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文化意義是什麽
那麽當時脂硯齋他講到說《紅樓夢》描寫的什麽呢，大家可以看到《紅樓夢》的第壹回脂硯齋有個批，這個批語是寫在第壹回，寫了壹個 “絳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那麽寫了以後，脂硯齋這兒有個批，他就說作者是要借這個故事來寫他心裏面的積郁，積郁就是悲愁和苦悶。那麽曹雪芹通過《紅樓夢》要把他自己心裏邊的悲痛的壹些事情講出來。這是比較早的，那麽下來就是評點派，評點派代表人物是兩個，壹個大家也看到的就是所謂的護花主人，就是王希廉。那麽王希廉他在評批裏邊有這麽壹句話，意思是說曹雪芹為什麽要寫《紅樓夢》，就是感嘆家世的盛衰。這是評點派的代表人物之壹。還有壹個叫做張新之，就是太平閑人，那麽他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諷刺家庭教育的失敗。那麽後來就是索隱派，索隱派它重要的興趣是考察《紅樓夢》它的本質是什麽，這個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壹個就是認為《紅樓夢》裏邊寫的是順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順治皇帝就是賈寶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寫他們兩個的故事。這是說他寫這樣壹個故事，索隱派裏頭其實最有代表性的呢，那麽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那麽就說裏頭寫的女子就是漢人，男子就是滿人。所以他認為《紅樓夢》主要是要批判滿清王朝的，那麽下來就是考證派，考證派認為《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傳，寫他自己的家世的，當然解放以後，那麽又有壹些新的壹些意見。
《紅樓夢》大家是非常喜歡的，很有興趣了，其實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剛才張先生所敘述的那個情況，這之間這幾種流派，事實上是壹直貫穿下來的。但是有壹些是並行的，但是有壹些呢，它是有所側重的，比如說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以後，那麽好像考證派比較的占上風，為主體，為主線。但是其實這個時候的小說的評點派和索隱派都還存在的，所以它這幾種是互相交錯在壹起的，而這裏面每壹派的裏面其實情況也不壹樣的。我們常常講，比如考證派吧，往往說是胡適先生是開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這裏面來，但是事實上呢，現在有人就指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余平伯的《〈紅樓夢〉考證》是不壹樣的，胡適先生對於《紅樓夢》的考證，他更著重於史學的，就是說把《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的版本，放在壹定的歷史時期裏面去考證，通過歷史，通過史料來對它進行考證，當然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辯》或者《〈紅樓夢〉研究》這個著作為代表的。他的考證呢，更著重於對於《紅樓夢》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稱做這是文學的考證，那麽文學的考證呢，事實上跟後來興起的小說批評，其實它這裏邊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學的考證和小說的批評它是相融的，所以這裏邊的關系很有意思的，仔細來分辨的話，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紅樓夢》之所以形成為壹門學問、專學，並不僅僅它有謎，首先是《紅樓夢》本身所具備的文學藝術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關心《紅樓夢》了，才去關心它的謎。像我無名無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蹤了、死了、活了，大家不會關心。因為《紅樓夢》有這個魅力吸引著大家，所以說大家才要去關心《紅樓夢》，也關心《紅樓夢》的謎。那麽考證越多，發現的史料越多，那麽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越多，出現許許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歲也罷，活了五十歲也罷，咱們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點點滴滴的東西。所以好多是解不開的謎，《紅樓夢》又是壹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許多解不開的謎，正因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這個謎，越解謎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個就是說許許多多的大學者，都加入紅學研究隊伍中來，不是說能搞《紅樓夢》就能成為大學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學功底、文學修養，他才有《紅樓夢》的研究。歷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後來的周汝昌先生，馮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於說咱們政治領袖的參與，更把這個紅學熱潮給掀起來，這個形成壹個什麽呢，更重要的是壹個群眾基礎，就是說有許許多多《紅樓夢》愛好者在，愛好《紅樓夢》不是別人能煽呼起來的，我在這兒推銷壹個產品，我做什麽廣告，而是《紅樓夢》本身具備這樣的魅力，為廣大的讀者所認同，所喜好，所以說紅學的形成不是單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單壹的。
