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門的各方回應
深圳兒童醫院倍感困擾。在“八毛門”事件曝光後，社會輿論壹時間嘩然，給該院帶來巨大壓力。
5日內接連出現了三起家長拒絕手術治療的病例，而這在該院以前是非常罕有的。該院外二科任鋒醫生說，2011年9月10日下午2時，任鋒接診了另壹名10歲的闌尾炎患兒，當時出現了局限性腹膜炎，符合急診手術指征，但家長拒絕手術要求再觀察兩三天，還質疑“難道藥物不能治好這個病嗎？”醫院只好繼續每隔幾個小時進行例行觀察，而到當日下午5時左右，女孩癥狀明顯加重，而直到晚上11時30分左右，孩子疼得滿床打滾了，家長終於同意手術。在手術中，醫生發現孩子闌尾已膨大至拇指粗，“再過幾個小時就可能穿孔了”。
深圳市兒童醫院無奈地發出呼籲，希望“八毛門”不要對市民的就醫理念造成負面影響，醫患之間要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同面對疾病。
聽到孩子康復出院的消息，李蘇伊“很欣慰”，並接受了家屬的道歉。他現在最希望看到“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希望他早日康復”；“至於之前的的不愉快，既然已經發生了，也改變不了，就讓它過去吧。”
“八毛門”發生後，李蘇伊和深兒醫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李蘇伊坦承，自己“多少受到了壹些影響”，但同事的關心，朋友的支持，還有老病友“專門打來慰問電話”，都讓他很受鼓舞。而且他從未懷疑過自己當初的診斷。他認為，患者對醫療的不理解、對醫生的不信任都可能發生，但“只要在工作中按照規章操作，遵循相關程序，通過科學的判斷，就不怕出問題”。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壹直在微博上關註“八毛門”事件。廖新波認為“八毛門”不能直接和醫德掛上鉤，但公眾對醫院大檢查、大處方的不滿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大檢查是存在的，主要分為四個原因：壹是完全的大檢查，為了獎金和醫院的發展基金、人才發展和科學研究，因為政府的投入不足和沒有投入，是醫院走市場化道路的結果；二是醫生為防止醫療糾紛發生之後的壹種事前防範，是‘舉證倒置’的結果；三是民眾要求，尤其是有醫療保障之後的壹種需求釋放；四是有通過大檢查來獲取回扣，這是壹種道德的問題。”
廖新波也承認“大處方”的存在，而且相當普遍，是壹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緣於“以藥養醫”政策和政府的補償政策、扭曲的醫療價格政策沒有體現醫生的知識價值所造成。
廖新波認為，“大處方”的存在也與“大檢查”成因相似，而大檢查更有市場，很多醫院“盲目”地購買大型設備，有設備就有資金來源，就可以還貸，甚至可以分紅。
但廖新波也提到，患者把不滿和怨氣全部撒到醫院是不合理的，“不僅僅是醫院的問題，更多的是制度的問題！” 中國醫師協會醫療風險管理專業委員會副總幹事邱蓬鷺表示：“壹名醫學院畢業生，從成為主治醫生大約要6~7年的時間，進而成為主任醫師，天梯是非常狹窄的。醫學有其復雜性，因人因事因時因機構對病情有不同的判斷。”
邱蓬鷺說：“醫療是稀有資源，更需要保護，否則對社會的傷害更大。全國340萬醫師隊伍裏，害群之馬不超過1%。”
針對“八毛門”事件，她表示，建議陳先生先為孩子辦理少兒醫保，可分擔壹部分的醫藥費用，同時密切關註孩子的病情。她說,患者確實有權利去質疑,但是由於缺乏醫學背景,很難聽懂,即使有壹定的醫學知識,但是不同科室也很難體驗,加上社會現實,本能對醫生產生了不信任。
她表示,“這其實與醫療機構壹直不太重視公***關系處理,醫生和患者之間溝通缺乏相關的專業環節”。深圳是國家關於建立“醫患糾紛社會管理體系”的試點,具體內容包括“醫療責任險”、“人民調解”、“第三方調解制度”等。而目前,深圳已經在全市12家醫院設置了醫調室,由司法局所聘請的專職人員作為中立方來調解醫患之間的溝通,以避免雙方的情緒化沖突。而深圳市寶安區已嘗試在司法系統下建立“第三方醫調糾紛專家鑒定庫”,以保證醫療鑒定結果的公正客觀性。 患兒家屬陳先生在了解到有家長拒絕為孩子進行手術時深感不安。他本身也是醫生,目前很擔憂自己的案例加劇了醫患關系的緊張，也影響到其他患兒家長的判斷。他多次強調說,自己的案例只是個例,很擔心其他不懂醫學的家長不聽醫生的建議,而延誤自己小孩病情。他說,“建議家長們還是要聽醫生的,我也是聽從了廣州醫生采取保守治療的建議,而不是自己下的判斷。”
他說，深感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盡管不乏客觀公正的報道,但是也有的是為了吸引眼球,令許多家長認為孩子已經治愈,“我的孩子並未治愈,而是目前根據廣州專家的建議,實行保守治療,如果被確診為巨結腸，要等到孩子再大壹點再做根除術。”他說，不想再引起對深圳兒童醫院的負面影響，但是他本人有選擇醫院的權利。
廣州地區某三甲醫院壹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專家說，他從醫30多年，以前醫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絕對的權威，患者壹般都很相信醫生。但近幾年醫患間的信任度卻急速下滑，醫患的信任危機不僅會影響到醫療秩序，而且反過來也會傷害患者，可以說雙方兩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