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經濟研究]變了"--唐宗焜 經濟研究編輯部:唐宗
時間：2011-01-13 稿件來源：《經濟學家茶座》
“《經濟研究》變了。”這是1985年外界對該刊的普遍反映：據傳，當時《紅旗》雜誌編輯部內部也曾這樣議論過。尤其是該年第10期、第11期接連出版後，社會反響之大超乎我們預料。
1985：什麽吸引了讀者？
當時剛卸任國家統計局長的李成瑞，讀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亞諾什的論文《國有企業的雙重依賴——匈牙利的經驗》（第10期）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調查組的經濟研究報告《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第11期）二文，很感興趣，就批給國家統計局，建議他們對實際狀況多作這樣有理論深度的調查研究。李成瑞既是《經濟研究》老作者，也是編委，那時他就住在月壇北街，和我們工作地點月壇北小街僅壹街之隔，所以我為約稿和征求他對刊物的意見常去登門拜訪，上述情況就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盡管現在他對改革開放有他自己的看法，那時他對這兩篇文章的欣賞確是真誠的，談話間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對體改所經濟研究報告的反應，《編輯部1985年工作小結》有這樣的記載：“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研究組《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和農村發展》（第7期）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調查組的《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第11期）兩篇經濟研究報告發表後反響都較大，特別是第11期出版後，有些未訂《經濟研究》的讀者紛紛來購刊物，有的單位還自己打印體改所的報告。”
科爾奈·亞諾什的《國有企業的雙重依賴》壹文對讀者的吸引力，不僅在先行於中國改革的匈牙利改革經驗（盡管那時它改革尚未成功）為我國讀者所關註，而且該文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對中國讀者來說完全是新的。它絲毫沒有充斥我們國內報刊討論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問題時的傳統老調。科爾奈以其獨創的《短缺經濟學》聞名於世，但《短缺經濟學》中譯本1986年才出版。1985年《經濟研究》發表的《國有企業的雙重依賴》，是科爾奈專門為中國讀者撰寫的，使更多中國讀者直接領略了他的思維方式、理論框架和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實況。該文以經驗實證方法，對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深入地、系統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論分析，揭示了改革的進展、困難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經過精心準備後，1968年1月1日全部國有企業壹舉廢除了指令性計劃指標，但並未因此就形成市場經濟。“1968年改革藍圖的重要目標是努力創造壹個‘可調節的市場’，創造中央管理和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然而，國有企業由此形成了既依賴市場（水平依賴）又依賴政府（垂直依賴）的雙重依賴。他認為，市場有效發揮作用需要四個相互依賴的條件，即能夠反映相對稀缺程度的正確的價格信號、能對正確的價格信號作出積極反應的激勵機制、普遍的買方市場和競爭的市場結構。他對國有企業雙重依賴條件下這四個條件的實際變化狀況作了鞭辟入裏的剖析，指出當時匈牙利國有企業的癥結是“垂直依賴依然十分強烈，而水平依賴卻微弱”，“對市場過程的行政幹預過多過細”，而“市場力量被頻繁的行政活動所閹割是壹個真正的危險”。這些分析，不僅對中國當時剛啟動的改革有啟蒙作用，而且對我們改革開放已三十年後的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體改所的經濟研究報告《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的背景是，1984年10月20日中***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是貫徹《決定》的第壹年；而當時面臨的宏觀經濟形勢是通貨膨脹，投資、消費需求和信貸投放全面膨脹，幾年來推行的簡政放權的改革在啟動改革有所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該文試圖回答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如何推進改革的問題。它依據直接調查獲得的第壹手數據，從經濟運行的微觀機制分析著手，考察宏觀經濟問題產生的原因，揭示宏觀經濟形勢的微觀基礎，從而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戰略重點選擇的建議。這在當時來說是分析和改革的新的思路。同時，它是在幾個專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包括27個城市429家企業調查、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調查、價格改革的社會心理反應調查、青年擇業傾向與社會經濟生活基本態度調查，信息量大，涉及問題廣泛，而且發人思考。該報告是體改所的集體研究成果，按文末署名看，參與調查研究或寫作的就有二十余名年青人，它給正處於作者隊伍青黃不接狀態的《經濟研究》帶來壹股青春活力。刊物將這樣壹篇當時難得的經濟研究報告排在卷首醒目位置發表。它在讀者中引起的廣泛興趣，反映出作者、編者和讀者的心是相通的。