那麽索隱派它作為另壹個歷史流派，怎麽說呢，概念是怎麽說的，索隱就是因為第壹，《紅樓夢》有許多謎，曹雪芹有許多謎，《紅樓夢》有這麽大的藝術魅力，那麽有許多人，就是說作者在前面有壹個誤導就是說“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壹段故事來，這種情況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隱《紅樓夢》背後隱去的真事到底是什麽，然後就出現了種種說法。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現了“張侯家世說”，就是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裏邊提出來的，張侯大家比較熟悉，就是看過金庸的小說《鹿鼎記》裏邊的有壹個張勇，歷史上實有其人，當時在平“三藩”之亂的時候，他立過戰功。那麽往後，實際上最早前面還有壹個是納蘭明珠家世說，納蘭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說也都知道，就寫了他的家史，有的時候是明珠，有的時候是他的兒子納蘭性德。那麽還有壹說，前壹段《宰相劉羅鍋》放得很火，說是和珅家世說，等等，實際上說它隱去的真事，也就是《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麽。
所以說，它索解背後隱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國人傳統的習慣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說小說起源於什麽，起源於什麽時代，現在學術界是有爭論的，像張老師、段老師他們專門搞小說史，都知道這個，有的說起源於史，有的說起源於神話等等，有說是起源於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個都是翔實的，它真正成熟是從唐傳奇開始，小說開始成熟起來的。但是呢，中國古代也就是說把小說叫做野史，就是說它是補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觀念，造成了中國人壹種觀念，就是說小說是來源於歷史，它是寫了壹段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兒編造的故事，當然編造故事有的是虛空架構，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實，來藝術地升華，來寫成的小說，那麽就形成了這壹流派。
還有壹個咱們傳統的漢人解經，就是分為古今兩大學派，就是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古文學家是依據版本，依據事實來考證這個書的真偽，這壹段文字的是非真假，那麽今文學家的，當時新文學家都是壹幫“中央委員”壹級的政治家，他要求的是文藝為政治服務，他所以解詩經的時候，就枉加闡釋，那麽這種傳統繼承下來到宋代這個時候，王安石他們搞變革的時候呢，解經的時候，都是隨意而為。我怎麽闡釋這個，甚至我可以說，壹直發展到咱們建國以後，1949年以後，對《紅樓夢》的闡釋都有他們***同的性質，就是說我隨意而解《紅樓夢》。文學藝術研究創作，要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有這樣的要求，那麽闡釋必然是歪的。那麽實際上說到考證派，考證派推翻了索隱派的妄言，他註重事實，他從古文學家那兒流變來的，可是當胡適這壹派，就是新紅學派，把曹家和《紅樓夢》裏面的甄賈兩府等同起來的時候，他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只不過是說蔡元培他們這壹派，索隱的是明珠家世，什麽康熙朝的政治小說等等，他索隱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區別在於混同了文學與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學與歷史的界限，《紅樓夢》就是壹部小說。
