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青楊的觀點：
批評比贊美，誰更愛國？
批評這種愛國方式，不太容易讓人接受的原因在於，批評這種愛國方式，往往與講真話連在壹起；而講真話往往要擔風險、付出代價了。有教師陳平福甚至僅因為發了幾篇博文就要被審判了，用這種方式愛國妳註定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不論是屈原的投江而死，還是魏征的數次涉險，中國歷史上總是不斷演繹著忠臣擡棺進諫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頌總讓人比較舒服，別人也喜歡聽，風險小，收獲大，所以，往往歌功頌德者多。
總有人擔心對國家的批評，會讓國民產生負面情緒。但如今，主流媒體上已經大部分是“形勢壹片大好不是小好”的聲音了，我們根本不用擔心負面情緒占上風。我們好像總是在不斷的歌功頌德！什麽GDP又翻番了，人均收入提高多少了……反正天天看到媒體在不停的報道好新聞！中國是全世界最熱衷唱強自己的國家，知識分子和新聞界幾乎永遠站在政府壹面，唱紅制度，唱紅政策，唱紅政府。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者，好像從來不需要知識界與媒體人批評。
從建國1949年以後的歷史來說，凡是民眾和知識分子失去了批評當權者的能力的時候，就是我們民族遭受最大苦難之際。每壹個民族災難降臨之前，其實都有微弱的批判的聲音，這種聲音總是被打壓下去之後，災難就接踵而至了。回憶中國的文革時期，到處都充滿了令人惡心的阿諛；永遠都是形勢壹派大好。可實際情況如何呢？那些總是吹捧贊美的，又幾乎無壹不是心口不壹和兩面三刀的；因為古往今來的中國社會早就有大量這樣的事例，證明誤國誤民的奸臣正是那些專會阿諛奉承的邪佞之徒。
古往今來的愛國者
要說“愛國”，古往今來，最受中國人尊敬的愛國者非屈原莫屬。可是妳看他的文章作品，什麽時候為朝政唱過贊歌呢？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是些批評、發牢騷的文字。按照當下某些“愛國者”的理論，屈原完全符合他們“賣國賊”的標準。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壹個，也是最著名的愛國主義者。
屈原他既不像某個央視退休的主持人“從不給國家添亂”，更不像某個大媽“從不投反對票”那樣去愛國。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對、阻止楚王已經成竹在胸的既定國策，和那些只知道說好話的邪佞們做鬥爭。結果，他先是被逼走，繼而又被逼瘋，最後被逼到跳河裏去了。按今天們某些人的理論，或許他應該是個漢奸、賣國賊。
也許愛國有方式有多種，從屈原大夫不堪亡國之痛而自沈汨羅江，以死明誌，到蘇武大使滿含冤屈，頂風冒雪牧羊荒原19年，歸國之誌彌堅。但古往今來，甚至古今中外，可以說是所有的愛國者，都同時是當時現實的批評者而不是贊美者，幾乎無壹例外。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這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湯托馬斯·傑斐遜的壹句名言。但在中國，總有壹些人把社會不穩定的原因，歸結於批評者。但批評者的作用，其實就如同“扁鵲之於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為壹開始，聽不進扁鵲的“說三道四”，結果病入膏肓。難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為扁鵲的說三道四？正是因為沒有人說三道四，或者，妳聽不盡說三道四，才會病入膏肓。
壹個社會，如果真是萬眾壹心，眾口壹詞，幹什麽都壹邊倒的時候，這個社會，壹定是充斥著危機、危險的社會。我們的報紙越幹凈，社會則越骯臟。電臺越和諧，世道則越可怕。電視越美好，生活則越難過。電影越高尚，真實則越虛偽。壹個正常的國家，不是只許歌頌，而是可以反對，不是只能感謝，而是可以批判。壹個擁有眾多批評者的國家，說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壹個本國人都不想去批評的國家，說明它已經完全令人絕望，它的國民只想盡快離開它，移居到別處。
每壹個當下的中國人都請牢記，當妳密切關註民族命運之時，就是這個國家走向文明的開始；當妳毫無恐懼地質疑政治機器的腐朽，就是這個國家不甘沈淪的萌動；當妳自由投出心中神聖壹票，就是這個國家融入世界的關頭；當妳強烈感受中華民族風雨飄搖，就是這個國家成熟的征兆；當妳接受了國家對妳的愛，這個國家才值得妳去愛！所以，在當下的中國，我們能夠想到的最好的報效祖國，熱愛國家的方法，就是允分發揮批評的作用，批評它各種不足之處，揭露邪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