《經濟研究》在讀者中引起顯著反響，不只是因為發表了個別產生較大影響力的重頭文章，也是由於刊物總體格局的變化，包括選題、內容和作者陣容，讓讀者有壹種耳目壹新之感。以1985年第10期為例，除科爾奈論文外，其他文章，既有老壹輩資深經濟學家於光遠研究新問題的論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價格形成》，更有研究新題材的年青作者的論文，如鄭洪慶的《控制方式的轉變勢在必行》、陳錫文的《國民經濟的格局變動與鄉鎮企業的發展》、李慧中的《社會主義土地收費來源》和王廣謙的《穩定貨幣供應增長率問題》等等。現任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的王廣謙當時還是在學研究生。總體看，這壹期的作者陣容，以首次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的新面孔居多，包括中年和青年作者、北京和外地作者。從文章選題看，這期刊登的文章中過去未曾涉及的題材還有《香港經濟—壹個值得特別研究的題目》（陳可焜）、《小經濟與大生產》（許隆）和《市場“自發性”小議》（博華）等。國家計委劉洪、魏禮群的《正確處理“七五”計劃中的幾個重大關系》壹文，題目似乎並不新鮮，內容卻是最新的。該文是正面闡明1985年9月23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審議通過的《中***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精神的，在第壹時間傳遞了改革和建設的新的戰略部署的信息和指導思想；而且，它論述的第壹個關系就是“正確處理改革和建設的關系，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互相適應、互相促進”。“七五”計劃《建議》是貫徹實施《中***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重大步驟，這正是讀者所關註的。
1984：轉型啟動靜悄悄
外界感覺到“《經濟研究》變了”，是在1985年，其實，《經濟研究》的變化不是自1985年始。我在1983年7月接任《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壹上崗就開始在考慮怎樣才能使《經濟研究》走在改革開放前沿,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可是，刊物面貌在壹定時期有它的慣性，不是想變就能立即變的，因為它依賴於作者隊伍和編者隊伍狀況，改變需要壹個過程。所以，《經濟研究》在1983年下半年還看不出什麽起色。不過，這段時間還是為《經濟研究》啟動轉型作了壹些前期準備。1983年9月，為紀念剛病故的我國經濟改革先驅、資深經濟學家孫冶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經濟研究》編輯部在他的故鄉無錫市召開了孫冶方經濟理論討論會，與會者有200余人。會議在全面評價孫冶方經濟理論的同時，還突出頌揚了他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學風和勇於突破不切實際的傳統理論的創新精神，這正是《經濟研究》實施轉型所要倡導的。《經濟研究》發表了這個討論會的主要文獻和會議《紀要》。編輯部還利用該會時機，在會後召開了《經濟研究》通訊員會議，廣泛聽取通訊員反映各地讀者和作者對刊物的批評和建議。此外，編輯人員還分頭走訪了所內外研究單位、高等院校和經濟部門的壹些作者、讀者，聽取他們的意見。讀者對刊物論資排輩在顯著位置發表個別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別反感。有的讀者批評《經濟研究》有些文章讓人“難讀、難懂、難受”，此話雖難聽，但說得中肯，難聽也得聽，聽了才能改。
《1983年 工作總結 》對當年刊物狀況有這樣的評估：“理論和實踐結合好、質量高的文章少，壹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於壹般議論，不解決實際問題；或者太實，理論高度不夠；或者缺乏新意，沒有深度。”
《經濟研究》轉型是在1984年啟動的。但限於當時條件，只能逐漸推進，因而轉型啟動可說是靜悄悄的。1983年底，我們在前期調查研究基礎上擬了個《關於1984年改進編輯工作的設想》。其中著重提出“編輯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質量為中心……努力改變《經濟研究》還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狀態”；“進壹步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經濟研究》的內容，要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擺在首位，同時要堅持和發展學術性刊物的特色”；“改進同作者的聯系，擴大作者隊伍，吸引更多質量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擺在首位”，無疑更要將改革探索擺在首位。