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東：互聯互通問題的本質與對策
這壹輪反壟斷浪潮中，國家相關監管部門發起的互聯互通專項行動是壹個超出原本預期的“自選動作”，屬於超常發揮。然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其難度則比此前“二選壹”、“大數據殺熟”，或滴滴的安全審查復雜許多，特別是，對於它的界定，現有的法律框架中並沒有給出壹個明確的區域。
因此，我們要看懂、看透此次行動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還是要從它的本質、從整個 歷史 進程，以及內在邏輯中去分析與判斷。
哪怕是放在全球範圍內，這次行動都是走在前面的。盡管中國的反壟斷進程暫時落後於歐洲和美國，但我個人感覺，互聯互通的這壹次行動具有壹定的引領作用，涉及網絡治理深層次的問題。
在過去的幾個月間，我們的團隊剛好也在研究這個問題，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壹篇是關於“互聯互通”的解析與治理，從 歷史 維度和全球視野討論中國互聯網深層次的治理問題。另壹篇是圍繞“圍墻花園”的破拆，通過認識“圍墻花園”的本質、運作機制及其影響與危害，尋找破解“圍墻花園”的對策建議。
為什麽說互聯網平臺之間的互聯互通問題有其特殊性？這是由於平臺本身的復雜性使然，從研究角度出發，我們提出了大型互聯網平臺的技術、經濟和 社會 （TES）三重屬性，建構系統性的TES理論。就每壹重屬性而言，目前現有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漸完善，無論從安全、競爭或是數據角度都有壹系列法律支撐。
平臺間的互聯互通和這三重屬性都有關系，但是還不夠明確。互聯網平臺之間的互聯互通，和電信網之間的互聯互通，也有不同的內涵，屬於“三不管”地帶，而並不僅限於中國，在全球也面臨著同樣狀況。
在互聯網的世界裏，互聯互通是壹個默認規則，所以，互聯網才能夠將全球50億人聯結在壹起，它和電報網、電話網都不壹樣。早在60年代，供電網絡已經全球化了，當時電報網、電話網也已經是全球網絡。從物理上來說，互聯網跟電報網、電話網並無本質差異。
但是，把50億人連在壹起，互聯網與電報網、電話網又是不壹樣的。這裏面雖然有內在必然性，但也有很多 歷史 偶然性。互聯網之父溫頓·瑟夫認為，從技術角度而言，普遍性的自由連接，是互聯網默認的前提，大家不用多討論，也不要多說規則，這是默認的前提。
彌爾頓·穆勒是全球網絡治理領域最有名的專家之壹，他認為無縫鏈接，無邊界、透明是整個互聯網信仰性的法則，在我們基因裏，這種開放是壹種物理定理，是國際互連網協會描述的互聯網本質，是互聯網的恒定量。
另壹個互聯網研究者認為，這種開放是壹個互聯網的元級別架構，大家看到這個元架構非常敬仰，包括最近很火爆的“元宇宙“。開放也是互聯網的元架構。
我個人的感覺是，誰能夠在這種默認原則下，打破這種元級別的架構，他壹定是非同尋常之人，需要超級應用的超級神功，這也是互聯網互聯互通的問題所在。
為什麽這壹次會有這個“自選動作“，這種超出我們預期之外的“動作”會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
我們回過頭來溯源壹下互聯互通。互聯互通最早出現在電報領域，當時大家為了不同的密碼規則，不同的法則，引起了各國之間的矛盾，打破僵局是在1865年，當年成立了國際電報聯盟，相當於維多利亞時期的互聯網。
到了今天的互聯網，承擔這個使命的是電信聯盟（ITU）。互聯互通是這個聯盟要解決的壹個重要問題。
美國1934年頒布的通信法案和1996年頒布的電信法案中，互聯互通都是基本規則。包括中國的電信條例，都有關於互聯互通的基本要求。它們針對的主要還是底層通信的互聯互通。基於底層通信網絡的互聯網服務信息和服務之互聯互通，則是最近十幾年才發生的事情，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網絡和網絡之間的互通、網絡和設備之間的互通，以及設備和設備之間的互通。
將此問題置於整個 歷史 進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在90年代也有電信網絡之間的互聯互通，但是真正純粹的互聯網的互聯互通要到2010年代。從社交媒體巨頭崛起，坐擁幾億級的用戶，到“圍墻花園”的出現，直到當前的加強版“圍墻花園”，互聯網的互聯互通才真正成為“問題”。
我們今天看起來網絡之間的互聯互通，貌似理所當然，但真正的互聯卻並不容易，但要失去互聯卻不費吹灰之力。
互聯網分五層架構，不用考慮底層的互通，這是整個互聯網基本的默認規則。互通的難題主要出現在第五層——應用層面的大量互聯。盡管底層基礎網絡已經基本實現了互通，但是仍然還有許多不通的地方。2016年，全球網絡治理三巨頭聯合發布了壹個報告——《互聯網碎片化》，他們把影響互聯互通的問題區分出28個門類，從技術層面的碎片化，到政府層面，同時，為了治理互聯網也會帶來壹些互通問題。此外還有商業層面的六類。
所以說，每個層面的動作都會影響到整個互聯網的互聯互通。
和電報網和電話網最大的不同是，電報和電話網壹開始就是商業化的，我們知道愛迪生、拜耳都是商人，都是自己開公司，政府覺得電話、電報是具有巨大公***利益的問題，政府制定很多規則。但互聯網不壹樣。
