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後壹個知縣(歷史散文)
趙德遴於天啟甲子（1624年）舉於鄉，做過多年佐貳官，沒有任知縣的經歷。當他率領他的家人進入縣城時，他馬上就感受到肩頭沈甸甸的重量。在中國的史書上，東鄉歷來都是棲惶之地，人士稀少，近乎荒劄。縣衙也很狹窄，緊臨文昌宮，與迎薰門處在同壹中軸線上。這條中軸線穿過壹個嚴整而又封閉的四合院，四合院按照明代官衙的範式，有規律的排列著縣門、儀堂、大堂、二堂，二堂之後才是知縣的內宅。中軸線的兩側，分布著佐貳官的辦公場所、宅邸及吏廨、監獄及倉庫。
趙公幾乎帶來了他的全家，有說7人，有說17人。有妻有妾，還有若幹子輩孫輩。從1637年至1644年，趙公在東鄉生活了近8年的時間，《東鄉縣誌》（清光緒版）概述趙公的政績，只用了幾個字：多惠政,省刑薄賦。如何施惠政？如何減賦輕刑？所記極簡，只說趙公下車伊始，他做了兩件事，壹是勸農問桑，大肆墾荒。二是向上級發出減免賦稅的公文。
上級收到他的公文之後,有沒有處置,不得而知，但時局卻是越來越不好了。崇禎十三年（1640），張獻忠率軍猛攻 新寧 （今達州 開江 ），官軍壹觸即潰，張獻忠順利入川。新寧與東鄉比鄰而居，新寧不保，東鄉危矣。好在張獻忠在新寧只是虛晃壹槍，他主攻的方向卻是湖北江西。實際上，這是張獻忠第二次入川了。第壹次是1634年，他攻取了巴州、通江、巫山等城，重慶、 夔州 壹度吃緊。有沒有第三次入川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趙公對形勢有著清晰的判斷，他無數次夢到，壹只部隊正黑壓壓地向東鄉進發，從夢中醒來，他能摸到壹臉的汗水。
趙公憂心如焚，他必須有所作為。他拜訪了當地的士紳。士紳是傳統中國壹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有的是解甲歸田的武官，有的是退休賦閑的文官,有的是考取功名等待侯補的鄉村知識分子,還有的是落地的秀才。趙公深知,面對強敵壓境，他必須贏得士紳階層的支持。面對越來越兇險的局面，士紳們紛紛獻言，重點慢慢集中在守城和修械上面。
他回到縣衙，知會主簿，馬上通知相關人員，在衙門的二堂議事。縣丞、典史及其他佐官很快到位，大家對時局憂心忡忡，悲觀的情緒壹度在大廳裏彌漫。趙公直奔主題，面對“獻賊”或“流寇”（明代出於戰略上的藐視，他們把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稱之為“獻賊”或“流寇”），退縮與投降都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他部署了工作，結尾時，他鏗鏘有力地借用了孟子的壹句話：雖千萬人吾往矣。
在士紳的支持下，趙公組織力量對城墻進行了修補和加固。他的前任知縣們給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安徽人吳信築土而成，始構城墻。江西人倪洪砌石加以樓櫓。後又有幾任知縣多次修補，城墻已具規模。有門者五:東曰東安，南曰南寧，西曰西勝，北曰北固，小南曰迎薰，外環以濠。趙公親臨前線，指揮百姓日夜修城。半年後，城墻昂然而立，城高壹丈六尺，周長五裏，外環的大溝（護城河)深達壹丈三尺，吊橋鐵環，防備森然。城池壹固，接著訓練義勇。義勇由各裏抽派，裏把任務分派至甲、至牌。趙公任命典史為統領，峨城裏的壹名秀才為副統領，這壹支雜牌軍就這樣像模像樣的拉了起來。