關於王國維的哲學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寫過壹篇就叫做《〈紅樓夢〉評論》。那麽這壹篇文章呢，在當時還是比較重要的，因為他是不同於評點派、索隱派的觀點的。我接著剛才孫玉明先生說的，索隱派裏邊有壹種意見，就是認為《紅樓夢》裏邊寫的就是明珠家世說。寫的就是納蘭性德，納蘭性德在清朝是個有名的詞人，那個詞寫得相當好，那麽王國維先生我覺得他的這個觀念很重要。他就說《紅樓夢》裏面寫的壹些內容，特別是壹些詩詞的壹些思想色彩，那麽和納蘭性德。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去世以後他寫了壹系列的詞，來悼念他的妻子，有名的像《金縷曲》。那麽王國維先生他就認為，《紅樓夢》裏邊的壹些感情色彩和納蘭性德的詞是壹樣的，就是相通的。但是他認為《紅樓夢》裏面所寫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絕對不是納蘭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種感情。所以他認為《紅樓夢》是中國的壹大悲劇，是悲劇裏邊的悲劇。我覺得《紅樓夢》我寫的是什麽？《紅樓夢》寫的人生的悲劇、愛情的悲劇、家庭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大概這樣壹個觀點就是今天我們有這樣壹種意見，這個觀點大概最早的可能來自於王國維先生的那個意見，因為王國維先生他是壹個文字學家，他是壹個古典文獻學家，同時他也是壹個文藝批評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覺得比索隱派的那些蔡元培先生，沈瓶庵這些，比他們要高得多。
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這部書很薄，它這書最早寫成的時候，1904年，因為他這個書的問世的時間，那比索隱派的那兩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夢阮比他們那個要早十幾年。所以中國的《紅樓夢》研究有壹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國維這樣有理論的有系統的這種評論，應該說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很有價值的這種評論，給沖淡了。大家所喜歡的、大家所關心的就是賈寶玉到底是誰，賈寶玉是不是順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大概像蔡元培先生他那個《石頭記索隱》大概是1917年的時候，其實他比王國維那個已經晚了很多了。但是他這個壹出來以後，就把王國維先生非常重要的這部著作就給沖淡了。那麽妳談到王國維的這部著作我覺得在中國，它不光是紅學史上的壹部有標誌性的壹部理論著作，而且在中國學術史上也是站得住腳的，也是很了不起的。那麽就研究《紅樓夢》而言呢，他是第壹個是有系統地來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的。整個《紅樓夢》已成為壹個學問，它的理論價值得到闡釋，這個王國維是功不可沒的。另外他也是第壹個用西方的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的，他引用的是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他們的這種哲學觀點用來研究中國的《紅樓夢》，宿命的、悲觀的。這是很了不起吧，我們現在要引進西方的理論技術，那王國維那個時候就已經引進得非常成功了，已經拿來了。
所以這個著作在《紅樓夢》研究當中是功不可沒的，那麽它裏面所講的問題我的看法它是壹個美學角度的評論文章，它雖然講人生，說《紅樓夢》寫的就是人生的這種，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滿足就永遠是痛苦的，這是他的觀點。人就像鐘擺，鐘的擺是壹樣的，擺過來擺過去的話，都是在痛苦欲望之間，不會超出這個。所以他認為他用這個觀點解釋《紅樓夢》，就比如像賈寶玉看到他的未來就是賈雨村賈政第二，他不願意再走這樣同樣的路。
賈寶玉越是有欲望，他希望過那樣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樣的愛情，那麽這些又是不能夠實現的，所以他就永遠在痛苦當中，所以他最後講到了，賈寶玉最後怎麽辦呢？出家是壹種解脫，人生是永遠不能擺脫痛苦的，因為妳人生老是有欲望，欲望是不能得到滿足的，所以就是永遠是痛苦的。那麽怎麽才能夠解脫呢？就像賈寶玉那樣，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覺得《紅樓夢》評論的價值不在於這兒，在於《紅樓夢》的美學的批評，美學的鑒賞。他提出來就是中國兩部悲劇作品之，壹個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長篇傳奇；另壹個就是《紅樓夢》，而且他說《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這樣引進悲劇的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王國維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對於王國維先生這邊，首創之功不可沒，我承認。但是我覺得現在紅學界對這篇文章評價非常高，他當時之所以沒有引起反響，後繼無人的原因：第壹是當時咱們的留學生太少，了解歐美的人還太少，那麽它引不起反響；第二是他這個文章現在仔細讀壹讀，給我們現在研究界基於用歐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的理論來肢解文學作品是壹個道理，只不過王國維先生是壹個大學者，他駕馭起來遊刃有余。就說讓妳讀著非常什麽，他純粹用叔本華的理論來解釋人生可以，來解釋《紅樓夢》不可以，《紅樓夢》雖然寫的是壹部人生的悲劇，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那種思想和叔本華是不壹樣的，叔本華所謂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來自於欲望。這樣解釋人生，我覺得有時候行得通，可是《紅樓夢》表現的不是這樣，《紅樓夢》表現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許許多多的美的東西被毀滅，它又無可奈何，無法挽回這樣的壹首悲歌。我是這樣想的，所謂的是人間倒有許多樂事，只不過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這是當時那個石頭動了凡心要下凡的時候說的那壹番話，在曲子裏面也唱到了“嘆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嘆人間”，實際上還是壹個道理。