在互聯網誕生的前25年，都是科學家的試驗性動作，沒有考慮安全問題，也沒考慮商業利益，所以沒有太多的“控制”，只是盡可能保證開放。所以從60年代分組交換技術，到70年代的TCP/IP協議層面的統壹，到80年代通過全球高校完成的全球化互聯網，形成域名體系，包括今天的域名，專業壹點叫“唯壹標識符”，沒有這個體系互聯網也是不能互通的。
到了90年代，互聯網開始商業化，電信默認不能幹預互聯網的互聯互通，這個基礎也很紮實。到了21世紀，大量平臺崛起，這些平臺具備壹定規模能力之後，互聯互通開始出現了問題。
這時候，各國才開始出臺各種法律制度來規制這些超級平臺，把他們視為“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互聯網和電報網、電話網另壹個很大的不同點——這是壹個全球網絡治理的重大遺留問題。
過去，美國政府不希望各國政府參與到互聯網的治理中，而如今互聯網缺少壹個全球性治理機制，也沒有非常完備的法律體系，這是壹個 歷史 遺留問題。
而且，美國認為國際電信聯盟（ITU）不應該管網絡治理問題，因為ITU太傳統、太保守，不符合互聯網如此活躍、創新的生態。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應用爆發之後，互聯網層面的互聯互通問題，比電信行業更加復雜，更具綜合性。所以今天我們的專項行動，僅僅是壹個開端，僅僅是把壹個疑難問題放在大家面前。
梅特卡夫定律證明，壹個網絡價值跟節點數，或者跟用戶數成正比，用戶刷越多，網絡價值越大，包括節點的價值越大。任何壹個人連了互聯網就默認了互聯網的規則，就是接受了它的規則。如果自己不互聯，那相當於“自殺”。
什麽樣的公司不願意互聯互通？
要有兩個前提：第壹，自身的規模要足夠大，就算脫離了整個互聯網，也能夠自我循環實現自身價值；第二，自我封閉的價值要遠遠大於開放價值，那就把自身封閉起來。如果沒有這兩個條件，就不具備不互聯互通的動力和資格。
所以，這種“圍墻花園”本質上就是互聯網的“再私有化”，由壹個公***的東西變成壹個私家花園。
互聯網發展的底層邏輯是科學邏輯，不是遵從商業邏輯，也不是按照政府邏輯，因為商業和政府都需要有控制，才能盈利才能實現有效管理，其安全問題與別的網絡，以及通訊網絡不壹樣。
這壹次的問題，相當於是中國互聯網的壹次“重啟”。但是很多技術標準，互聯互通怎麽定義，怎麽實施，規則怎麽確定，技術怎麽實施，後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幾乎所有互聯網先驅都在為今天的互聯網逐步放棄開放性表示擔憂。其中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既呼籲，同時也在行動，在堅持努力維護互聯網的開放性。但是，在商業面前，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弱，越來越沒有引導力。
此時，需要政府的力量回歸，重新協調復雜的利益和權力關系。
互聯網的互聯互通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治理出來的，而是通過自下而上，自身慢慢成長起來的，所以它是科學、技術、市場，和政府監管長期的產物。但是“圍墻花園”已經開始打破既有的開放邏輯，互聯網走向了另外壹個方向。
互聯網的“圍墻花園”狀態，中國確實特別興盛，但絕不僅是中國。全球“圍墻花園”中，最成功的就是蘋果，這是全球性問題，不止是中國問題。
另外也有人說，如果“圍墻花園”打掉了，可能就產生許多安全問題，會出現邊際工具，大家都亂了。我覺得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互聯網從壹開始，例如當年最著名就是TCP/IP協議與OSI協議之爭。OSI協議是有國際組織牽頭，大型公司參與，各國政府認可，自上而下規範的非常嚴密，也考慮了安全，也考慮了商業。但是最後這兩者協議之間做PK，最後TCP/IP協議大獲全勝。而且大家看不起TCP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可靠，傳輸經常丟包，也不可控，沒法收錢，另外不安全。但是為什麽這麽壹個“遊擊隊”的協議會成功，因為它符合互聯網的發展規律，互聯網底層邏輯就是壹個開放系統如何構建安全。
所以，我們不能再回到壹個封閉系統裏面尋求安全，壹定要在開放的狀態下尋求安全。
從對策上來看，《反壟斷法》對“圍墻花園”，沒有直接的作用。
我覺得核心對策就是兩點，第壹，認定超級平臺是壹個關鍵基礎設施，必須考慮公***利益和 社會 利益，必須要開放。而且真正的“圍墻花園”就是幾大平臺，小企業沒法實施“圍墻花園”策略。
第二，我覺得還需要“壹捶定音”式的法律，中國現在已經有很多法律，還是壹個拼圖式的，面對互聯互通這個問題， 它很模糊，很復雜。 壹定要有新的法律，應該不是像反壟斷壹樣事後監管，應該是事前監管。
歐洲的《數字市場法》的義務規定了積極業務的七項，禁止性業務九項，額外業務兩項，這18項義務基本上把平臺的互聯互通解決了，反壟斷問題也解決了，競爭問題也解決了，數據流動問題也解決了。
對中國來說，互聯互通問題，不管在學術研究，還是制度研究，都有極大的空間去為全世界的互聯網做貢獻。平臺之間無差別、無歧視、無選擇、無條件的開放互聯，應該成為整個互聯網的新常態。 （本文根據方興東在第223期數字論壇上的發言整理，方興東為浙江大學 社會 治理研究院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