時令到了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這壹年，可怕的消息壹個接壹個的傳來：農民軍攻克 夔州 。 夔州 的位置極為重要，當時，夔州府直領十縣壹州，十縣如奉節、巫山、新寧等，壹州即達州（達州又領東鄉、太平二縣）。 夔州 壹亡，達州孤懸在外。不久，農民軍勢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勢占領了 重慶 。重慶壹破，達州及所領兩縣門戶就被堵住了。
東鄉只有弓兵、防夫、義勇等民兵組織，根本無法與即將到來的軍隊對沖。他親自到達州求援，達州駐有衛所，統領幾千兵士，但是指揮使毫不留情地拒絕了他。他說：“ 夔州 壹毀，我們和朝廷斷了聯系。現在的情況，兵不知有將，將不知有兵，朝廷不知有我們，我們也不知朝廷，自保吧。”
噩耗像壹只黑天鵝飛到了趙公的案頭：皇帝在煤山壹棵脖子樹上上吊身亡,明朝滅亡了。傳遞消息的“行人”甚至開了壹個殘酷的玩笑：妳也許是明朝最後壹個知縣了。他腦袋發蒙，心被揪成了壹團，這對他的打擊太多了。師爺跑來找到商量，師爺嘀嘀咕咕說了半天，其實就是勸他棄城而走。師爺最後說：“快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趙公狠狠地白了他壹眼，什麽也沒有說，師爺知趣地離開。
不久，就有確切的消息傳來，壹支壹萬余人的軍隊占領了達州。又有流言傳來，太平縣城陷。這樣，東鄉已鐵桶般被圍住，成為了壹座無人可救的孤島。
全城惶惶不安。師爺再次勸他想辦法把家人送出去，趙公拒絕了：“我的家人只要壹出城，全城的人瞬間就會跑光。不行，他們得留下。”
1644年10月下旬的某壹天，東鄉縣縣城壹片寧靜。知縣趙德遴巡完城，帶著師爺到多寶寺去小坐了壹會。多寶寺是他常去的地方，那裏有壹老僧，名空海，從杭州的香積寺雲遊而來，兩人很投緣，參禪、說古、喝茶，很有意趣。他和空海聊了壹會兒時局，看看天色不早，遂起身離去。回到家，夫人準備了飯菜。他胃口很好，吃了兩碗米飯，還有壹盤蘿蔔絲。放下碗，天剛剛擦黑， 夫人拿來官服給他穿，他正在扣扣子,典史來報，城南的金榜山來了壹夥武裝人員。趙公問：“多少人？”回答說：“約壹千人。”趙公問：“韃子還是獻賊？”回答是不知。
趙公命令：“擊鼓，全城禁閉！”
不久,咚咚地鼓聲從迎薰門傳遞開去,東定、南寧、西勝、北固遞次響應。隨後，趙公來到了迎薰門。登城壹望，金榜山上錦旗獵獵，已是黑壓壓的壹片了。
兩個小時後，密探來報，這夥人是大西王張獻忠的農民軍，打出的卻是撫南王的旗幟。趙公在心裏嘆息壹聲。撫南王名叫劉文秀，是張獻忠的養子，他和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壹起被封為四王。在四王之中，劉文秀聲望最高，有名將之風，他雖起事草澤，但儀度溫雅，柔和謹慎，用兵細致。
他馬上召集縣丞、主簿、典吏等人員到大堂議事。議事最終變成爭論，又從爭論演變成爭吵。縣丞說：“如果真是撫南王，那就只有開門投降了。”他的理由很充分，重慶、 夔州 這些萬仞之城都破了，小小的東鄉能奈何？重壓之下，豈不成齏粉?到時,遭殃的還是百姓。
跟隨趙公多年的師爺也失去了信心。他力勸趙公棄城而走。師爺的分析就像壹張密密織就的網：“京城已破，皇帝吊死於煤山，王公巨富紛紛外逃。明代氣數已盡，江山易主，不可阻也；李自成張獻忠順天而起，不可阻也；清兵入關，橫行九州，天下皆碎，我等在此有何作為？為明代殉葬，不值當；為正義守節，正義又何在？”
典史氣昂昂地站了起來。他義正辭嚴：“大明只是受了挫折。皇帝死了，還有新皇帝。皇城陷了，會有新皇城。”典史的意思，大明並沒有全線崩潰，它會恢復過來的。
主簿失去了耐心。他認為：“明朝已經徹底傾覆，目前沒有選擇，只有投降。要說選擇，就是選擇投給誰，清兵還是獻賊？”
典史啪的壹啪桌子：“ 寧可站在死，不可跪著生。跑，跑什麽跑？生是大明的人，死也是大明的鬼。”
