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沖擊政府案”的始作俑者
大旱來臨，為了保住山核桃這“搖錢樹”“命根子”，村民們都忙著抗旱救災，村裏無論男女老少，都參與到了這場“保衛戰”中，村路上挑著水桶的村民絡繹不絕，本來是壹副忙亂卻有序的和諧畫面，然而，壹則小插曲，很快打破了和諧。當天下午，村民胡長友聽到有人拿著白鐵皮洋箱蓋，邊敲打邊召集村民到鄉政府去問話：鄉長在電視上說為了抗旱實施了人工增雨，咋不見壹滴雨呢？鄉長在電視上說分發了100多臺抽水機，咋不見抽水機啊？
面對災情，壹邊是村民抗災救災的眾誌成城，壹邊是“父母官”鄉長自吹自擂的作秀無底線，望著鏡頭，鄉長想的不是群眾疾苦，而是如何直觀的體現自己的政績和親民形象，人工降雨、抽水設備等等，政府貌似壹直在努力，可鄉長大話壹說，後續卻沒有任何反應。如此迥異自然給村民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進而也給“沖擊政府案”埋下了伏筆。
當然，村民表達訴求的過激行為確實涉嫌違法，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受到懲戒是理所應當的。但是，事出必有因，回顧這起“沖擊政府案”的來龍去脈，難道只是錯在村民？僅僅只懲罰村民就能了事？壹幹幹部焉能全身而退？問題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誰？
壹來，如果不是安徽省績溪縣荊州鄉長胡琦源在電視上撒謊、作秀在先，怎麽可能引發村民聚集在鄉政府的事件？帶領群眾壹起救災本來是當地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可事實上，“父母官”當起了“看客”不說，還在電視上大吹特吹，絲毫未曾考慮群眾訴求，典型的不作為官僚思想作祟，這樣的幹部不該問責？二來，對於事先有合理合法訴求的群體性事件，法院為何不能做到寬嚴相濟，懲戒和教育相結合、並以註重教育為主，而是偏偏要選擇“嚴懲”？三來，對於部分村民的過激行為，用法律懲罰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但在未通知被告人家屬和辯護律師到庭的情況下，績溪縣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相關農民壹年六個月到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這樣在程序上也說不過去的判決，難道是在給公眾展示公權的囂張跋扈？
面對壹起“鬧劇”，村民們為自己的不當過激行為已經付出了代價，問題的始作俑者卻安然無恙，難道當地政府不覺得有愧？難道不應該給群眾壹個合理的解釋？倘若“嚴懲”了村民，卻對不作為、亂作為的作秀幹部不聞不問的話，那麽只能說，村民“沖擊了政府機關”，而真正“沖擊”政府公信力的卻是“自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