編輯部內部明確這個指導思想後，在1984年第1期就通過編者按亮明編輯部的期望：“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基礎到方案設計，包括總體設計和分部設計，都有許多問題需要從理論上進壹步深入研究和討論。這是經濟理論戰線上刻不容緩的任務。預期在新的壹年裏，經濟理論界同實際經濟工作部門的同誌將更親密合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國情出發，勇於改革，勇於創新，***同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本刊願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提供更多的篇幅，圍繞這個主題開展討論，廣泛反映不同的理論觀點和改革建議。”這是向作者和讀者釋放的關於刊物重點轉移的壹個信號。該年實際發表了約70篇直接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壹期有八九篇，內容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模式選擇、國有企業改革、農村改革和經濟各部門、各領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論文是為《中***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起草直接準備的，如1984年第12期發表的馬洪《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就是由個別領導人授意專門為《決定》起草探路撰寫的，曾在高層內部傳閱，聽取反應；它的主題是論證“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以此作為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
刊物質量反映編輯工作質量，編輯工作質量反映編輯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編輯人員素質主要體現在出題、組稿、審稿、選稿、編輯加工等各項工作中，因此刊物改變面貌要從提高編輯素質做起。1984年，編輯部圍繞《經濟研究》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不相適應，同它在全國經濟學界的地位不相適應的問題，在全體編輯人員中認真討論了如下兩個問題：（1）什麽是《經濟研究》的新局面，《經濟研究》要開創什麽樣的新局面？（2）怎樣理解理論聯系實際，《經濟研究》怎樣才是真正貫徹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經濟理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服務同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學科建設是什麽關系？通過討論，盡管還說不上思想統壹，但大多編輯對刊物轉型方向還是加深了認識，在組稿選題和來稿選用的標準掌握上有了更多的***識。
80年代《經濟研究》轉型最大的困難是作者隊伍青黃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識結構、從蘇聯範式中解放出來的尚屬少數，而年青作者隊伍的形成剛剛開始。編輯部決定打破成規，敞開大門，大量吸引新作者，擴大作者隊伍。選稿、用稿和版面安排壹律以文章質量為準，對作者不分親疏，不論資歷，平等對待。1984年，經濟學研究生畢業的還不多，編輯部就盡力從在校研究生中發現有成長前景的作者。如該年第10期同時發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論文，包括樓繼偉、周小川的《論我國價格體系改革方向及其有關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探討》和陳宗勝的《指令性計劃如何運用價值規律和經濟杠桿》。這壹年，第壹次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經濟研究》開展了壹次中青年優秀經濟理論文章評獎。評選範圍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經濟研究》發表的文章，入選十篇（論文九篇， 調查報告 壹篇）。我在為獲獎作品撰寫的評論（《面向經濟實踐 推進經濟理論》，《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中闡明了這些作品入選的理由。當然，它們的入選只能是在當時情況下比較而言。編輯部要向讀者和作者表明的是刊物倡導什麽樣的方向。
經過近壹年半時間的邊編刊物邊調查研究，我擬了個《關於編輯工作的幾個方針性問題的匯報提綱》，於1984年12月1日報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分黨組，並獲批準，隨後又得到編委會認可。這是《經濟研究》實施轉型的總綱。這個問題擬在專文再談。
正是經過1984年靜悄悄的啟動，《經濟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確的新的編輯方針以更大步伐推進轉型。1985年也有若幹重要活動和措施對刊物轉型起了推動作用。限於篇幅，本文就不細說了。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