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奴隸制度和古中國社會制度的異同有幾個方面？
以尼羅河為主體的地理環境 ,提高了古代埃及的社會生產力 ,加速了跨入文明時代的進程 ,促進古代埃及奴隸制國家的誕生。公元前 3500年 ,古代埃及社會發展到涅伽達文化Ⅱ時期 ,社會生產力水平仍處於金石並用階段。石器制作技術繼續提高 ,嶄新的銅工具和武器陸續出現 ,如銅斧、銅刀、銅錛、銅針等。早王朝時期 ,燧石加工技術達到頂峰。上埃及的阿拜多斯、開羅附近的賽加賴和赫勒萬的王室墓穴裏 ,發現工藝高超的“祭祀”刀。在盧克索的底比斯小丘上 ,又發現許多燧石制造物。“早王朝時期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發育時期 ,這個時期在石構建築、銅的熔化和加工以及多種技巧方面的熟練程度都在突飛猛進。”[5]盡管古代埃及石器工具精益求精 ,但它的效用不能與金屬器具匹敵。如果單純地從勞動工具衡量社會生產力水平 ,很明顯古代埃及涅伽達文化Ⅱ時期的社會生產和水平是十分低下的 ,但是 ,生產力是由勞動者 ,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組成 ,以尼羅河為主體的地理環境作為勞動對象 ,是社會生產力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自條件和地理環境作為生產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方
面在生產過程中起作用的 ,它是生產力的基本內容。”[6]我們還應看到 ,在人類社會早期對地理環境有較強的依賴性 ,這種依賴程度比人類社會高級階段的依賴性大得多 ,因此 ,人類社會早期良好的地理環境 ,對人類的生存、生產力的提高、勞動效益的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尼羅河這壹要素的作用 ,提高了古代埃及的社會生產力 ,古代埃及人在使用石器、銅器等原始簡陋工具的金石並用時代 ,獲得較高的社會生產效率 ,創造出較多的剩余產品和社會財富。古代埃及人在充裕的物質基礎上進行更大規模的社會生產 , 從而加速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的進步。
公元前 3500年 ,古代埃及進入文明時代 ,尼羅河兩誕生了幾十個早期奴隸制國家。從時間上來說 ,古代埃及奴隸制國家產生幾乎與兩河流域南部蘇美爾奴隸制城邦同步 ,但早於中國的夏王朝 ,早於印度河流域的奴隸制國家 ,早於希臘、羅馬奴隸制城邦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優越的地理環境。尼羅河是古代埃及文明的搖籃。
古代埃及奴隸制國家建立後 ,逐步走向統壹。尼羅河為古代埃及形成統壹而穩定的中央集權君主統治奠定了基礎 ,並提供了賴以發展的條件。在新石器時代發生的尼羅河農業文化 ,進入文明時代後繼續向前發展。古代埃及的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 ,圍繞尼羅河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和農業生產活動。在統壹後的古王國時代、中王國時代和新王國時代 ,農田水利工程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轄 ,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每年尼羅河泛濫之後 ,及時修整田地的勞動就由王朝統治者直接征集民工進行。古代埃及歷代王朝重視農業和水利工程建設 ,專門設置觀測和記錄尼羅河水情和水位變化的官吏 ,並根據尼羅河水情測算全國壹年的糧食產量 ,在中王國時期第 12王朝法老阿美涅姆黑特壹世和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統治時期 ,修建了法萬姆湖水調節工程 ,這壹水利工程使大片沙漠和沼澤地變成良田 ,進壹步改變了生態環境 ,同時也使大量農田得到灌溉 ,糧食豐收 ,國家穩定發展。
古代埃及統壹的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到公元前 525年被波斯帝國征服為止 ,歷時 2100年 ,先後經過 26個王朝統治。古代埃及統壹的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比兩河流域各國奴隸制君主統治穩定持久 ,它明顯受到壹定的地理環境的影響。南北流向的尼羅河水道 ,是便利的水上交通線 ,有助於法老的專制統治和向外擴張。歷代法老通過尼羅河 ,迅速派出官吏和軍隊 ,有效地控制古埃及全境 ,建立古王國時期、中王國時期和新王國時期穩固的奴隸主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再加上“埃及周圍的地理環境險峻復雜 ,形成壹個強韌的保護帶 ,使埃及較少受到外族的入侵。”[7]因而造成古代埃及政治局勢較為穩定。相比之下 ,古代兩河流域局勢動蕩 ,奴隸制君主專制統治不十分穩定。約公元前 3000年 ,古代兩河流域出現早期奴隸制城邦 ,由阿卡德王國統壹兩河流域南部之後 ,相繼崛起烏爾第三王朝、古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可是 ,這些奴隸制國家統治時間短暫 ,阿卡德王國歷時約 180年 ,強盛壹時的古巴比倫王國統治也不過延續 300年左右。究其原因 ,由於兩河流域地處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交通要道 ,被各奴隸制國家和遊牧部落所矚目 ,先後有古提人、埃蘭人、赫梯人、加喜特人、阿拉美人和波斯人大舉入侵 ,奴隸制國家的統治和秩序受到幹擾和沖擊 ,農牧業經濟遭到破壞 ,以使兩河流域早期奴隸制國家統治無法延續很長時間。根據上述的比較和分析 ,認為地理環境優越與否 ,對古代社會歷史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和深遠影響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