通過《紅樓夢》的描寫，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痛苦煩惱，有許多歡樂歡笑和幸福，大觀園裏面的描寫，許多情節的描寫，令人羨慕、令人向往，令人忘憂，忘卻痛苦的，可是這些東西恰恰被毀滅了。這由此以人為本、以人為出發點，由此觀照到整個自然宇宙。為什麽花開了它要雕謝，為什麽人年輕的時候那麽漂亮她要老，為什麽人有生還有死，為什麽還有四季的變化，等等東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過黛玉之口對天發出問蒼天這樣的話。他是壹種無可奈何，所以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無可奈何世界的壹切美好的東西都毀滅了。真善美，是他所贊美的，假醜惡是他所譴責的，他在挽留世界的壹切，他在哀嘆世界的壹切。包括賈寶玉的心勞力竭、無可挽回，無可奈何。當然最後論主題思想，從《紅樓夢》產生以來，甚至每壹部小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傳到今天我們在座的甚至我跟我兩位老師，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剛才張老師已經談到了說《紅樓夢》是壹部人生的悲劇，我也承認，但是我們關於人生的涵蓋的那個內涵又不壹樣，那麽我只是說說我自己的看法來。
張俊：我覺得是這樣的，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觀點來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肯定它首創之功。因為他是研究《紅樓夢》裏邊，段啟明先生講的那個，是第壹個把西方的美學觀點，引用來評價《紅樓夢》的，這壹點是應該對它肯定的。至於說它這個裏邊有些觀點，那麽今天我們可能不認同，到了今天可能有壹些並不見得同意，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們改革開放以後，那麽引進壹些西方的壹些觀念，我們研究《紅樓夢》。實際就是說在當時的時候，西方有壹些文章寫得還是很好的，我們看不著。在1975年的時候，有壹個美國的壹個漢學家，《紅樓夢》研究家余英時先生，他寫了壹篇論文，就是《〈紅樓夢〉裏面的兩個世界》，這壹篇論文在當時反響很大。他講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什麽，壹個是大觀園裏面，壹個是大觀園外。大觀園裏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觀園外就是“禮”的世界，禮教統治的世界。
段啟明：這“兩個世界”我有點想法，我覺得，我等著孫玉明來批評我呢。我覺得這個大觀園是不是能夠跟外邊的社會分開，它是另壹個世界，這個值得研究。余英時先生這個講法是影響非常之大的，在海內外影響都很大的。因為魯迅先生曾經講過壹句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受之者，獨寶玉而已”。那麽它所說的這個“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這個“華林”是包括了大觀園的，而且從賈寶玉的生活來看，賈寶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觀園嘛，不是說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種種的挫折或者怎麽樣，那麽他對於人生的感觸，他對於人生痛苦的深切的體驗，就是在大觀園生活所獲得的。所以大觀園並不是什麽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說超脫了現實的壹個什麽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裏邊那個夢裏面的那個東西，它不是壹回事，它是實實在在地寫了這麽壹個生活的環境。而賈寶玉所蒙受的種種人生的這種苦難，對於人生的這種感觸，就是在大觀園當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呢，是有壹個圍墻，但是就是說這“兩個世界”是從什麽意義上來講這兩個世界，如果說是把外面的大觀園外面的當作是壹個現實的充滿矛盾、充滿痛苦的社會，而大觀園裏面是壹種理想的、是壹種歡樂的，那我覺得不太符合這個事實。大觀園裏面的血淚，它真正感染了賈寶玉，所以賈寶玉對於人生最後采取那麽決絕的態度，就按現在的120回本子來看吧，它也是毫無反顧地走了，更不用說，到底是曹雪芹的原著最後是“懸崖撒手”，只落了壹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那他對於這個生活簡直是徹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觀園沒有使他得到什麽，大觀園墻裏像墻外壹樣使他失意。
