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之的人物履歷
十八中學是東北內遷學校，1946年，學校回遷東北。張思之隨校遷徙，但他的目標是北京，他向往這座歷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來上學。但到西安時，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強留，進入壹所教會中學，上了壹年高中。教會學校管理嚴格，要開除壹名違背了“晚上十點後不能看書”的校規的同學，張思之帶領同學罷課，抗議成功，學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學期開學前，學校勸張思之“轉學”。但他又轉了入壹所教會學校，他的“案底”被傳到新學校，當時已經是高三下學期，正要畢業統考，學校不打算給張思之文憑。於是，張思之毅然離開學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1947年，在顛沛流離中上完中學的張思之，要以同等學力考大學了。他誌向遠大，並且“學習不好，考試還行”，當時名氣不小的朝陽學院把他錄取了，他還不高興，他想學外語，將來當外交官。無奈父親聽到消息，早把學費匯入朝陽，就這樣入了朝陽學院，開始了他和法律結緣的坎坷壹生。 好不容易有個能安身讀書的地方，他決定好好讀書。憑著父親做醫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夠的錢，供他買了很多書。1948年，滿懷正義感的張思之入了地下黨，他稱為“就這樣上了船”。
學校的革命環境險惡，臥底學生甚至是帶槍的。而張思之在學校又搞海報又出壁報，十分活躍。1948年12月2日，這個日子張思之壹輩子都能隨口說出來。那天晚上，他覺得似乎不妙，就去問他的“上線”（地下黨是單線聯系的），說今晚可能要鬧事啊。上線說，都到這個時候了（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產黨的軍隊就要圍城了），不會出什麽事的，小心壹點就是了。
事實上，這時，特務已經總動員，要抓壹批人。張思之不放心，告訴他情況很危險，就走出門來，正看到自己的門前已經站了幾個特務。他立即從二樓跳下，跑去通報他的下線。路上，突然壹只手把他抓住，壹位同學要張思之趕快想辦法逃出校門，他在外面接應。張思之尋找出校門的機會，看到幾個特務才吃完飯的樣子，聚在校門，他立即裹著大衣臥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滾，滾出了校門。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張思之就這樣“滾出了朝陽學院”，脫離了危險。
在那位同學的幫助下，經過壹夜躲藏，張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國***產黨華北局城市工作部。準備離開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產黨員壹個都不走了，傅作義就要投降了，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產黨接管了。張思之回來了。既是朝陽學院的，順理成章地就進了法院系統。 1950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以全優成績修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主要課程”。
1956年，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壹年後被劃為北京律師界第壹個右派分子，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1972年結束勞改，入北京市垂楊柳二中教書。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長和副院長所代表的“兩個反黨小集團”——妳說我反黨，我說妳反黨。
1953年，反高、饒集團時，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號召加強黨的團結，各單位都要解決團結問題。法院開了壹個月會，“兩個反黨集團”坐在壹起“加強團結”。壹個月會期，張思之“死不開腔”。到了最後壹天，領導說，妳壹句話沒有講，恐怕要講點。他就從七點講到十二點，整整五個小時。當場就有人“敲邊鼓”，說他“講得太好了”，馬上給市委打電話叫人來聽。“現在看起來，我當時肯定講得有過的地方”，而當時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長”。
1954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各單位都有壹個學習小組，先學習各種文件，再放在自己單位學。張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學習小組組長。他帶著兩個組員到茶館去開會。另兩人把他揭發了，他“光榮地成了胡風分子”。軟禁在法院地下室（裏面有檔案呀材料呀，亂七八糟的東西）。幾個月後，宣布張思之不是胡風分子，放了出來。其實，張思之“不僅認不得胡風，胡風的書也根本不愛看，胡風的書很難看的”。
放出來的張思之，還想問“整了我這麽長時間，總要講清楚嘛”。他哪裏知道，當時要肅清內部的反革命。接下來就是審查“特務張思之”。因為他參加過遠征軍，而且是“特務連”。“特務”審了壹年。結論是，“經查，張思之不是反革命。”
