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擡杠的定義到底是什麽?

基本概念

中國大陸的北方,很早就殘存著壹種習俗,那就是所謂的「擡杠會」——在每年農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這壹天,由身強力壯的人擡著竹杠,上面有轎子,壹個伶牙俐齒的小醜坐在裏面。那幾個人擡著竹杠和轎子在人群裏穿梭,圍觀的人則和那個小醜隨機式的比賽鬥嘴,甚至用自認花巧的話來對罵。

這種「擡杠會」,在滿族進入中原後,成了中國人「擡杠」的起源。滿族作家文康在所著的通俗小說《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三回裏即曰:

——「只看孟子與告子兩個擡了半生的杠,擡到後來,也不過壹個道得個『食色性也』,壹個道得個『乃若其性,則可以為愈矣』。」

而這種「擡杠」,當然不限於清朝的時代,而是被今日的臺灣所繼承,並發揚光大,成了「臺灣口水」裏最主要的成分,「擡杠」是壹種借著機伶巧詐的嘴上工夫指責別人,而同時也閃避別人指責的文化習慣。「擡杠」是壹種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口水浪費,東拉西扯,似是而非。

來歷

「擡杠」由東北的「擡杠會」而來

如果我們看《舊約》,即會發現大衛王打敗巨人戈裏亞之前,乃是先有壹場隔陣對罵,而後大衛王這個小孩子才抽冷子丟出他的石頭。

如果我們讀中國古代戰爭的章回小說,諸如《薛仁貴征東》、《蕩寇誌》……等,當會發現,在兩軍進入廝殺之前,主帥之間壹定先有壹場叫罵,而後罵輸的壹方,立即叫壹聲「廢話少說,留下命來」,開始放馬過來相殺。而這種情節絕非小說家的杜撰,正史裏也有這樣的記載。

另外,由英國的英雄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我們也可看出,當時的維京人和薩克遜人的「馬爾頓戰役」,兩軍也是先隔著黑水河對罵,而後才開打。

這種場面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凱撒大帝》裏也同樣存在。

耍嘴皮子,用難聽的話對罵,乃是古代戰爭時「叫陣」的***同方式。但隨著人類的繼續發展,這種「叫陣」式的罵,開始被轉化成壹種儀式性的嘴巴較量,在特定的時間會被允許,在儀式性的嘴巴較量裏,人必須嘴巴及心術幹凈、不得講臟話、不得胡亂鬼扯等禁忌都告松綁。這是「嘴巴假期」。

在古代希臘,即有所謂的「擡杠」(Logomachy),那是壹種「語詞奸詐」(v<$>erbal subtleties)的比賽。在這個時候,人們允許講各式各樣的臟話和亂話。

而在16世紀之前的英國北方,主要是在蘇格蘭,以及北歐,也有壹種儀式性的對罵,它也是「擡杠」(Flyting Fliting),它由北歐字 Flyta 變為古英文Flitan,然後再轉成後來的 Flyting。這也是壹種講臟話和亂話的比賽,為了激怒對方,甚至連造謠攻訐都可以被容許。例如,有個冰島的主教即被罵成是「有九個私生子,但父親卻是他的助理」。這種「擡杠」,在北歐發展出了壹種很獨特的「斯堪底亞臟話韻文敘事詩」(skaldic tirades of abusice verse),從裏面可以找到說臟話亂話的技術。文藝復興時代,荷蘭的批評巨人伊拉斯默士(Erasmus),有許多批評文章也用這種罵街的方式所寫,莎士比亞的《馴悍記》裏也有這種擡杠罵街的表達方式。

緣由壹

挑釁對罵 曾是戰爭行為的壹部分

由西方的發展,因而我們也可以認為,中國北方的「擡杠會」,應當也是同樣型態的語言比賽和「嘴巴假期」,除了「嘴巴假期」外,由東北的許多地方誌還顯示出元月十五日這天,有些地方甚至於還成了「偷竊假期」——凡偷小東西,在這天都哈哈壹笑置之。