余英時把《紅樓夢》硬性地劃為兩個世界，恰恰是沒有考察壹下中國小說或者戲劇發展的歷史。在中國古代封建時代，男女之間的戀情要有壹個特定的場所，有的是作家的虛構，有的是來自於現實生活。幾個地方，夢裏邊，代表作《牡丹亭》；妓院裏邊，從《霍小玉傳》、《李娃傳》壹直到後來的《杜十娘》的故事。再壹個在後花園，才子佳人後花園，還有壹個，壹層關系就是表兄妹，在那個時代，男女到了壹定的年齡，是不可能在壹起的。像賈寶玉那樣，在內闈廝混，作者要回避年齡，讓這些人做許多大事，說出許多大人才能說得出來的人生哲理的話。甚至可以推薦王熙鳳這樣的壹個人去協理寧國府，那麽賈寶玉的年齡會太小嗎，這時候就淡化它，寫成了大人，但要讓他在內闈廝混，有跟壹幫女孩子在壹塊兒的條件的時候，就要把他的年齡給縮小。那麽大觀園實際上也就相當於在《紅樓夢》以前的後花園、寺廟、妓院或者夢裏邊，它給《紅樓夢》裏邊的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發生，提供了壹個可信的場所。青石板上長不出樹苗來，它先給妳提供壹片沃土，然後再培植這壹棵愛情的苗子。那麽大觀園呢，實際上就是這麽壹個地方，而前面我也談到了，《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麽？我認為是人生的悲劇，是人生、人世間、自然界中壹切美好事物被毀滅的悲劇，它通過薛蟠打死人，讓寶釵進了北京，通過林黛玉喪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賈府這個大舞臺以後呢，男女主人公所謂的這壹幹風流冤家就能聚到壹塊兒來，才演出這壹臺戲，最後通過元妃省親搭了壹個更大的非常漂亮的壹個大舞臺，讓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們在這兒來演出這壹出人生悲劇。那麽大觀園很美好，裏邊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滿了歡聲笑語，但裏邊也不是沒有矛盾的，裏邊的矛盾很多，到抄檢大觀園，可以說是壹個信號，是第壹縷秋風吹來的時候，剩下的就是百花雕謝，萬木雕零。那麽它前邊竭力渲染大觀園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極點的時候，被毀滅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讓人嘆息，比如妳走到路上看到壹棵野草的時候，妳踩它壹腳就不會介意，當妳看到壹朵漂亮的小花的時候，妳可能會珍惜它、愛惜它。當妳養壹盆非常名貴的鮮花的時候，妳也會愛惜它，當它壹旦沒養好，它死去的時候，妳這種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說我覺得呢，余英時先生劃分這兩個世界，是無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壹個美好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的壹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毀滅，青春的包括愛情的，人生的壹切東西被毀滅，大觀園裏邊並不是脫離現實的，兩個世界的劃分，我覺得是太絕對的。
段啟明：我肯定壹點就是說，把中西文學進行比較這種研究道路是絕對可走的，絕不荒唐，絕不是荒唐的。因為運用西方的理論，甚至和西方的文學加以比較，這種研究本來是從王國維以後就有這樣壹個傳統的，我們只是在60年代前後，那個時候不開放，那種情況下，固步自封，那個時候出現了，那是壹個逆流。所以說吸收西方的觀點，跟西方的文學進行比較，這個就是壹個很正常的壹個研究方面。我剛才說，王國維1904年寫《〈紅樓夢〉評論》，到1920年，我記得有兩篇文章，其中特別是有吳宓先生，學衡派的吳宓先生，吳宓先生寫過壹篇《〈紅樓夢〉新讀》。這篇文章是1920年寫的，那完全是壹個跟西方文學的壹個比較的研究，這個時候已經是很正常了，而且我們看那壹代的學者，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外語也不行，說到西方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王國維、陳寅恪這壹代學者妳去數吧，都是學貫中西的。錢鐘書先生等等，至少會壹門外語，這才是真正的學者，而且是留過洋的，但我們這壹代客觀是這麽走過來的，我們沒有留洋，我們到農村勞動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們，所以這也是我們學術傳統上的壹個斷裂，我還沒說完呢，妳讓我再說兩句，妳老是臉背過去，我也沒法跟妳交流。
學習西方的東西的話，跟西方的作品進行比較，是絕對應該進行的，可能有些有的時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規範，就是說比較文學不是比較的文學，也不是文學的比較，那比較文學到底是什麽，我也不知道。比較文學的內涵，比較文學的方法，這些東西，就是現在我們要力求做得規範，它是有壹個方法在裏面，不是拿過來什麽就可以的。
孫玉明：談到比較文學這壹塊兒，我還是有壹種感覺，我們收到大量的來稿當中，根本沒有理解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它應該如何運作，就是非常機械化地比較。比如說比較賈寶玉《紅樓夢》與《源氏物語》，那麽賈寶玉有幾個女孩，光源氏有幾個女孩，賈寶玉如何疼愛女孩，光源氏如何疼愛女孩，不是這樣比較法。如果說能深入到兩國文化的同異中去，比如說《源氏物語》產生的那個特定的時代，日本那邊的歷史文化是壹種什麽狀況，那麽《紅樓夢》產生的這個時代，又是壹種什麽狀況，再比較點其他東西，談點文化的流變，或者是兩國文化上的差異，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