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的文學本質

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1998年修訂版）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教材中真正擺脫了蘇聯模式、融合著馬克思主義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尤其西方現代文論的具有壹定創造性的高校文科教材，以較新的體系、較新的結構和較新的闡釋，在許多方面明顯超過了以群《文學的基本原理》等壹直很有影響、頗具權威性的文學理論教材。然而由於理論研究現狀、多人合作和認識水平等原因難免存在諸多缺憾，仍有待進壹步完善。雖然2004年出版了修訂二版，但以下缺撼並未得到全部完善。 壹、有待完善的理論體系 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有賴於各種理論的正確的高度的創造性的融合。融合壹切文學理論成果、建構壹個具有創造性和融合性的文學理論體系是中外絕大多數文學理論家的夙願和情結。同樣，將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現代文論有機融合，建構壹個具有高度融合性的完備理論體系更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家的普遍追求和學術情結。童慶炳先生雖然在《修訂版後記》中聲稱：該教材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則”，吸收了“西方20世紀以來的各種文學理論觀點”中“有價值的成分”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精華”，以及“新時壹期以來文學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正確的深刻的”成果。[1]（P333）然而這僅僅代表了壹種夙願和情結。因為中外文學理論家的文學理論觀點各有不同視點和視角，甚至相互矛盾，要真正達到完美融合幾乎是不可能的。塞爾登指出：“壹種有能力的批評實踐似乎總是以集中探討創作/閱讀過程中的壹個特別方面以便形成某些基本的理論假設而開場的。批評理論中這種壹面倒的情形向我們暗示，想要形成壹種完整的、面面俱到的、滿足各種批評實踐的理論模式是絕對不可能的。”[2]（P2）童慶炳先生及其《文學理論教程》（以下簡稱《教程》）也不例外。 在完整理論體系的借鑒和融合方面，《教程》對壹些具有不同思想基礎和理論內涵、且發展得較為成熟、甚至近乎完備的理論體系的融合，常常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簡單相加和拼湊之感，甚至直接影響了完整理論體系的建構。最為突出的現象是壹些章節體現這壹思想流派的成果，壹些章節又體現另壹思想流派的成果，各個章節所體現的流派傾向和宗派體系十分鮮明。如第二章主要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成果，第十壹章主要體現了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文論的成果，第十六章主要代表了西方接受美學的成果。這誠然有各個流派理論研究方向不同的原因，但也有缺乏創造性融合的因素。將不同流派的理論成果融合成壹個有機體系，是創造性地建構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礎。 第十章賦予了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樣合法的地位，並視其為文學形象的高級形態和理想形態，是試圖融合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現代文論，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完整體系的有益嘗試。然而完整體系的建構有賴於三者異同的比較和概念關系的闡述，《教程》卻僅闡述了各自特征，並未對其加以比較，因而三者事實上仍是彼此孤立的理論體系。典型、意境和意象的異同和概念關系，並不是理論體系本身所能解決的，完全有賴於編者的理論創造。三者作為文學形象的高級形態和理想形態，具備文學形象主體與客體、虛擬與真實、明晰與含混、個性與***性相統壹的特點，在廣義上是同壹關系，在狹義上卻是全異關系。因為典型是歌德、黑格爾、恩格斯、別林斯基、盧卡契等西方理論家在西方古代哲學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對立統壹規律的基礎上針對以寫實為主的現實主義文學尤其小說的人物和環境而提出的理論話語，意境則是王昌齡、司空圖、蘇軾、王國維、宗白華等中國理論家在老莊哲學和佛教境界理論主體與客體、心與物的交融關系的基礎上針對以抒情為主的浪漫主義文學尤其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境界而提出的理論話語，意象則主要是龐德等在西方現代主義理性與非理性哲學基礎上針對以象征為主的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意象主義詩歌提出的理論話語。此外，在混合義上又是包含關系，在綜合義上又是交叉關系。只有將其復雜的概念關系闡述得十分清楚，才能使其成為壹個有機整體。單就意象而言，也沒有將以葉燮意象理論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意象理論、以康德意象理論為代表的西方傳統意象理論和以龐德意象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意象理論進行有機融合。這三種理論不僅思想基礎和具體內涵不同，而且代表性理論也不盡相同。康德認為：“審美意象是壹種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顯現。”[3]（P564）龐德指出：“壹個意象是在壹剎那間呈現壹種理智與情緒的復合物的東西。”