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簡介
壹九四三年，廣州壹些學者避難來到蒙山，梁羽生便拜史學家簡又文教授為師，學到了豐富的歷史知識。
抗日戰爭勝利後，梁羽生進廣州嶺南大學讀書，學的專業是國際經濟。畢業後，由於酷愛中國古典詩詞和文史，便在香港《大公報》（壹說是《新晚報》）作副刊編輯。壹九四九年以後定居香港，現僑居澳大利亞悉尼（壹名雪梨）。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梁羽生博聞廣識，多才多藝，曾用“梁慧如”、“馮瑜寧”等筆名寫過許多散文、文藝評論和文史隨筆，還曾用“陳魯”的筆名寫中國象棋的評論文章。他的棋評寫得相當精彩，公認為壹絕，讀來比親臨現場觀棋還有興味。
梁羽生從小愛讀武俠小說，其入迷程度往往廢寢忘食。走入社會後，他仍然愛讀武俠小說，與人評說武俠小說的優劣，更是滔滔不絕，眉飛色舞。深厚的文學功底，豐富的文史知識，加上對武俠小說的喜愛和大量閱讀，為他以後創作新派武俠小說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眾多的武俠小說作家中，梁羽生最欣賞白羽（官竹心）的文字功力，據說“梁羽生”的名字就是由“梁慧如”、“白羽”變化而來的。
壹九五四年，香港武術界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爭執，先是在報紙上互相攻擊，後來相約在澳門新花園擂臺比武，以決雌雄。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為了門派的利益，在擂臺上拳腳相爭。這場比武經港澳報刊的大肆渲染而轟動香港。陳文統的朋友《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觸動靈機，為了滿足讀者興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報上預告將刊登精彩的武俠小說以饗讀者。第三天，《新晚報》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隨著《龍虎鬥京華》的問世，梁羽生——梁大俠初露頭角，轟動文壇的“新派武俠小說”已有雛型。
在眾多的香港武俠小說作家中，梁羽生和金庸無疑是兩顆最耀眼的明星。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而金庸則是新派武俠小說最傑出的創作者，人們往往將梁羽生和金庸相互比較。為此，梁羽生用“佟碩之”的筆名寫了壹篇《金庸梁羽生合論》（發表在壹九六六年香港的《海光文藝》上），詳盡分析二人異同。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所論頗為中肯。
從壹九五四年到壹九八四年，梁羽生在武俠文壇上辛勤筆耕了三十個春秋，***創作了三十五種武俠小說，總字數達壹千余萬言。壹九八四年，梁羽生宣布“封刀”，從而結束了“江湖生涯”，金盆洗手，改弦更張，準備撰寫正統歷史小說。
梁羽主的武俠小說理論
很多人說，“新派武俠小說”的產生，提高了武俠小說的文化品位。雖然如此，在文藝理論界仍然有許多人認定武俠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針對這壹問題，梁羽生在許多場合發表過對武俠小說的看法，形成了自已的壹套理論。梁羽生的觀點十分精辟、深刻，批評了文藝理論界對武俠小說的偏見，也指出了武俠小說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可謂我國小說理論界中的壹家之言，很值得我們參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理論，對我們閱讀理解和評論武俠小說創作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梁羽生對武俠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及其價值給予明確肯定。他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言說：“文學形式本身並無高下之分，所謂高級與低級，只取決於作者本人的見識、才力和藝術手腕。”他的觀點得到與會者的贊同。他認為中國的武俠小說源遠流長，新派武俠小說更表現出進步的思想內容、新的歷史見解和成熟的藝術技巧；無視武俠小說的存在，硬將它排斥在文學殿堂之外，這是很不公平的。對於某些詆毀和否定武俠小說的觀點，梁羽生不無激憤地說：“這只能表示那個人在容納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廣。他其實也不了解什麽叫做武俠小說；或者他看過的許多武俠小說是荒誕離奇的，這才造成誤解。其實武俠小說有好有壞，文藝小說亦是。即使是反映現實的寫實小說亦有好有壞，如果作者功力不夠、觀察力不敏銳的話，他盡管寫的是寫實小說，還是不能反映現實的。”他指出，作為壹種小說流派，武俠小說無疑是中國文學百花園中壹朵奇異的鮮花，“應當允許武俠小說存在”。
關於如何把握武俠小說的主題，以及如何在武俠小說中反映時代精神和創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武俠小說必須有武有俠，武是壹種手段，俠是真正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壹個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卻不可以沒有俠氣。“俠”是正義的行為，做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謂仗義行俠。他又說：“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壹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時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腐敗和暴虐，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參見馮立三《與香港作家壹夕談》）
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認為，要寫好武俠小說，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壹九七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情作演講時，介紹了自已創作武俠小說所作的努力：壹是努力反映某壹時代的歷史真實；二是著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梁羽生雖然喜愛武俠小說，竭盡心智地創作武俠小說，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對武俠小說的態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對大陸壹度興起的盲目的泛濫的“武俠熱”潑過冷水。壹九八五年，他借《文藝報》壹隅表示自已的憂慮：“有的部門作了統計，至少有五十多家小報發表我和他人的武俠小說。不少地方的壹些報紙轉載我的武俠小說，有的加以改寫，都未經作者同意。據說有的把兩個回目合並成壹個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寫的武俠小說，卻標上我的名字，以蒙騙讀者。我認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應當在文學園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報，從第壹版到最後壹版全部刊載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俠小說，這樣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嗎？”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