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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資料不難發現，單是近幾個月，就有多名官員自殺：重慶打黑功臣周渝、浙江奉化倒塌樓所屬街道建設管理辦副主任何高波、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據《中國青年報》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以來，***有五十幾名各級官員非正常死亡，官方認定為自殺的超過四成，在自殺原因當中，抑郁癥等精神疾病被認為是壹大誘因。 但凡壹名官員自殺，都是壹個生命的終結，本該讓人痛惜。可現實的情況卻是，總有不少網友為官員自殺拍手叫好，將壹個悲劇娛樂化，陷入壹種群體非理性狂歡，此時壹旦有人持有異見，甚至也會遭到罵名，而官方的回應也總是遮遮掩掩，真可謂是給公眾留下了壹種無限的想象空間。這樣壹來，官員自殺的原因越是神秘，將事件娛樂化的這部分似乎就越是有底氣。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每壹位自殺的官員都是“代人受過”，他的無辜就在於公眾將對壹個群體的標簽化認識，全部都發泄在了當事者身上。曾有學者指出，在腐敗成為壹種默認值的時候，官員壹旦出事，對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為了公眾的壹種集體無意識。官員自殺，往往被公眾認定為畏罪自殺，亦或是因為牽連人數太多而“被自殺”，即便是確實患有抑郁癥等精神疾病，公眾也會在大腦中將信息進行有選擇性地篩選，從而在認知層面進行“糾偏”，而當前中央反腐力度的高壓態勢，也給這樣壹種認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由此可以洞見的壹個事實是，倘若不公開官員自殺的壹些具體細節信息，公眾的無端猜疑也有其合理之處，畢竟自殺雖然為壹種社會現象，但與官員的身份疊加在壹起，卻總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自殺動機。比如前面提到的自殺官員何高波，據媒體報道，他在自殺前不久，被紀檢部門叫去談話談了壹天壹夜，之後官方就直接認定為自殺，可到底為何自殺，卻沒有了下文，這又怎能不讓公眾想象這與樓體坍塌有何關系？ 在此語境下，我們就必須要撕下官員自殺的神秘面紗，增加信息的透明度，這不僅是給當事者正名的有效手段，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當然了，大可不必認為官員自殺的信息屬個人隱私，因為官員作為公***人物，需要讓渡出自己的部分隱私權，公眾有權利知道官員死亡的原因。退壹步講，即便是抑郁癥自殺，那麽其治療情況和嚴重性也需要告知公眾，更何況說長期患抑郁癥的官員能否適合長期從政，也是值得追問的。 面對官員自殺的信息，官方總是藏著掖著，公眾不可避免地會不加區別地進行猜測，進而在輿論場中發酵為集體非理性狂歡，這確實證明了輿論的非理性，但卻也從另壹面反證著對於公***事件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公眾盡管會對壹個存在非理性認知，但不得不承認當下是壹個權利意識覺醒的時代，妄圖通過掩蓋甚至是拖延來應對公***事件，註定是走不通的。官員自殺也是公民生命的終結，確實不該被娛樂化，但前提是其不該被神秘化，因為謠言止於真相，猜疑止於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