楊震毅然拒絕，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楊震還是推卻不受，嚴肅地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見他如此廉正摯誠，只好羞愧地出門而去。
楊震是宏農華陰（今屬陜西）人，曾執教講學20余年，年50始出仕，歷任荊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職。他是大器晚成，雖50歲才當官，但官運亨通。按說，這麽大的年紀才當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貪官的話講，有權不用就會過期作廢。但他卻為政清廉，無私無畏，眼裏容不得半點沙子，敢於同邪惡勢力鬥爭，直至被誣自殺。
在廉潔方面，卻金說“四知”，只是楊震不接受私人饋贈的壹個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楊震的生活並不富裕，他的家人，經常吃青菜和粗糧，出門皆以步代車。親朋故舊誠意勸他，要他為自己的子孫後代著想，趁當官之際開辦私人產業，從中牟取利潤。但是，楊震始終沒有同意。他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給子孫購置產業，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聲，不也是十分豐厚的遺產嗎！
無私方能無畏。盡管楊震謂位列三公，但他從不阿諛權貴，也不願慷公家之慨去討好他人，而是正色當朝，糾偏糾妄。漢安帝的奶母王聖，仗著撫養安帝有功，不但自己為非作歹，而且慫恿女兒佰榮在宮裏恣意驕淫，行賄受賄。楊震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佰榮，莫使往來”。但是，由於安帝的屁護，王聖阿母和女兒佰榮更是肆無忌彈。佰榮又與朝陽侯劉護的堂兄劉瓌私通。劉瓌娶佰榮為妻以後，也因而得以襲劉護之職而擢位侍中。對此，楊震義憤填膺，再次上疏諍諫，指出劉瓌拜官封侯“不合經義”，要求將侍中之位傳襲給劉護的同母弟劉威。但安帝不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豐和侍中周廣、謝惲等人的煽動下，為王聖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豐等人趁安帝東巡泰山的機會，偽詔爭相修建住宅。不久，樊豐等人聽說楊震在調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同造謠中傷楊震，又奏請安帝收回楊震的太尉印綬，將他遺返原籍。當楊震行之城西幾陽亭時，慷慨地對子侄和隨從們說：“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說罷，飲鴆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說，楊震的自殺，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殺，也不是走投無路的無奈自殺，而是以自己的死來抗爭社會的不公。
好在歷史是公正的。順帝時，楊震得到平反。朝廷為嘉獎他的忠貞，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今陜西潼關關西大道北），並立於石上，其碑至今猶存。楊震雖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卻金“四知”，仍被世人所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