趙公壹直沈默不語。在趙公厚重的沈默中，師爺鋪開壹張牛皮紙，貢獻出了他的逃城路線：買舟東行,先沿州河而上,入渠江,再入嘉陵江，再入長江。只要進入長江，就安全了。
趙公站起來,抓起他的牛皮紙撕得粉碎。他輕輕地說了壹句：“死不可怕。 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舍身取義曰終，逃跑求全才是死。”
那天晚上，壹切靜悄悄地，想象中的戰事沒有發生。趙公推知，東鄉被後河、中河、州河環繞，他們選定的攻城地點，壹定是遠離河水的西邊。果然，第二天早上，戰鼓山響，西邊戰事驟起。從西勝城樓望去，塵土飛揚，旌旗獵獵，壹支騎著馬穿著紅衣的軍隊像洪水壹樣嘩地湧到城門邊。站在城樓上的趙公大腿顫抖了幾下，這是他有生以來第壹次面對戰爭。對方挾強弓勁矢，大有立刻吞並東鄉之勢。守城的鄉兵義勇，他們都是從普通百姓中臨時挑選出來的，雖然經過訓練，但沒有絲毫的實戰經驗，哪裏見過這樣的陣勢？對方壹沖鋒，他們就嚇住了，呆若木雞，有人當場尿了褲子。士紳階層再壹次發揮了他們的作，某位生員率先向城下射出壹箭，壹箭之後，全體響應，壹瞬間，萬箭齊發，密如急雨。撫南王的軍隊只得退走
接下來的幾天，對方在南、北、東三方都向起了沖鋒，淩厲而又兇狠。他們想用速度取勝，典史組織的反擊卻滯住了他們，讓他們欲速則不達。對方又投入了雲梯，還用了投石車，巨大的石塊砸進了的縣城大街小巷，立時，哀嚎四起，死傷極其慘重。這更激起了普通平民的反抗，殺豬匠羅某在雲梯攻防戰中，擲去的那把殺豬刀正中壹個頭目的頸部，於是，攻城再度停止。
後來，怪事發生了。農民軍在城墻四周紮下帳篷, 圍而不打。這壹招太狠了，趙公明白，只要圍過二三十天，食盡糧絕，人心煥散，不攻自破。趙公來到城樓上，看到對面的人馬悠閑地躺在帳篷裏，偶爾還會傳來他們的歌聲。
東鄉被推入了外無援兵內無儲蓄的窘迫境地。誌書記載，有說被圍月余，有說被圍二月。不管月余還是二月，對於東鄉城內居民，卻是壹場血與淚、生與死的浩劫。糧食很快就吃完，然後掘地食鼠，再食樹皮草根。幾乎是每壹天，多寶寺、文昌宮的和尚們魚貫而出，他們走出寶殿來到大街小巷，為餓斃倒地的亡靈超度。
某天下午，趙公獨自壹人來到多寶寺。爺師不知什麽時候已經跑了，縣丞也遍尋不著。他沒有了恐懼，也沒有了憂愁，有的，只是空寂。
空海端來壹杯泉水，趙公飲下。
趙公說：“城若破，壹物也無。”
空海說：“無物常在。”
最後的結局，誌書說法不壹。《東鄉縣誌》（清光緒版）雲：“流賊陷城，（趙）被縛不屈,投井而死,妻妾子女俱從殉焉!”。《浙江通誌》卻是另壹番描繪：1644年12月17日（此是崇禎17年，亦即是順治元年），劉文秀的部隊在防守薄弱的西邊，深挖了壹條長長的地道直達城中的城隍廟，當又饑又累的鄉勇面對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部隊，抵抗就成了壹種象征。趙公和典史帶領人馬急急趕來，混戰持續不到壹個小時就結束了。典史死於亂刀之下，死相極慘。趙公的長袍上灑滿了鮮血。他淡然地抹了抹臉上的血水。他對此早有準備，他的懷裏揣著縣衙的大印，他不能讓這些被他視為神聖的東西落入敵手。他最後望了壹眼城隍廟和通西大街，壹聲長嘯，奔井而去，轟然壹聲，井裏水花四散，不久，壹切歸於空寂。 報復開始了。全城被屠者十之八九，趙公的妻妾及子女悉被殘忍殺害。滿城血汙，經年方淡。
康熙四十三年，東鄉知縣李士瑜為此寫了壹折奏章，朝庭站在維護正統的角度，下詔表彰。李知縣下令填埋了西街那口深井，並在井上建立壹座祠堂，用以紀念這位遠道而來的悲情知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