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朱棣揭竿而起而朱允_壹再錯失良機？
這位失敗的皇帝在位僅四年，由他的叔叔朱棣繼位篡權，歷史上對他評價很高。朱元璋的遺詔說他是“有仁的孝友”，堪稱仁政之君。清史家許曾說，他“無篡逆，必有德平，開盛世”。壹般認為，如果朱棣接受了朱允_繼位的現實，安心當藩王，朱允_早就成為堪比歷代的好皇帝了。
至於他壹生的“善行”，事實似乎也是如此。從文健元年開始，朱允_對朱元璋時代的許多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史稱“文健新政”。新政的主題正如其標題“文健”壹樣。與前代的“洪武”相比，它實行的是強調文臣、弘揚儒學的“仁政”。登基首月，就下令全國復查“冤案”，重審洪武時代的幾起大案，力求“寬大”，赦免數萬無辜百姓。很多被朱元璋流放到邊疆的文官也得到提拔，甚至進入了中央政府。然後修改了《大明律》，刪除了很多苛刻的刑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更加“精簡”，戶部、刑部下屬的各類部門機構由12個減少到4個，但也有壹些部門“擴大”，如翰林院、國子監等。官階也變了。六部尚書的等級由二等升至壹等，圍繞皇帝形成了由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組成的“元老院”，即明朝後期“內閣”的雛形。稅收政策也有較大調整，壹改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苛捐雜稅，改征為征。甚至壹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的“井田制”。上面提到的種種“善治”，600年來在歷史上從未失傳。雖然有些政策是理想化的，甚至是不切實際的，但“內閣制”等制度和文官治國的理念，實際上是被後來的皇帝所接受和延續的。歷代史家對其評價很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是“善治”，但為什麽會導致戰爭？這就是靖南之戰的“導火索”——削藩。
臺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壹篇文章中諷刺文健的割據政策：朱允_割據就像北宋的壹場戰爭。剛開始捷報頻傳，屢有斬獲，但突然遇到挫折，接下來就是壹連串的招數，接連敗北，最後敗局壹發不可收拾。
說“削藩”，這是朱允_當“皇太孫”時的心病。畢竟他知道自己年輕，藩王的“叔叔們”都全副武裝，自然是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安慰他說：“韓晶在位時，許多國王無法無天，導致七國之亂，但韓晶派兵平定，他們都立即分崩離析。”這壹聲明使朱允_感到有點放心。後來，朱允_還問朱元璋，朱元璋問他該怎麽辦。朱允_想了想，回答說：“先以德相爭，再以禮來調節。再不行就換封地。做不到就削妳諸侯。如果做不到，就只能互相對抗。”朱元璋非常滿意，稱贊道：“很好，很好。”
再看朱允_的《削藩》，談開頭也可以是“好開頭”。早在洪武三十壹年，朱元璋五月駕崩後，就頒布了“遺詔”。除了藩王的貼身“護衛”之外，所有隸屬於藩王的文官和武士都由中央政府控制。他最初控制了所有藩鎮的“軍政大權”，然後朱允_和他的老師齊泰、黃子澄合謀，采納了黃子澄“斷燕王朱棣兄妹”的建議。他先是以“貪贓枉法”的罪名逮捕了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代王，然後把紂王發配到雲南。眾文官窺風向，紛紛去見風使舵，上書催促大規模“削藩”。“順應民意”，文健再接再厲。洪武三十壹年五月，閔王被召進京“擔責”。襄王不堪屈辱，憤而自焚。齊王被廢黜為庶人，下獄大禹，不出幾個月就下了重手，壹氣呵成地做出了當年呈給朱元璋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令諸侯國人心惶惶。
屢傳噩耗後，“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起來，加緊招兵買馬，與北方韃靼部落訂立盟約。文健皇帝也沒有落後。首先，他背叛了燕的官方程閣，成了自己的耳目。然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自己信任的大將張睿到北平以北的開平，派謝貴為北平都督，接掌北平軍權，內外夾擊朱棣。
