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近代中國出現的‘中體西用’思潮？
在我國大約在明朝晚期，最早出現了“西學”字樣，有壹本書就叫《西學凡》。到了清朝康熙、乾隆時期，西學已在上層人士中流行起來，但地位並不高，西書被列人《四庫全書》的另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概括他們對待西學的態度說，要“節用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實際上就是“中體西用”之濫觴。②（參見昌切:《重審中體西用說》，(新東方)(海口),1995年第5期，葛榮晉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中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1840-1842年第壹次鴉片戰爭後，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首先提出了“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思想，魏源在林則徐編譯《四洲誌》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在對待傳統文化上，主張“勢”變“道”不變，“其不變者道而已，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③（魏源:《默觚服下·治篇六》，《魏源集》，上冊，第48頁）。就是說，“聖人之道”是不能變的，而具體治法如稅制、兵制、田制等是可以變革的;在對待西方文化上，也主張“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即學習西方的“戰艦”，“火器”以及火輪機、火輪舟、自來火等長技，排斥西方的宗教、哲學、倫理等精神文明。這便是近代中體西用思想的萌發。這壹思想並沒有引起同時代人的註意，也沒有得到廣泛傳播。
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早識時務的馮桂芬，贊同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並看到了中西之間的更大差距，認為我國除了“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外，還有“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他通過比較分析，提出了處理中西學關系的原則:“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⑤（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馮桂芬馬建忠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4頁）。這可以說是“中體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對19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中體西用思潮的興起
19世紀60年代以後，主持同光新政的洋務派官僚繼承和發展了魏源、馮桂芬的中體西用思想。中央實力派恭親王奕訴於1863年奏稱:“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為了“制器”，做到“船堅炮利”，還要了解制造船炮機器的原理，即要學習“天文算學”。他強調指出，今日學‘“西法”，是為了“雪恥”，即為了強“本”，而不是失“本”。這種主張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及自然科學的思想，為同光新政定了基調。清廷最高統治者慈禧並不反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實際上是默許了洋務派的新政治運動。1865年，李鴻章在奏折中系統地闡述了其體用思想，他指出：中國的文物制度比西方高明，是安邦治國的根本，不要動;“仿習機器”是救急的方法，是“治標”，是末，是可行的。
19世紀70-80年代，壹些參與同光新政的早期維新思想家也大都贊同中體西用說。他們提出向西方學習的範圍亦更加廣泛，諸如發展科技、扶助民族資本、振興商務、廢科舉、興辦學堂，甚至還有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實行君民***主的思想。
王韜論述中體西用的言論較多，他還引進中國哲學上的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來論述“中體”與“西用’的主從關系，說:“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為治之本原者也。”⑥（王韜：《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頁）王韜批評頑固派，又不同意洋務派的某些觀點，在認識“中體”與“西用”關系上前進了壹步，開始從理論的高度上對之進行分析，雖仍不免片面、膚淺，卻為對中西文化進行自覺、理性地思考，邁出了壹大步。這壹時期，鄭觀應對中西文化關系的認識又上了壹個新臺階，他繼承了其前輩的成果，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藝，同時明確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民主議政制度。他明確指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舍棄其民主政治制度的做法，是不對的。
三、中體西用思朝的發展
19世紀90年代甲午戰後，清政府內優外患日迫，中西文化沖突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領域上展開，朝野上下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隨之加深，通過比較思考，在體用關系的認識上也進入了壹個新階段，不僅明確提出了中體西用口號，而且將其理論化、系統化。
首先，是“中體西用”口號的正式提出。1896年4月，《萬國公》編者兼上海中西書院總教習沈壽康寫道:“中西學間，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③（南溪贅叟：《救時策》。《萬國公報》（上海），地75冊，光緒21年3月（1895年4月））
1896年8月，管理大學堂和官書局的工部尚書、協辦大學七孫家鼎也提出:“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③（孫家鼎：《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叢刊本《戊戌變法》(二)，神州國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426頁）。孫家卿用“主”、“輔”、“體”、“用”、“補”、“還”、“包羅”等詞，從不同角度，較全面地概括了中西學之關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式口號的提出反映了中體西用思潮的發展。
其次，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較系統地闡述和發揮了中體西用思想。張之洞是清末洋務兼維新而又都不徹底的地方高級官員，他在1898年5月5日的《兩湖經心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中，明確講到中體西用。同年5月，他又著《勸學篇》，詳細論述了中學與西學的內涵及其關系，使這壹理論系統化，更標誌著中體西用思想的成熟。
再次，光緒帝強調中體西用是實行維新新政的政治原則。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宣布變法，他不僅在明定國是詔中強調了中體西用原則，而且下詔推崇闡明中體西用的著作。稱贊張之洞的《勸學篇》壹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於是，《勸學篇》“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③（梁啟超:《自由書·地球第壹守舊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第7頁）。
此外，戊戌時期，還有不少人宣傳和主張中體西用。帝黨首領、軍機大臣翁同和在1898年b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④（《翁文恭公日記》(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叢刊本《戊戌變法》(壹)，神川國光出版社，195年版，第523頁）。這與光緒帝定國是詔的基本原則是壹致的。著名的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在1898年也曾談及中體西用。康有為說:“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壹不可。”⑤（康有為:《奏請經濟歲舉歸並正科並各省歲科試迅即改試策論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4頁）梁啟超說:“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壹不可。”他們雖都有中體西用的言論，但從“二者相需，缺壹不可”來看，二人更加強調西學，把中西學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樣，西學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這壹時期，連壹些頑固守舊的官員在上書反對變法時，也不得不承認中體西用。
總之，這壹時期，中體西用不僅成為清朝最高統治層的政治號召，而且成為社會上的“流行語”，如梁啟超所說：“舉國以為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