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將啃硬骨頭 三大難點問題急待解決
?
“國企改革什麽時候能‘動真格’?房地產稅什麽時候推出、怎麽征收?跨省異地就醫結算什麽時候能夠普惠全民?大氣汙染治理如何落到實處?”
2017年全國兩會即將開幕，最近不少讀者和網友通過本報的兩會熱點調查系統提出了諸如以上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改革步入深水區所面對的“硬骨頭”，往往牽壹發而動全身，或影響到就業，或關乎法律的制定，或亟待財稅體制改革，都與實體經濟發展、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風險防控等有著密切的聯系。
難點壹：市場化改革
近年來國企改革進度滯後，這無疑是全面深化改革始終繞不過去的壹個“硬骨頭”。不少專家表示，國企當前主要存在四個方面問題：壹是部分國企資產負債率高，股權高度集中;二是企業治理不規範，機構臃腫，負擔沈重;三是國資布局不合理，專業化不強;四是行政色彩突出。
現如今，國企改革已不再是簡單的微觀企業改革問題，而是宏觀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壹環。從宏觀金融的角度來說，國企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影響著貨幣政策傳導、利率市場化和金融穩定;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說，由於國有企業壟斷了能源、電信等上遊產業部門，其運行效率影響著服務業等下遊產業的成本、效率和出口競爭力。
除了這些難啃的“硬骨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艱巨性還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此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運用的是行政手段，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且短期內易現效果。下壹步需要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手段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諸多進展。不過和所有的改革壹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壹項艱難的任務，過程中會出現曲折和反復，也暴露出不少問題———2016年，煤炭價格飛漲，壹、二線城市房價飆升，杠桿率不降反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用市場手段完成，要靠市場機制推進。”不過李佐軍也坦言，市場化手段比行政手段更加復雜，要考慮更多問題，難度也會進壹步增加。
難點二：系統性改革
李佐軍還表示，過去壹年多來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靠的是結構調整，但對於造成產能過剩、庫存過多等問題的制度性改革推動較少。
“這些制度性問題恰恰是主要問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李佐軍說。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五大要素，分別是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和制度。這五大要素的背後有著壹系列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問題。
在資本要素方面，馮俏彬表示，我國金融機構存在過於偏重規模大、業務全和國有比重大等問題，而民營、專業化、納入正規監管的普惠金融機構，無論是在數量方面還是規模方面都遠遠不夠。這需要系統性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
在簡政放權方面，馮俏彬表示，前期已取得重大進展，但在推進過程中涉及全國各級政府之間信息連通、規則壹致等核心問題，都需要繼續深化改革。
難點三：著力防風險
“當前改革還存在壹個很大的難點，就是如何做好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平衡，在長痛與短痛之間要有所取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渺說。
在當前宏觀去杠桿的大背景下，不少專家認為，可以用互聯網金融手段來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董希渺表示，在過去幾年裏互聯網金融發展確實很快，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融資難問題，但也很容易積聚金融風險。所以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要看到互聯網金融帶來短期的促進作用，更要關註長期的金融穩定，對金融風險和資產泡沫的形成要保持高度警惕。
去產能、去杠桿、“僵屍企業”處置同樣涉及長痛與短痛之間的博弈。去產能或許會影響壹些地方的GDP和財政收入，去杠桿會使壹些風險顯性化，但如果不推進這些改革，不僅穩不住長期目標，短期效果也會越來越差，“僵屍企業”越來越多，債務越積越重，加劇財政金融風險。因此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壹批風險點，著力防控金融風險。
正如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在去年7月份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所說，“所有稅制和房地產稅制改革至今未推出的壹大原因是涉及大量利益調整，但依然需要‘義無反顧’地推進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根本解決收入分配和包容性增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