在位第壹年的三月，朱棣進京朝見。壹些大臣建議國王陛下借口抓住朱棣，但他沒有被允許。然後陛下派鐘松帶領三萬精兵去開平。五月，派他的兩個兒子和朱出庭。另壹位大臣，“從古語說”，要求陛下拘留兩個王子舉行朱棣人質，並再次被拒絕。最終，回國後，朱棣為了掩人耳目，開始“裝瘋賣傻”。他變得瘋狂，病入膏肓。七月間，程閣密報說正在密謀造反，他的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命令北平命令張新逮捕。然而，張欣投奔朱棣，朱棣果斷行動。他先殺了他政府派來的眼線程閣，再急著調兵遣將，殺了他在北平的親信張睿和謝貴，控制了北平城，再在開平鐘松殺了三萬兵。
現在人們對這個“削藩”的過程有很多非議。他們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對象是燕王朱棣，就應該從壹開始就直奔黃龍，先削朱棣的藩。按照黃子澄的方式，是“先易後難”。最終，朱棣毫發無損，但所有的諸侯國都“被得罪”了。此時這個捷報頻傳的過程，壹直被認為是他的失敗之壹。其間，兩次抓捕朱棣的機會都被自己放過，後人紛紛批判，稱之為“不從天降，則咎由自取”然而，在仔細觀察這壹過程後，朱棣進行了兩次訪問。第壹次是在諸侯王人心惶惶的時候，就像齊泰說的：“擅自扣留燕王，可能會引起諸侯王的憤怒。”當朱棣的兩個王子第二次見面時，黃子澄進諫說：“讓兩個兒子回來，這樣王子才能賢惠，成為陛下的美名。”在不願輕易引發軍事災難的文健眼裏，這必然成為他的首選。說到“先易後難”，謹慎行事的文健必然會選擇割據諸侯。
然而，與前朝的“七國之亂”和後朝的“三藩之亂”相比，我們不難看出文健最大的“錯誤”。三次“伐諸侯”，***同的道理只有壹句：伐也反伐，不伐也反伐。作為壹場不可避免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恰是文健皇帝和他的“主人”們最大的疏漏。直到戰爭開始，文健皇帝壹再重復
突然，朱棣壹馬當先，先在鐘松擊潰三萬精兵，再連雲、開平、懷來、上谷、永平，都是他預先布置好的“防區”，以牽制朱棣。這時，他們都被征服了。比如他雷霆萬鈞的高層也迅速響應，派出侯耿秉溫率領的30萬“中央軍”在長興開始討伐。
這就導致了朱元璋為皇帝做的最後壹次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秉文。
耿秉文，鳳陽人，淮西前將軍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南之戰爆發時六十五歲，身經百戰。在漫長的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他只為歷史留下了短暫的壹瞬，但他曾經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_命運的人。
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他的作戰特點——善於防守。朱元璋打天下時，奉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期間數次擊退朱元璋宿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因戰功卓著，又封為長興侯。在朱元璋筆下的英雄，乃至當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最擅長的就是防禦戰。他不僅有豐富的防禦經驗，而且有優秀的軍事思想。他提出的“乘車制胡”思想，在明朝中後期被戚繼光、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要戰法。朱元璋的苦心就在這裏——國家壹旦有事，壹個耿秉文足以鎮守邊境。從京南之戰的情況來看，大勢更加明朗。起義的朱棣，騎兵眾多，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進攻。最有利的形勢是速戰速決。壹旦戰局陷入僵局甚至停滯，那就是朱棣的垮臺。對於耿秉文甚至他的皇帝文健來說，鎮壓叛亂的方法很簡單——堅持就是勝利。
但他對急於求成的耿秉文的指揮卻是“沖亂”。同年九月，耿秉文率軍在河北鎮定與朱棣作戰。朱棣首先夜襲，先後殲滅耿秉文的潘雄和楊忠步。打了敗仗的耿秉文，收縮兵力，防守鎮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於把局勢拖進了有利於“中央軍”的相持軌道。不料後院起火，他的皇帝聽到戰敗後大怒，斥責耿秉文“壹戰毀鋒”。同年11月，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秉文，率領50萬大軍北上征討朱棣。這個本可以在平叛中立下赫赫戰功的老兵，告別了靖南之戰的舞臺。兩年後，大權在握的朱棣因“善用宮廷物品以違制”被判死刑。
