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的申遺先驅
侯仁之老先生還是中國“申遺”第壹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68年來對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是世界公認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為中國的申遺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84年，侯先生應邀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從美國同行處了解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和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侯先生曾專門撰文詳述這壹經歷：在美國的建築學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關心我國古建築和古遺跡的維修和保護工作，認為我們如能做好這壹類的文物保護，那就是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壹大貢獻。加州伯克利大學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的萬裏長城這壹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是屬於世界人民的。”他們都非常希望中國能盡快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侯先生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致力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理念和實踐所感動，歸國後立即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建議我政府盡早參加提案》，並征得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三位政協委員同意且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並獲通過。
1985年12月12日，我國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並自1987年開始進行世界遺產申報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國***有45個項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位居世界第二，越來越多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受到我國各級各地政府的重視和保護。20余年來，隨著“世界遺產”這壹國際性概念廣泛普及，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文化和生態的價值，意識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而其他國家的人民也通過這條渠道，對中國的文化傳承和風景名勝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今天，我們欣喜於中國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工作蓬勃發展的同時，不能忘記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談起20年前的那段經歷，侯老記憶猶新。1984年，他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在與幾位專門研究華盛頓城市建設的專家聊天時，第壹次獲知國際上有壹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交談中，幾位教授都說，中國歷史悠久，有無數極其珍貴的文化遺址和著名的風景勝地，為什麽不加入這個公約，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呢？認識到事情的重要性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他，回國後急忙起草了壹份提案。提案寫好後，他征得了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3位政協委員的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並被采納。
他還是鮮為人知的中國“申遺”第壹人。1980年，在壹次與美國同行的交流中，他獲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情況。回國後，他立即為我國加入這個公約而多方奔走。1987年，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壹批成功入選的世界遺產。侯仁之也因此成為中國“申遺”第壹人。 從1932年秋進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鄉。對於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稱“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被譽為“活北京”的侯仁之，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其學術價值超越了地理科學的範圍，成為北京舊城改造、城市總體規劃及建設的重要參考。除了將自己淵博的學識應用到北京城市的實際建設中，對於介紹北京的歷史，宣傳保護北京舊城風貌的意義，激發人們熱愛北京的情感，侯仁之從來都是樂而為之的。而壹旦發現影響、破壞文物古跡的現象，他就會感到痛心疾首，並且要不遺余力地大聲疾呼，設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積極努力下，長期保護不善的盧溝橋才有了今天的模樣。
在北京城市發展中，他大聲疾呼：首要問題是水源的開發。他珍愛老北京風土人情的“根源”，壹次又壹次去什剎海、匯通祠、鐘樓、鼓樓、後門橋壹帶，對這壹地區的改造深切關註。 正是在他的倡議下，幹枯的蓮花池得以碧波蕩漾，廢舊的後門橋今日清水環繞。
侯仁之先生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壹生：少年飄零，青年動蕩，中年跌宕，老而彌堅。他說：“昔日讀書的時候，對人生有白駒過隙的感嘆，而今想壹想自己90多年的來路，反而感覺漫長而清晰，生活是這樣的起伏跌宕，路轉峰回……在我85歲的時候，我曾用‘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的話來自勵。常常是想‘奮蹄’的時候卻奮不了‘蹄’。我應該感謝我的親朋好友，特別是我的夫人張瑋瑛，數十年來相濡以沫，扶我走過風風雨雨，以至於我雖不能‘奮蹄’，但還可以慢慢地走路。總之我還要平淡充實地繼續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