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的人物評價
蓋棺未定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壹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麽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壹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壹位老黨員，1922 年入黨，據說是中***領導人中唯壹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壹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上海市委第壹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壹政委，中***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 年5 月任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壹時，威震壹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壹臉嚴肅，不茍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 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 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壹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余篇，並五次隨從他們壹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施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壹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幹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壹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臺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壹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妳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裏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壹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壹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壹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壹起，壹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布置，“硬著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壹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聽了毛澤東在上海友誼電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臺上大聲對柯慶施說：“妳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壹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壹批又壹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壹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壹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誌，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壹批地下黨老同誌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劃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壹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壹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占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煉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壹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壹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煉鋼？柯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煉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制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掛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聲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壹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壹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掛帥可以代替壹切，推動壹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大搞壹言堂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壹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壹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壹錘定音，壹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裏有兩名中央委員，壹是柯，壹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壹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制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壹條壹級公路，占用了壹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評說，妳們要不要吃飯了，占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復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壹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壹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壹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妳們這樣寫是什麽意思，妳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麽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壹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麽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壹次，我為柯慶施起草壹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壹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妳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妳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妳說，妳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壹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壹看，哦，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壹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壹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壹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幹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盡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壹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幹事情上，而是有壹定的普遍性，在其他壹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
要全面評價壹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壹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壹副多棱鏡，不是那麽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壹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