張思之這時還有點脾氣：“我當然不幹了！妳們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還要‘經查’，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給他解釋。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長在會上說，可以在院子裏貼大字報，但外面不能貼。年近而立的前朝陽學院畢業生，前地下黨員張思之問道：既然院子裏可以貼，要是有人貼到外面去了，甚至貼到天安門去了，妳怎麽辦呢。問題立即轉換為“張思之說要把大字報貼到天安門”而上傳。於是他成了右派，成為北京律師界的第壹名右派。
右派***分六個級次。張思之不屬於很重，第四類：降職降級，被送去昌平縣的壹個山區勞教。
從1957年到1972年，經過十五年勞教歲月，張思之戴著右派帽子來到北京垂楊柳二中做語文教師時，已經是45歲了。
他太珍惜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點騎著自行車去叫學生起來鍛煉身體，晚上九點過後才回家。他對學生滿懷熱情，他的壹位學生回憶道，他給學校刻寫的蠟板，本來應該由他送去的，但張老師為了不耽誤他的時間，堅待要騎車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範教師。 7年後，即1979年，張思之52歲，有關部門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屬錯劃。
最好的青春歲月屬於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劃為右派之初，他甚至覺得“劃得對”：毛澤東同誌還有錯啊，肯定是我錯了嘛。到平反的時候，他不壹樣了。“開什麽平反座談會，我也不去。”“我壹不喊萬歲，二不罵娘。”他認為他壹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勞改，而是受愚弄”。
中國律師業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風暴中遭致毀滅打擊。二十多年來，新壹代中國人只在電影裏看到過法庭辯護的場景。中國的律師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張思之成為北京律協副會長，同時兼任法律顧問處主任。他玩命地工作。“壹天幹十五個小時，經常住辦公室。”他甚至幫別的律師修改訴狀和辯護詞，因為“我們的律師文字功夫太差了”。
適逢黨中央正準備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法律界簡稱“兩案”）進行公審。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個律師，組成兩案辯護律師組，張思之被任命為組長。在此之前，這位早年受訓於朝陽學院的學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師，只打過“壹個半”官司。第壹個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團來訪，要求旁聽中國律師的法庭辯護，他受命“表演”了壹個搶劫案的辯護。另“半個”是壹樁離婚案——辦到中途，五七駭浪迎來，他被卷挾而去。
張思之先被指定為江青的律師，但在會見江青的時候，昔日的“女皇”聲稱“不要葉、鄧派來的人”，她不習慣跟人平等說話，他們壹開談就是繃著的，後來不歡而散。
接著，張思之被指定為李作鵬（文革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海軍政委、政治局委員）辯護。
作為“兩案”被告的辯護律師，這是壹個政治任務，張思之需要“顧全大局，服從中央統壹指揮”，這壹開始他心裏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訴他，“事實已經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張思之說他當時就想，既然這樣，“那妳還要我們幹什麽嘛”！司法部還規定，律師做什麽，要給審判小組匯報，要經審判小組同意。
張思之說，對這個要求，他不僅“心裏不安逸”，而且“我們硬是沒有執行”。最終，他們為李作鵬等人抹掉了起訴書上的七項罪名。以致李作鵬在法庭上作打油詩概括張思之的辯護， 是“邊鼓敲幾聲”，但還“有聲勝無聲”。
“兩案”裏張思之的表現，“令上上下下都滿意”。即便今天回頭來看，以當時的條件，“兩案”的辯護也只能做到這樣了。
“兩案”之後，張思之名滿天下，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我那時風光啊！”
但是，給他帶來更大名聲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卻是九十年代以後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與法制》記者董服民被訴“侵權案”；2003年他以76歲高齡代理“鄭恩寵”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這些案子的影響之廣，以致提起它們時不需要再添加註釋。
同時，他廣泛介入社會公***領域，積極為公***利益發表意見。他成為了壹名廣受尊敬的知識分子。
作為辦理過全球矚目的“兩案”的辯護律師，張思之比誰都知道辦理這些“必輸的官司”的難度。“那是肯定打不贏的，打贏了不是翻天了？”他認為他是在履行壹個律師的天職。屢敗屢戰的結果，是使他贏得了在這類官司中“從來沒有贏過壹場”的特大名聲。
壹連串非他莫屬的著名辯護，把張思之從壹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帶到了耄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