而除了上述「嘴巴假期」外,近代的另外壹些新研究,還發現許多同樣的情況:例如,文化人類學家湯普遜(Donald F. Thompson),曾對澳大利亞昆士蘭約克角半島的原住民社會做過研究,就發現他們也有「嘴巴假期」的存在。在假期內,人們可以公開地講諸如性生殖器官、大便與尿尿、背叛、亂倫,甚至強暴、獸奸之類的罵人臟話,除了「嘴巴假期」外,在對罵的時候,如果罵得起勁,把自己的器官公開地袒露出來,也不會被人指責。

例如,在美國的黑人社會,也有這種「擡杠」的儀式性競賽。它被稱為「擡杠」(Dozens)或「臟擡杠」(Dirty dozens)。這裏所謂的 Dozens,並不是指12個的「壹打」,而是「牛鞭」(Bulldoze)字尾的挪用。

美國黑人的「擡杠」,起源於販奴之前非洲的「儀式性對罵」(Tuareg and Galla words-play)。這個習俗隨著他們被販為奴,而帶進到美國。由於這種對罵習俗裏還包括了相罵之後儀式性的相互鞭打及鬥毆,因而遂將「牛鞭」(Bulldoze)的字尾Doze抽離出來,稱為 Dozens,而後互打的成分減少,「鬥嘴」及「擡杠」的成分增多。至於「牛鞭」這個原來的字,在南北戰爭後意義被轉變。當時美國南方各地普遍出現白人恐怖主義者,他們以種種暴力阻止黑人在選舉時投票,因而被稱為 Bulldozer,1876年這個名稱首次出現。後來推土機被發明,又把這個字搶了過來使用。

緣由二

擡杠鬥嘴 擡不過壹個「理」字

綜上所述,由語言文化史的研究,我們已知道語言的使用過程中,有很長的壹段時間,無論古希臘、古中國、古代歐洲,甚至非洲和伊斯蘭化之前的阿拉伯世界,語言的挑釁、對罵、詛咒等,都曾是戰爭行為的壹部分。嘴巴是拳頭的延伸,嘴巴的奸巧邪惡加上拳頭的傷害,造就出了野蠻的過去。兩軍對壘,必然在開打前先來壹陣叫罵鬥嘴,比氣勢、比兇惡,這乃是嘴巴做壞事的古老記錄。

而這種戰爭行為的嘴巴工夫,後來開始以壹種文明殘跡的方式,變成儀式性的「擡杠」或「鬥嘴」,甚至還被轉化成俗民生活藝術裏以耍嘴皮子為樂的活動,如中國的相聲、日本的「落語」(單口相聲)、「漫才」(兩人相聲),以及西方各種型態的「擡杠」(Flyting、Fliting、Dozens、Logomachy),它有的以粗取勝,有的以奸巧見長,有的則以刻薄損人為特色。在這種儀式性的「嘴巴假期」裏,嘴巴不被當做思考及說理的工具,而是成了「鬥嘴」的「鬥」。

而對這種嘴巴工夫,《紅樓夢》第六十五回裏,倒是有壹句重要的話:「三人擡不過壹個理字去」,意思是說縱使三個嘴巴奸巧的人在那裏東拉西扯的「擡杠」,它也擡不過壹個「理」字。意思也就是說,只有「理」才是最大,再多奸巧狡猾的嘴,也無法大過「理」。

而問題在於,做為文明殘跡之壹的「擡杠」和「鬥嘴」等「嘴巴假期」的工夫,壹般都只被保存在特定的時間或特定的地點,讓它成為壹種鄉愁式的消遣。但在臺灣,由於種種因素的湊合,它卻成了壹種文明發展史隔代遺傳所造成的「返祖現象」(Atavism),我們的政治又變回到「擡杠」及「鬥嘴」,它天天都是「嘴巴假期」,每個人都成了東北地區「擡杠會」上坐在轎子裏的那個奸巧伶俐的小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