[4]（P390）葉燮認為：“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5]（P351）遺憾的是，《教程》將文學範疇內頗有影響、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象理論置之不理，倒是對文學意象即所謂觀念意象、審美意象之外的心理意象和內心意象大費筆墨。[1]（P99-201） 更有甚者，《教程》甚至將理論體系所具有的本來十分清晰的概念關系也闡述得十分混亂。有關文學消費、文學接受、文學欣賞和文學鑒賞的不同理論體系雖然沒有直接闡述本身與其它理論的關系，但其概念關系仍十分明顯。文學消費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文化學研究的成果，卡岡把“藝術消費”“確定為觀眾知覺藝術價值過程的組織的具體社會歷史形式”。[6]（P86）這種消費明顯指消費者直接從精神上“占有”藝術產品的行為。文學接受則是以堯斯、伊塞爾為代表的康斯坦茨學派的研究成果，充分強調讀者接受過程的重要性，如伊塞爾認為“作品與讀者的融合使作品得以生存”。[7]（P185）這種接受指讀者的閱讀再創造活動。文學欣賞和文學鑒賞則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如以群認為：“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作品所產生的這種由外及內的感受與體驗、欣賞與鑒別，就稱為文學鑒賞。”[8]（P428）顯然文學消費既包括購買而未加閱讀的精神占有，也包括閱讀所達到的精神占有。文學接受僅指閱讀活動，文學欣賞和鑒賞僅指閱讀活動中的審美活動。文學消費針對包括商品價（如收藏、裝潢和饋贈價值等）在內的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壹切藝術價值，文學接受則針對宗教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等精神層面的壹切藝術價值，文學欣賞和鑒賞則專指精神層面的藝術價值中的審美價值。可見，文學消費、文學接受、文學欣賞和文學鑒賞雖然具有不同思想基礎和理論內涵，分屬不同理論體系，但文學消費包含文學接受，文學接受包含文學欣賞和文學鑒賞的概念關系是十分明確的。由於編者沒有將理論體系融會貫通，《教程》第十四章將本來清晰的關系闡述得十分混亂。第五編“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標題將其並列，意味著二者應該是邏輯上的全異關系，否則這壹闡述便有語病。第十四章認為“文學消費與文學接受的主客觀條件不同”[1]（P281），似乎默認了全異關系（其實是將其絕對化了），認為“文學消費具有物質消費和精神消費二重性，而文學接受則純屬壹種精神文化範圍內的活動”，“文學消費既包括閱讀行為，也包括未含閱讀行為的消費行為；而文學接受則壹定是壹種閱讀或欣賞的精神活動”。[1]（P280-281）顯然認為文學消費包含文學接受。繼而又認為二者的“基本意思還是相近或相通的”[1]（P282），似乎又主張同壹關系。接著又指出：“文學消費是初級狀態的或者說低層次的文學接受，而文學接受則是高級狀態的或者說高層次的文學接受。”[1]（P280）按前者，文學接受又包含文學消費；按後者，文學消費仍包含文學接受。認為文學欣賞或文學鑒賞“描述”的是文學閱讀的“理想狀態”，而文學消費和文學接受“反映”的是“現實復雜性”[1]（P281），似乎表明二者是全異關系。在用圖示說明文學消費、文學接受和文學鑒賞的關系時，又認為三者分別代表閱讀由初級向高級過渡的三個不同階段和層次，顯然是主張全異關系的。然而所謂“文學接受”“是閱讀或欣賞的精神活動”[1]（P281）的闡述似乎又承認文學接受包含著文學欣賞。第十六章“狹義的文學接受是鑒賞性接受”的闡述[1]（P311），又似乎認為是同壹關系。如果說典型、意境和意象的融合有理論本身的困難，而文學消費、文學接受、文學欣賞和文學鑒賞的缺乏融合則完全是編者認識上的膚淺和混亂造成的。 在具體理論觀點的借鑒和融合方面，對壹些頗有影響但存在極大相對性和片面性，已受到人們懷疑乃至提出異議的理論觀點，進行了不加分析和鑒別地引用，直接制約了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第九章闡釋再現和表現，認為再現“指對外在客觀現實狀況作具體刻劃和摹擬”，是現實型文學的基本特征。[1]（P159）表現“指把內在主觀世界狀況（如情感、想象、理想、幻想等）直接表達出來”，是理想型文學的基本特征。[1]（P161）其實，二者本質上是緊密聯系的。雖然再現的對象是外在客觀世界，但作家所再現的客觀世界必然是主觀化了的，因而本質上也是表現；雖然表現的對象是內在主觀世界，但真正作為作家觀照和表現的對象時壹，仍是壹個客體，是以客觀世界的形式存在的，因而本質上也是再現。第十章闡述意境所引述的王國維“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分類[1]（P199），也有極大相對性，事實上也就是柏拉圖《理想國》第三卷所謂詩人明確地以自己的身份說話的“單純敘事”和試圖創造不是自己說話而是別人說話的錯覺的“模仿”之間的區別。熱奈特明確指出這種區別實質上是很難成立的。他認為“柏拉圖把模仿和敘事當作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對立起來，但是（正如柏拉圖本人《克拉蒂勒》中所指出的那樣）完全模仿已不是模仿，而是事物本身，說到最後，唯壹的模仿是不完全的模仿。模仿即敘事。”[9]（P349）第十壹章比較故事與情節所引用的福斯特關於“‘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因傷心而死’則是情節”的闡述，也存在極大的相對性，已經被查特曼和巴爾特等理論家提出異議。裏蒙—凱南指出：“因果觀念較強的讀者完全可以在福斯特舉的第壹個例子上，添加壹個因果關系的環節，把它變成壹個含蓄的情節。其實，如巴爾特所指出的，故事可以基於含蓄地使用邏輯錯誤：在其後，故為其果。”[10]（P31）缺乏必要的學術積累，必然偏信則暗，必然喪失融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