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崛起”是不是“書面崛起”？

方紹偉：《黨中央究竟在想什麽？》第十九章：“中國崛起”是不是“書面崛起”？ 中國人從“秦漢唐宋”以來的“面子情結”，在元清和近代受到了重創，所以數百年來，可以說中國人壹直都懷有“復興之心不死”的誌向。但是，在各大文明的全球化浪潮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歷史博弈裏誕生的“華夷秩序”已經不復存在，此“天下”確實已經非彼“天下”。中國人的復興不是個人或家族的復興，它是壹種潛意識中的“大壹統”的復興，即是民族和集體的復興。民族復興的難點是“集體政治意誌”，只有統壹有效的“集體政治意誌”，民族復興才有可能。 按照這個分析，中國的復興就不是簡單的“內因決定”的孤芳自賞，全球化的“新天下”爭的不單是實力，而且是價值。而在內部，戊戌變法以來，中國政治精英就認識到“器物-制度-文化”的層次關系。只是，中國的復興從來不是按照壹種書面上的構想來實現的，中國的復興從來都是各種“集體政治意誌”的鬥爭和壹種“集體政治意誌”的得勢的結果。所以，體制外設想的“應然復興”就可能完全不同於體制內致力的“實然復興”。在另壹方面，體制內的“實然復興”則由於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而產生“書面復興”與“實際復興”的差別。也就是說，由於體制內的“面子情結”、甚至是壹般中國人的“面子情結”，大家所願意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中國復興，其實只是壹種“書面復興”而不是壹種“實際復興”。 “華夷秩序”意義上的中國復興早就不可設想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則根本不存在中國復興這個問題，因為“絲綢之路”或“鄭和下西洋”之類的強盛根本就不是“全球秩序”意義上的壹種強盛。所以，中國崛起本質上是壹種“重新定位”，是壹種“追趕”，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壹種“後來居上”。但是，中國的“書面復興”除了有這個“華夷秩序”與“全球秩序”的誤置之外，更關鍵的是我們中國存在壹個“政治-道德-經濟”的綜合難題。 在政治上，用“限任制”改良後的“限任壹黨制”取代了傳統的“家族政治模式”和“終身壹黨制”，有效地維護了“大壹統”的政治格局。但是，“中體西用”的“限任壹黨制”的“文化有效性”，壹直面臨著壹種“價值有效性”的挑戰，所以，對任何壹個誠實的分析者來說，“限任壹黨制”的“政治有效性”無論如何不能被誇大。 實際上，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遏止，本質上就是從“限任壹黨制”的“價值有效性”到“限任壹黨制”的“政治有效性”的遏止。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限任壹黨制”本身就是“中西結合”或“低度西化”的產物，所以，在現實邏輯上，“限任壹黨制”所面臨的根本挑戰不僅是它本身的“制度穩定性”，而且是它內含的“價值意向性”以及這種“價值意向性”所要求的“程序確定性”。我們在2011年的中東民主浪潮中已經看到，“低度西化”政治體制的“制度穩定性”，並不必然能夠壓倒其內在的“價值意向性”和“程序確定性”的沖動。 因此，當前中國國內的“左右之爭”，歸根到底是“限任壹黨制”的“制度穩定性”與“價值意向性”自我沖突的表現。在這場沖突中，“程序確定性”更多地被體制內的“潛規則慣性”給取消了。盡管有人認為這是“實質民主”對“程序民主”的取代，可問題的本質，其實只是中國傳統的“書面文化”對“現實文化”的粉飾和遮蓋。所以，“限任壹黨制”的“制度穩定性”和“政治有效性”可以被歸結為壹個“文化有效性”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中國與中東的區別。 不幸的是，政治上“書面文化”對“現實文化”的粉飾，反過來也強化了中國社會上“書面道德”對“現實道德”的遮蓋。所以，中國的“書面復興”除了有“華夷秩序”與“全球秩序”的誤置之外，中國“書面復興”的另壹層含義，就是 “書面道德”背後“現實道德”的無情墮落。關於這壹點，我們已經在近幾十年來無數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作奸犯科、冷漠粗鄙等故事中體會到了。 我們經常說，西方文明的興起是在“對內道德與對外缺德的相對失衡”中實現的。中國的“書面崛起”也有相映成趣的壹面。中國的“內外”不是“國內外”而是“圈內外”，中國人的“圈子”可以是“親友”、“故知”、“集團”、“政黨”。當然，中國的“雙軌道德”還是不同於西方的“雙軌道德”，即便在同樣的範圍內，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感程度也明顯不同於西方人。所以，中國特色的“親情道德”對“契約道德”的優勢，就必然使實際的中國崛起變成壹種極不均衡的崛起，它是壹種“書面文化”的崛起，它是壹種“親情文化”的崛起，它是壹種“權貴文化”的崛起，它總之是壹種“書面崛起”。這就是為什麽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飆升，中國的貧富差距、環境質量、甚至於道德質量都反而惡化了。 中國經濟的“債務和結構危機”也同西方的“債務和福利危機”相映成趣。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內部化”危機，是人力、土地和資本的“國家內部化”的危機，中國的債務危機則是“政治單壹制”、“財政準聯邦制”和“地方短期政治行為”的制度結果。西方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外部化”危機，是民主自由通過“伴隨性和非市場化”的“經濟外部化”突破“群己權界”的結果，是表現為“財政責任外部化”和“金融風險外部化”的制度危機（歐元的危機則是“財政責任外部化”和“貨幣與財政政策不對稱”的雙重危機）。 所以，在“華夷秩序”之後的“全球秩序”中，中國的“追趕”和“重新定位”是壹種奇妙的“國際博弈”：西方的“將牌”是它的“精神價值”，西方的“短板”是它的“外部化危機”，而西方的國際貨幣地位則是壹把可以傷人傷己的“雙刃劍”；中國的“將牌”是它的“市場價值”，中國的“短板”是它的“內部化危機”和“契約道德危機”，而中國“限任壹黨制”的“制度崛起”則是壹個“文化有效性”和 “價值有效性”的“矛盾體”。 “韜光養晦”之所以壹直是中國外政的主旋律，那僅僅是因為中國自己的“短板”確實比較短。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也壹度頭腦發熱地認為，中國獨特的文化可以使中國成為未來“全球秩序”中的“唯壹整合力量”。湯恩比顯然漏讀了中國的“雙軌文化”，“親情道德”可以是“契約道德”的補充，卻決不可能是“契約道德”的替代，更談不上什麽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