在靖難之戰中，文健本來還有機會獲勝，卻輕易放棄了。放棄的表面原因是“皇師”黃子澄極力推薦李景隆。我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但如何才能不敗？
文健皇帝很快為他的短視付出了代價。元年十壹月，李景隆率五十萬大軍攻打北平，被朱棣打敗。第二年五月，他在白溝河與朱棣交戰。他寡不敵眾，甚至在戰爭相持階段臨陣退縮，導致50萬大軍全軍覆沒。由於用人不當，很快就會由戰場上的崩潰來買單。北方戰場幾乎失控。
幸運的是，在危機時刻，我看到了壹個英雄。首先，山東布政使鐵憲為濟南政府保駕護航三月，正是他頂住了朱棣的進攻，使山東保持了完整。同年10月，新任大將軍盛勇率部在山東東昌與朱棣作戰，用火槍弩擊破朱棣騎兵，殲敵壹萬余人。他非常激動，文健皇帝忙著給祠堂獻祭。次年二月，文健轉攻為守，派30萬大軍北征朱棣。雙方在夾河交戰。盛勇雖然被打敗了，但他也殺掠了朱棣部的燕軍。
這個時候，歷史又壹次給了他機會。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年。雙方在山東河北相持不下，各有勝負，誰也進退不得。然而，在這場消耗戰中，在物資、資源和民心上遠占優勢的文健皇帝的地位顯然是有利的。這件事拖得越久，朱棣就會死得越多。打了壹場仗，心灰意冷，對謀士姚開玩笑說：“早知今日，不如回家做個老百姓。”姚憤怒地喊道：“殿下，如果妳打敗了我們，妳甚至不會是壹個公民。”這壹吼之下，方激起了的絕望之心。
絕望的朱棣鋌而走險。文健四年壹月，朱棣率輕騎繞過明軍山東防區，大迂回至南京，沿長江來到蘇州。姜鳴安然無恙地趕到了匯源，而朱棣卻在蘇州相持不下。雙方自相殘殺，而姜鳴盛勇切斷了朱棣的後備物資，姜鳴徐輝祖前後夾擊，朱棣府漏夜雨，軍中瘟疫盛行，傷亡過半。許多將軍也試圖說服他們撤軍。是方孝孺的反抗，但密謀謀反多年的太子，此時卻腹背受敵，最終陷入絕境。“甕中捉鱉”，結束靖難之戰，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歷史又壹次揭露了他的黑色幽默。“大學者”方孝孺得知明軍大獲全勝後，擔心“京師之弱”，勸文健重返軍中鎮守京師。文健皇帝又壹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壹紙命令下來，賀飛沿岸的“中央軍”全部撤走，只剩下平安孤軍對付朱棣。這時，朱棣發動了最後壹次絕望的進攻。結果平安垮了，平安自己也被俘了。撤退的“中央軍”也被朱棣的“騎兵機動”所消滅。壹紙調令，終於毀掉了他最後的“自己的部隊”。但是，朱棣接連獲勝，連蚌埠、泗州、揚州等地的敵人都來到了首都。文健皇帝急忙命令他的大臣出去“招募士兵”。他繼續問“老師”方曉茹，她幫了無數次。過了許久，他終於說了壹句“長江自古天災，京師強大，可擋百萬兵”。
但這壹次，方曉茹說的是實話。北京還有幾萬殘兵。雖然他們不能參戰，但根據城防，他們是可以接受的。出去求援的奇臺、黃子澄也初見成效，幾名“秦王”戰士正往這裏趕。這是他最後的機會——成敗的關鍵是守住資本。文健皇帝也堅定了這壹選擇。他拒絕了大臣們“遷都”的建議，下令整修城防，準備決戰。
防守的重任就交給了最後壹個人——李景龍。文健四年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勾結朱棣打開城門，嚴峻兵不流血破城。絕望的文健皇帝在皇宮裏放了壹場大火，然後就消失了——這是他壹生中犯的最後壹個錯誤，但卻是最不可挽回的壹個。
整個故事講完之後，我們可能會對他有壹個全面的評價。
他勤政愛民，慷慨善良，對親人友好，樂善好施。在位四年，除了“靖南之戰”，他所做的壹切似乎都符合“仁政君”的標準。他所創立的許多制度也被後來的明朝皇帝所延續，而且似乎很有遠見。至於他的失敗，後人更多地歸咎於方孝孺、黃子澄、齊泰三位大臣“敗壞儒學、誤國”，可細數。伐諸侯時，瞻前顧後，猶豫不決，錯失良機。從戰爭壹開始，就頒布了“不要讓我殺我叔叔”的聖旨。毫無戰鬥經驗的“花花公子”李景龍，在戰場形勢出現轉機時誤信人言，下達聖旨“瞎指揮”，毀了大好戰局。當他兵臨城下的時候，他又用錯了人，最終他完了
與其父朱標英年早逝相比，“寬仁孝”、“尊賢尊儒”確實“雷同”，缺乏治國理政的經驗。這就是年齡造成的差距，也可以在實踐中磨煉。我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彪那種“外柔內剛”的天性。敢於在是非面前堅持的朱標，外寬內柔，勇敢無畏，這是戰敗的朱允_從來沒有學到的，實際上是由此而來的。而這恰恰是作為“聖人”最可取的品質。
正如海外華人學者黃仁宇評價文健皇帝：即使沒有戰爭，朱允_也不會是壹個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